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文化与个体焦虑

 

卡伦·霍妮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条分缕析地阐述了一些心理障碍的根源，以及与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明确指出了“心理问题并不仅仅是偶然的个人经历造成的，它还受到特定文化条件的影响”。

霍妮发现，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都面临着一些同样的内心冲突。“是什么文化条件形成这些冲突？”
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分析个体心理问题，这与阿德勒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尽管霍妮在书中评论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分析，是“对心理过程富有创造性的洞见，但是缺少实用性（sterile）”，然而有趣的是，将两种心理分析的观点对照来看，竟发现许多共同的关注点和相近的主张。

I. 竞争、焦虑与敌意
霍妮提出患者共同的基本特征，在本质上是由时代和文化中存在的困境造成的。如果个人主义的竞争精神充斥于整个社会，必定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同时，“如果个人与文化所认同的抑制相一致，那么我们可能意识不到自己身上存在着与文化观念中惩罚、批判或孤立有关的焦虑。”
竞争，同样也是阿德勒的关注点，他认为现代文化在经济上的基础，是个人竞争的原则。“为了艰苦的生存竞争，人们的社会感可能会被扼杀，失去与他人合作的兴趣，仅关心自己和给他人留下的印象，这造成他们对世界的敌视态度。”
霍妮还详细论述了敌意与焦虑的相互作用：“焦虑的根源在于敌意。由于迫切需要消除这种从内部威胁自身利益与安全的危险情感，反射的过程开始了，个体把他的敌意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应激性敌意如果受到压抑，也会产生焦虑，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除了竞争所带来的焦虑之外，霍妮还指出了我们在满足物质需求方面受到的挫折。“在我们的文化中，出于经济的原因，我们的消费需求不断受到广告刺激，而实现和满足却要受到种种限制。”
霍妮认为，个人愿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可能只是带来对欲望的压抑和现实的痛苦。“只有这种冲突产生了焦虑，而且缓解焦虑的尝试反过来又导致了各种防御倾向，这时神经症才会产生。”

II. 社会感与孤独感
霍妮层层递进地论述了焦虑的扩散和投射，以及由孤独感引发的过激反应。“如果一个孩子十分孤立，不能丰富和拓展自己的经验，会更容易受到伤害，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在内心不断增长的孤独感，以及置身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无助感，会使人对环境做出激烈反应，慢慢形成一种性格态度。”
霍妮将导致个人孤独感的因素概括为：竞争、同胞之间潜在的敌意、恐惧、摇摇欲坠的自尊心。因此在我们的时代，“产生了用爱来作为一种补偿的强烈需要。爱的获得使人感到不那么孤独，不那么缺乏自信，较小受到敌意的威胁。”

霍妮对爱的需求和获取有独到的见解，并相信消解焦虑与恶意的良药无疑是温暖的关爱。“如果一个孩子足够幸运，有慈爱的祖母、善解人意的老师、一些好朋友，那么他与他们相处的经历，就足以使他避免感到别人都怀有恶意。”

爱符合生命需要，然而存在着对爱的病态索求，显著特征就是强迫性，“只要一个人被强烈的焦虑所驱使，结果必然是丧失自发性和灵活性。”

III. 建设性工作与社会价值
霍妮根据经验判断，“对爱的需求可能被压抑得非常深，以至于对物质的贪婪会取而代之。”她对此给出中恳的建议：“只要一个人以某种方式获得了安全感，比如做建设性的工作、感到被爱、获得成功，贪婪就会减弱甚至消失。

如果患者能够从事某种建设性的工作，一种良性循环就会开始：“他的自信心得到增强，因此夸大幻想和过分焦虑也就没多大必要了。”
与霍妮提议的建设性工作相对应，阿德勒建议，增强合作与社会感有助于减少敌意，缓解焦虑。用社会感抵抗焦虑的原因在于，我们可以在交流的过程中获得“移情”。

谈到交流对于理解人性的必要性，阿德勒形容我们从小难以获得与他人深入交流的机会，如同周围树立起了一道道壁垒。由于人与人缺乏足够的交流，彼此之间就极易产生敌意。他认为我们的教育中，“激励野心的教育方式”与社会生活相背离。

最后，两位心理学家都强调性格和心灵的成长：“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性格远比症状重要，因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是性格。”“我们的心灵终生都处于不断的尝试之中，为了寻找正确的答案，让自己不断进步，如同在持续做一项实验。”

个体对抗时代焦虑和文化困境的最优解，或许终究是落在心灵成长的区间。从追求个人价值拓展到创造集体价值，跳出小我的局限也就打破了自身焦虑的桎梏。在行动和感觉上对自身以外的事物予以感知和认同，我们的生命随社会认知的发展而拓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