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创始人施振荣:柳传志是我印象最深的探矿人 (ZT)

转载 2005年05月28日 14:42:00

本报主笔 许知远 记者 黄继新 北京报道

  家里经营的小生意为施振荣提供了最初的商业教育。

  他发现卖文具与卖鸭蛋原来是两种不同的生意,前者的利润高但资金周转却慢,后者的利润微薄但资金每两天就可周转一次,现金流运转快的鸭蛋生意能赚更多的钱。为了追回欠款,长辈有时一大早就到欠款人家里喝茶聊天,耗上大半天,也可能空手而归。当日后创建Acer(宏基)后,施振荣将深感财务上的管理是多么重要。

  那是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尽管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运来大量的黄金与外汇储备,美国人提供了新的援助,但没人能够预测未来的台湾奇迹。主宰台湾经济的,是以蕃薯为代表的农作物,村里的杂货铺是重要的商业流通方式,所谓现代工业不过是纺织、塑料、人造纤维这些轻工业品,它们缺乏技术含量。生活困苦、节奏缓慢,回忆起来甚至不无田园诗情。 

1976年创办Acer前,施振荣拥有令每个知识青年深感羡慕的一切:理想、才情和幸运。大学时他一心要成为交通大学的校长。28岁时,他开发了台湾第一部电子计算机,到了32岁,他被评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如果不是他任职的荣泰电子陷入困境,他可能仍会在技术开发主管这样的轨迹上继续发展下去。

  接下来的故事,已是台湾乃至整个华人世界耳熟能详的传奇。在台湾新的商业版图中,最多只有张忠谋可以像他一样富有代表性。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Acer走出与几乎所有华人企业不同的道路,它要创建自己的品牌,而非仅仅靠压低成本的代工。到2004年底正式退休时,施振荣是全球高科技产业任职最长的领导者,而在华人的企业领袖中,他看着曾经的领跑者一个个倒下,而在自创品牌这个领域,他可能是惟一的成功者,尽管Acer的道路上也面临着几次重大的挫折。

  Acer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它的公司规模,而是它在华人商业世界中少见的创新力,这既包括在产品本身的创新,更包括它的组织形态上的探索。施振荣对新领域开拓的兴趣,远远大于他对于旧领地的控制欲,他于个人创造性的尊重、对实验行为的推崇,在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即使不是独一无二,也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人选之一。他在六十岁时,就勇敢地放下了权力,在他退休生涯中,致力于让自己成为一名商业思想家,期待用自己积累的智慧帮助整个亚洲企业的成长。

  5月15日,他与《经济观察报》两位记者分享了他的经验。两天后,在财富论坛上,他宣称亚洲将成为世界创新的中心,但对于中国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激励机制。如果10至20年建立起这样的机制,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创新核心。

  “每个人都会跑到这里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贡献出来。”

  访谈

  经济观察报:回望28年的历程,你怎么理解自己在全球华人企业界里的地位?

  施振荣: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中国人积弱百年,没有现代化,在国际上被看不起。那你是否有心去改变这种情况呢?有心的人就会有行动。例如早期的王安,他虽然在美国创业,但仍然有华人的传统。另一个有心人是创立CA公司的王嘉廉,当然王嘉廉的模式不见得对华人适用。

  个人电脑行业就像是世界杯足球赛,或像是奥运会的田径赛,是较受众人瞩目的赛场,我们在这里取得一定地位,会对华人企业起到鼓舞作用。我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华人建立全球性的企业。

  企业品牌跟两个点有关:一是创新,一是国际化管理。欧洲创新实际上从工业革命开始,现在轮到了美国。东印度公司是近四百年最早的国际化管理案例,而美国的国际化管理从雷鸟(Thunderbird)商学院开始。雷鸟曾是美国二战时的空军训练基地。五十年前为什么会有这个商学院?因为美国人认为他们要实现国际化但人才不足。美国五十年前才开始培养国际化产业,那么国际化需要多少时间?日本企业在创新方面做得很好,但现在看来,他们的国际化管理却不是很理想。国际化必须信得过当地人。

  因此,宏基的20年,在华人企业国际化的历史中是很短的一段。今天有这样一个结果,应该让人鼓舞。如果我们做得好,可能跟日本相比能后来居上。即使日本这么强大的经济体,也还在学习国际化经验。台湾企业可以先走出去,大陆企业比较慢一些,因为他们一方面有很大的创新阻碍,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庞大的国内市场。

  这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很重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训练足够多的营销人才。华人企业要国际化,就需要大量的营销人才。台湾缺乏一个规模市场的管理机制,以致台湾企业20年来在国外吃亏。台湾做得再好也是小市场的管理模式,对大市场不太知晓。

  经济观察报:你怎样看待大陆企业,他们的弱项和强项是什么?

  施振荣:强项是人才和进取心。我20年前创业时建立的企业虽小,但人才优秀,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强项。

  而大陆企业现在最大的弱点是产品创新不足。难道是华人的技术不行吗?微软在北京的研究中心,所做的创新都是世界顶级的。那么,是人才的问题吗?也不是。是环境的问题,是企业缺少一个让他的资源和资金持续投入、不断进步的环境。另外,企业走上国际化路线,才能成长,让最重要、最好的产品在成长过程里少缴学费是要着重考虑的。

  经济观察报:虽然国内市场规模庞大,但过于激烈的竞争让很多中国大陆企业迫于应付低利润竞争,而没有足够强大的资金投入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

  施振荣:不完全是资金的问题,是创新的问题。我在20多年前已经有了一个想法:除了现有的产品,应该不断有新产品出现。举个例子,就像买保险一样,在我还有能力的时候,攒一点钱买保险。挣100块钱拿出30块钱买保险,但那30块钱当做新的开发投入会带来回报。当你赚到很多钱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扩大规模,但加大投入会使利润降低,利润降低就会加大企业的困难。所以,为了改变这样的状态,要一边扩大现有产品的竞争力,另一边要加快新产品的开发与研究,新产品不断出现会带来新的市场扩张力。原来的产品在赚钱,新的产品也在赚钱,企业才会越做越大。就像在挖矿的同时也需要探矿一样。

  经济观察报: 你怎样养成这样不断探求的精神?

  施振荣:可能是基因吧。这个基因让我在大学里就创立社团,让我做台湾第一台计算器,让我在台湾创立很多第一。人生定位需要自己去做。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别人做的我就不做,这个社会不差我一个人去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但这个社会差一个人去“探矿”。“探矿”不能光凭理想,而要有务实精神。“探矿”的过程中,很多人在没有指望时就会停下来,有多少人会继续投入资源呢?我会先找一些小的矿去开采,去赚钱,等有了很多积累、有了资金后,我再会回来继续“探矿”,反正还没人发现它。

  经济观察报:30年来,台湾的政治和形势的变化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施振荣:20年前的情况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大学毕业后,没有很好的职业提供给我们。很多人去了美国,我在这边和朋友一起“探矿”,也可以做到不愁吃喝。现在情况不同了,“探矿”的人很多,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都来“探矿”。其中有些人不自量力,结果死掉。面对这样的情况,企业应该转型,过去的一些模式和想法都会变成包袱。人多是包袱,设备太多是包袱,我们应该放下这些包袱,企业不断转型才能进步。

  经济观察报:谁是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探矿”人?

  施振荣:在认识的几个人里面,我认为柳传志杨元庆李东生张瑞敏是这样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他们的经营理念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们一方面要做好中国大陆市场,另一方面还要有自耕精神,这一点做得比台湾企业家好。

  大陆企业家现在已经做得很成熟,但单考虑大陆的这一块市场,再怎么做也不会太有效,也会有约束。他们要走国际化的道路,也要探“新矿”。所以,海尔也做电脑做手机,但它却离开了原来的核心业务。当然,大企业拥有很多财力时,什么都可以做,但探求“新矿”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要有一个好的管理。三星很国际化,他们什么都做,但他们也是被逼出来的。在1997年亚洲危机时,三星放弃了汽车,着力发展电子、手机和电视机,这种做法很独到。

  经济观察报:那么,企业应该保持怎样的规模呢?

  施振荣:企业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企业的最大价值应该是为相关者——投资者、员工、供应商和经销商做出最大贡献。企业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资金和人。企业规模并非越大越好,重要的是成熟度。企业太大,会比较沉重,太小了又缺乏竞争力。

  经济观察报:在十年以前,人们不会像现在这样谈论华人经济。你对此怎么看?

  施振荣:在早期,无论是在台湾、东南亚,还是中国大陆的华人企业,都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华人有一个统一意识,那就是儒家思想,就是如何聚集人才,聚集一些好的人才并合理地分配他们去“开矿”。李嘉诚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他把握了一些“探矿”的机会,请别人来参加,这都是华人成功的原因。

  在东南亚和台湾有一些华人的失败,其原因是资金出了问题。他们的很多资金是借来的,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华人企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因为华人喜欢控制权,尤其是控制股权。企业发展就要扩充资金,有时候需要向银行借钱扩充资金,如果发展顺利就不会出问题,但如果不顺利,企业的发展会陷入被动状态。

  现在,很多华人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在逐渐参与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企业做得好,可以向资本市场借钱。资本市场的钱和贷款不一样,资本市场是自己的钱,股东如果没有信心可以把股票卖出去。

  经济观察报:在你接触的企业家中,30岁左右的年轻人和你这一代人有什么不同?哪些东西更优秀,哪些东西更糟糕?

  施振荣:过去在宏基,我有一点被架空的感觉,我难以接触到底下的年轻员工。做企业要考虑争一时还是争千秋,年轻人可能大部分争一时。我给他们的忠告是,不要光看眼前的一时。其实,老一代很辛苦,把握了一些机会来创造企业,希望企业能够长久地发展。

  经济观察报:在上世纪90年代,太平洋沿岸都在谈论“大中国”。10多年过去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施振荣:市场就是创新的龙头,是经济的龙头。

  人才是最重要的。大陆每年都有大批人才涌现出来,这里面不包括劳工,主要是知识分子,因为大量的创新是靠知识分子实现的。我们的知识分子是世界第一的,但需要给他们一种机制,能够使他们发挥作用。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创新,而创新的发动者就是知识分子,亚洲是未来创新的中心,这最多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施振荣:以前我们乒乓球比赛拿世界第一,现在我们在一些田径比赛中也拿第一了,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一早晚会实现。不用太着急,时间在我们这边。华人在未来对世界的影响是重要的,从历史上看,我们有过创新的第一,不靠人多,靠环境。唐朝时,我们就已经形成了国际中心。唐朝的长安就像是现在的纽约。唐朝时的中国只有两千多万人,所以说创新不是靠人多,但是,人多可以创造一个大的市场,外国人看到的就是中国的这个市场,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市场发展自己。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市场、人才、创新、资金协调起来建造好的平台。美国有最好的平台,但现在也有问题,他们走到极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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