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香港造芯片了！

港产芯片“狮子山”3月底曝光，这一消息在全球科技界和产业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项技术不仅刷新了我们对芯片技术的认知，更是引领了一场科技革命的新浪潮。

“狮子山”可谓卧薪尝胆。香港狮子山高495米，可眺望港岛、九龙、新界。

20世纪70年代，电视剧《狮子山下》见证香港经济发展。顾嘉辉、黄霑和罗文共同演绎的同名歌曲，成为港人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写照。

对香港有了解的朋友应该能明白，用“狮子山”这个港人精神图腾为芯片命名，说明对这个项目抱有很大的期待。

也不难理解港人的心情，用梁振英的话说，香港未来“食粥食饭”，就是看创新科技能否发展。

在香港做芯片的，都是内地人？

据悉，这款芯片的研发是由李家杰家族办公室"赋生资本"以及两家企业合作完成的。

具体来说，赛昉科技和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香港设立联合创新中心，共同研发并应用这款芯片。

此外，"狮子山"芯片的研发还得到了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的支持，该公司与赛昉科技和超聚变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旨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这表明"狮子山"芯片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香港在半导体领域自主研发生产的重要里程碑，象征着香港产业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

“狮子山”由两家企业合作研发。一是李家杰家族办公室"赋生资本"孵化的创科公司赛昉科技，一是从华为独立出来的算力基础设施及服务供应商超聚变。

同为李家杰家族办公室投资的“港华芯”，去年出产160万片，已经在内地大量应用。

虽然芯片公司存量不多，但增量不少——主要还是和内地有关。

根据香港公司注册处的数据，近两年，每年大约有五六百家和芯片、半导体或微电子有关的创科公司成立，其中近三分之一有内地背景。

2015年，乘内地“双创”大潮，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成立。官方机构在介绍香港的初创生态圈时，强调扶植“本地初创企业”，或具有“香港基因”的独角兽企业，其次是利用香港作为“大湾区的联系人角色”，吸引国外创业家来港，踩跳板发掘中国内地商机。

实际上，无论是造芯片的，还是做科创的，大多是内地人。

从这些公司的命名不难发现。有达4成的新创科公司是以普通话拼音、内地省市命名，或使用内地专有名词（如“信息科技”或“技术”），而非香港惯用的“创科”。

即使有些创科公司以外国命名（最常见为日本和德国），其他信息却使用普通话拼音。它们可能是内地独资、中外合资企业而非纯外资。

为了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政府确实不遗余力。

即使受到禁令影响，中国香港的身份依然能够发挥某些作用。

香港芯片发展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香港能不能发展半导体产业，核心原因和土地面积无关，和地缘政治有关。

新加坡虽小，半导体产业链却相当成熟，拥有IC设计、制造、封测等完整环节。近年更是突飞猛进，行业产值在整体制造业的比重已经接近50%。而新加坡面积只有719平方公里，香港是1106平方公里。

新加坡本身的底子很好。21世纪第一个十年，新加坡半导体企业数量已经超过300家。其中包含40家IC设计公司、14家硅晶圆厂、8家晶圆厂、20家封测公司。像德州仪器、意法半导体、英飞凌和美光的亚太总部都在新加坡。

2018年中兴、2019年华为等中国公司先后被美国“制裁”，中美芯片竞争逐渐加剧，半导体产业链也呈现出“脱钩”态势。很多企业转向新加坡投资。比如，Soitec计划在新加坡投资4亿欧元（约4.4亿美元），将硅晶圆厂产能提高一倍等等。

2020年，新加坡公布其国立研究基金会（NFR）“研究、创新与企业2025计划”，在2021—2025年间，新加坡政府将维持对研究、创新和企业的投资占该国GDP的比例为1%（即大约250亿美元），以支持电子半导体行业，抓住新的增长机会。

柳暗花明，把握“芯”机

2024年1月24日-25日，第17届亚洲金融论坛（AFF）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各界精英结合当今地缘政治日渐严峻、全球经济衰退风险未退、脱钩断链等世界发展趋势，全面剖析2024年全球经济动态，推动各方携手协作，探讨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发掘多边合作机遇。充分展现了以“港”为桥，激活全球金融的信心与决心。

结合近两年行业内发生的“缺芯”事件来看，香港更是在新一轮的芯片发展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香港背靠大湾区，有着独一无二的“市场优势”和产业集群。

根据数据显示，全国存续在业的集成电路相关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其中广东位列全国第一。具体而言，深圳和广州位居全省前列，佛山、东莞、珠海亦表现亮眼，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逻辑值得其他地区效仿学习的。

如广州的优势集中在应用和制造；深圳、珠海强在产品和设计；澳门的科研水平世界领先；香港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拥有国际经验。多方势力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中国芯片版图格局不可或缺的一隅。

有人称“华强北离不开香港，就像西方离不开耶路撒冷”，香港像是一只吞吐芯片的巨兽，源源不断地将华强北的芯片出口，又将世界各地的芯片聚集到华强北这片热土。

香港处于大湾区核心位置，是内地与全球市场的沟通桥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使用了全球四分之三以上的半导体，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进出口市场之一，拥有能成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和价值链关键枢纽的巨大潜力。

当前，电子产业仍然是香港的商品出口收入来源，占2017年香港出口总额的66.2％，此类商品中约四分之三为半导体器件，其余还包括电信设备、计算机项目、视听设备等消费类电子产品

在当前国际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形势下，香港作为亚太地区电子零件及零件贸易枢纽的关税优势将更为凸显：来自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许多产品通过香港再出口到中国大陆，反之亦然。 

香港政府近年来不断调整，例如在2015年将之前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创新科技处独立为创新科技局。香港科技园公司作为香港集成电路产业创新中心，将100亿元香港政府拨款中约30亿元用于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70亿元用于孵化支持技术初创企业。

此外，政府还拨款100亿美元在香港科学园区建立医疗保健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融合的研究集群，以吸引世界大学、研究机构和技术相关领域的企业在香港开展更多的合作研究。

由香港科技园公司所建立的位于元朗创新园的“微电子中心”其占地面积为到3.25公顷，建筑面积达3.6万平方米，主要职能便是支持新一代微电子产品的开发和试产，例如半导体芯包括传感器、第三代半导体和异构集成微电子产品等。

目前，该中心正面向全球匹配微电子行业优质企业，而前面所提的一系列政策配套和资金支持，都会在中心入驻企业身上有所体现。

显然产业配套的加持，则又相当于为香港微电子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地基”未来一段时间，香港集成电路发展仍将倚重分销渠道，而集成电路设计业也存在巨大潜力。

在此之前，香港集成电路设计业已经小有成绩，2015年始跻身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业增速最快的前十城市，2016年以34.34%的增速名列第六，2018年更以132.98%高居榜首。

一批针对特定市场、特定需求的小而美的香港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更是不断涌现。如华大半导体旗下晶门科技专攻触控IC设计，已推出首颗用于PMOLED（被动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面板的触控与显示驱动器集成（TDDI）芯片，目标应用包括可穿戴、智能家居和智能医疗设备等。 

香港各大学电子领域的科研水平在亚洲名列前茅，为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奠定了人力资本的基础；并且现今内地的人力成本与香港已相差不大；为扶植本地IC设计产业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和设立专项资金。

最近，港大工学院新增“微电子科技与技术”专业，为后续储备芯片人才提供更科学的培养机制。

此外，港科大（广州）芯片中央实验室（NICE），是该校大型微电子科研平台及设备首次对外开放，有效实现工业4.0基本全方位感知以及仪器全生命周期管理，是世界一流的芯片实验平台，计划面向产业界和其他高校开放共享。

相信在政府、企业、高校的多方努力下，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正努力弄潮于新一轮科技时代的浪头之上，让我们拭目以待并共同期待，祝愿香港龙腾“芯”年，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香港的机会与新加坡正好“相反”。新加坡承接了外资，而香港承接了“内资”。

虽然美国工业安全局在3月29日发布了芯片管制更新措施，对香港、澳门的科技企业再次做出诸多限制，但香港依然具备独特条件。

或者说，中美在芯片竞争领域就像一对镜像：美国追求技术上的绝对领先地位，强化所谓“去风险”的供应链韧性，而中国力求科技自主创新，供应链自主可控。二者都把芯片视为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要工具，背后是大国实力、制度、盟友与利益之争。

美国掌握着供给侧的技术优势，中国掌握着需求端的市场优势。中国既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又是最大的客户。这种矛盾的关系，不仅是芯片竞争的底层逻辑，也是中美关系的某种底层逻辑。

香港食粥还是食饭，归根结底要看“大环境”。如今连香港媒体也在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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