《鬼子来了-姜文》——鬼子与“我”

有人说,这片子反映了国人的愚昧,也反映了他们的善良云云。不过我倒是没看出片子里中国人善良在哪儿。什么是善良?舍己为人才是善良。电影里谁舍己为人了?一个个都是心怀鬼胎,打着小算盘;善待俘虏?那也只是因为“我”命难违,不敢虐待罢了。其实《鬼子来了》里的每一个中国人心里琢磨的,无非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如何让自己置身事外,免于“负责”。

“负责”在中国历来不是什么好词。《文子•上仁》:“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为,则智日困而自负责。”这里的“负责”,是“失职”的意思。《南史•褚彦回传》:“家无馀财,负责数十万。”可见“负责”又成了欠债的代名词。又是失职又是欠债,自然人人不愿“负责”。所以几千年来,中国人在“打太极”方面的技巧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无论贤与不肖,人人无师自通,真正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神秘人“我”拿枪指着马大三,逼迫其收留花屋小三郎和董汉臣,可谓本片第一个“不负责”——把本该自己处理的问题硬塞给别人;马大三接了这个烫手山芋,也不含糊,编了一套“要咱全村人的命”的瞎话,把整个挂甲台都拖下了水,这是第二个“不负责”——把自己的责任,分摊给群体。

接下来,所有人都打了一圈太极:五舅姥爷净说些无关痛痒的屁话;二脖子和六旺只会起哄;八婶子不肯借白面,四表姐夫和一刀刘唱双簧,蒙了全村的人,还骗了一包豆子;只有七爷嚷嚷“我一手掐吧死俩,刨坑埋喽”的豪言壮语,但他却是个残废,被人目为疯子。最后登场的高少校,竟然让已经投降的日本人动手,斩杀了自己的同胞。借刀杀人,这是最后一个不负责。

相形之下,倒是鬼子还实诚点,野野村每次出巡,总是要给村口的孩子一些糖果,少有失约;因为花屋的一个画押,酒冢又是送粮食,又是搞联欢,无论心里是多么不痛快,表面上至少是履行了责任。

对责任和信用的态度,是中日文化大异其趣的地方。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专制,权利只是对统治者而言的,百姓只有承担责任的义务。正所谓“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们千方百计逃避义务,不愿负责任,只是对专制暴政的消极反抗,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而日本文化虽然也带有强烈的专制色彩,但其本质上却是封建等级制的。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各守本分,身份固定,产业世袭,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大都有限。占社会支配地位的武士阶层,保留了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好气任侠之风,重名誉,重然诺;日本带有世袭性质的商业和手工业,也培养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信用体系。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不同的命运。

又有人说,这片子反映了日军残暴的本质,“世界上竟然存在这么一个不讲道理的民族”云云。我倒认为,也不光是日本人,历史上凡侵略者,嘴脸都不会好看。匈奴人、蒙古人、满洲人屠灭的人口,造成的破坏,说实话日本人还真瞠乎其后;更何况日本最终战败,而满蒙可是立国称帝,统治中国几百年之久。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似乎都和“当年中国可打到黑海了啊”之类莫名其妙的自豪感联系在一起,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仇恨。这种矛盾心态,也是《鬼子来了》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歧视与同化。

关于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袁腾飞说得很妙:“中华文明五千年,我们靠什么存在了五千年?不是因为我们很能打仗,我们历史上亡国的时候多了,但是谁灭了我们,谁就变成了我们。蒙古人灭了我们,它就变成我们;满清灭了我们,它就变成我们;如果是日本人灭了我们,那中国就57个民族,多一个日本族。今天日本列岛说汉语,我们的文化太了不起了。”虽为戏谑之语,但大致不差。

满蒙初入中原,对汉人倍加歧视,人分四等,剃发易服,无非是出于征服者身份上的优越感。不过,由于文化上的落后,使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却是深深敬畏,尊孔读经,开科取士,原样照搬。久而久之,骑射全忘,变得比汉人还要汉化,这是正向同化。

奇妙的是,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又远不止于此,还有一种更厉害的反向同化,即落后同化先进。用鲁迅的话说:“每一新思想,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片。”中国人总是习惯用自己那一套陈腐逻辑来解释新事物,使之迅速庸俗化,最终使之变为自身传统观念的“新说法”,从而扼杀任何新生事物。

比如把民主解释为“为民做主”,把“自由”和“散漫”等同起来。这种化神奇为腐朽的能力,从《鬼子来了》中的一段滑稽唱词可见一斑:“皇军来到咱家乡地 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皇军来了救苦救难 咱应该大开门户如迎亲人一般~ 八百年前咱是一家 使的一样方块字 咸菜酱汤一个味儿 有道是:打是喜欢骂是爱~“八格牙路”我不见怪 往后哇,“咪西咪西”皇~军~他给~~”。

按理说,嫁接了西方工业文明的日本,在文明层次上已经高于中国文化,然而本质上却是排他的,等级森严的。他们注定无法同化中国人。中国文化是一种世俗气和生活化的文明,注重感情的调剂。拉关系,攀交情,乃是中国人的拿手本领。无论什么样的敌人,在中国人的腐蚀拉拢下,也就和光同尘,认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慢慢地“咸菜酱汤”一个味了。

片中花屋小三郎从满口支那猪到一遍一遍“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的转变,中国毛驴突然趴在日本马背上的隐喻,难道不是这种反向同化的反映?可惜日本人终究是日本人,还没有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荣幸,他们对于中国人,在歧视的背后,始终怀有深深的戒惧。

联欢会上,愚民六旺把手搭在酒冢的肩上,道出了这种微妙的情绪:“哎呀,看把你给吓的,别怕别怕。 一会你见着人就塌实了…… 那可不,你啪啪的放枪,你嗷嗷的骂人,不是怕是啥?”这番话过后,日本人突然暴起,开始血腥屠杀。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仅仅因为身份认同的问题,是不至于引发屠杀的,关键就是这种“怕”在起作用。酒冢对于征服者身份的不断强调,使本来已经很飘飘然,接近于反向同化的花屋和野野村骤然省悟。

对于同化,对于变成自己所歧视的支那猪,变成“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的深深的恐惧,使他们毫不犹豫地拔刀相向,杀死前一分钟还在与自己称兄道弟的中国人。屠村结局的实质,并不是单纯展现日军的残暴和不可轻信,反而是表现了日本人在中国文化面前的无力感——他们既不能同化中国人,又不愿被中国人同化,除了屠杀,别无选择。而屠杀只能激起反抗……这一切,不正说明了侵华的彻底失败吗?

《鬼子来了》最令人费解的地方,就是那个神秘的“我”究竟是谁?这是《鬼子来了》最核心的寓意所在。

在影片开头,“我”似乎具有至高的力量,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抓住日本人,也可以就凭一把枪,几句话,把一群中国人摆布的服服帖帖,惟命是从。同时,“我”也惯于撂挑子,不讲信用,把本该由“我”处置的日本人和翻译官,硬塞给无关的人;说好年三十来拿人,却杳无音讯,留下一个烂摊子,让别人去顶缸。

在片尾国军高少校的慷慨陈词中,有这么几句话,堪称全片首尾呼应的点睛之笔:“ 我高某人的双亲,就死于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下;我这个左腿,也是与日军最后一战被打碎的;谁最有权利杀死这些当过日本军的人?谁最有理由报仇雪恨?是我高某人;而谁也最不能这么做? 也是我高某人。”这段话,堪称全片“我”出现最多的场景,尤其是最后两句,不正是对“我”的最好描述么?

“我”可以是五队长,可以是高少校,也可以是“他老人家”;“我”可以宣布绝对不抵抗,把整片国土拱手让人;“我”可以三分抗战,七分应付,游而不击,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把戏;“我”自然也可以大摇大摆下山摘桃子,以德报怨,不要赔款,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一句话,“我”“最有权利”。正是“我”,逼迫无辜的马大三窝藏了花屋;也正是“我”,让日本人要了全村人的命。鬼子来了,皆因“我”而起;马大三死了,是“我”假手日本人砍了他的头。“我”才是整个悲剧的制片和导演。

鬼子虽然来了,他们终究是打酱油的,总有一天要夹着尾巴滚蛋;然而“我”来了,就不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我”是谁,马大三说:“知不道”,挂甲台的一帮愚夫愚妇“知不道”,日本人也“知不道”,你问我,我更“知不道”。所谓“知不道”,也就是“不知道”,根据鲁迅的说法:“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

那么,“我”到底是谁?

知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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