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中国哲学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中国哲学界所开展的一个重要讨论，就是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讨论。这一讨论是以一种看似假问题讨论的形式出现的，其中所涉及的有意义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有没有“中国哲学”，而是中国有没有西方“philosophy”意义上的“哲学”，能不能采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研究中国哲学，以及如何更好地借鉴西方哲学来研究中国哲学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研究中国哲学当然十分重要。

此次讨论在中国哲学界是相当大的，有很多学者参与其中，并发表了许多文章。

提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学者认为，“哲学”并不是汉语里边古已有之的。在十九世纪之前，汉语里边根本就没有“哲学”这样一个词。“哲学”一词，是十九世纪的时候，日本学者为了找到与英语的“philosophy”相对应的词，而创造出来的。它所表达的是西方“philosophy”这样的一门学问。因此，中国原本没有“哲学”这样的一个词，也没有”哲学“这样的一门学问。那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实际上来看，今天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提出问题的学者是这样看的。

其他的不少的学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哲学”这样的一个词，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样的学问。

所以，这样的一个讨论。可以说，是一种看似假问题讨论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如果仔细的反思这样一场讨论。就会发现，在这个假问题的背后，实际上还是涉及了有意义的问题。这个有意义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有没有中国哲学的问题，而是中国有没有西方“philosophy”意义上的哲学，能不能采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研究中国哲学，以及如何更好地借鉴西方哲学来研究中国哲学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研究中国哲学来说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在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有四个问题需要说明:

1.中文的“哲学”一词从何而来?

2.“哲学”一词如何在中国扎根?

3.“中国哲学”一词如何得以成立?

4.中国有自己的“哲学”的根据何在?

上边的四个问题，是相关联的，一个接着一个。通过这四个问题，咱们来看看“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

 

• 中文的“哲学”一词从何而来？

前文已经说过了，在十九世纪以前，汉语中是没有“哲学”这样的一个词的。“哲学”这个汉语词汇在汉语中出现，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情。

19世纪下半叶，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1829——1897）将汉字“哲”与“学”二字联成的“哲学”一词，用来表述源于古代希腊的西方哲学学说，即“philosophy”。

中国晚清外交家兼学者黄遵宪，将这一词由日本介绍到中国来。

这就是，中文的“哲学”一词从何而来。

二、“哲学”一词如何在中国扎根？

19、20世纪之交，“哲学”一词传入中国学术界后。受到张之洞、张百熙等晚清重臣的反对，而严复、王国维等著名学者则力主接纳。

张之洞当时任湖广总督，主持湖北湖南政务，总督府设在武昌；张百熙当时任管学大臣，管学大臣所管之学是京师大学堂。他们二人，在晚清统治集团中都是开明人士。可以说，都是主张革新的，都是主张改革的。特别是张之洞，对于推动长江中游地区的现代化运动贡献尤大，开创了湖北的近代工业，建立了湖北新军，在湖北修建了一大批新式学堂。可是，他们反对引入“哲学”这样的一个词。

和他们不同的是严复、王国维这些著名的学者，则力主接纳“哲学”一词。正是由于严复、王国维们的努力，才使得“哲学”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刻影响，扎下根来。

严复是晚清大哲学家，他用中国的“理学”来理解“哲学”。他对此有过说明：“理学，其西文本名，谓之出形气学，与格物诸形气学为对，故亦翻神学、智学、爱智学。日本人谓之哲学。”(《穆勒名学》部首按语)他在这里就认为，所谓“哲学”，也就是中国的“理学”；“出形气学”，也就是今天的形而上学；“格物诸形气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物理学等自然学科。

王国维是清末民初的大学者，他在1903年发表《哲学辨惑》一文，批评张之洞等人反对使用“哲学”概念的主张，力主在中国使用“哲学”概念。王国维首先直接对张之洞、张百熙提出批评。他说：“甚矣名之不可以不正也！观去岁南皮尚书（即张之洞）之陈学务摺，及管学大臣张尚书（即张百熙）之复奏摺：一虞哲学之有流弊，一以名学易哲学，于是海内之士颇有以哲学为诟病者。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艾儒略《西学凡》有‘费禄琐非亚’之语，而未译其义。‘哲学’之语实自日本始。日本称自然科学曰‘理学’，故不译‘费禄琐非亚’曰‘理学’，而译曰‘哲学’。我国人士骇于其名，而不察其实，遂以哲学为诟病,则名之不正之过也。”（《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艾儒略是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他在《西学凡》里边就已经有了“哲学”这样的概念，而当时他用的是英语的“费禄琐非亚”，而没有像十九世纪西周那样，把它译为“哲学”这样的概念。）

王国维还进一步把“哲学”概念中国化，认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是中国本来就有的。他说：“今之欲废哲学者，实坐不知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故。今姑舍诸子不论，独就六经与宋儒之说言之。……周子《太极》之说，张子《正蒙》之论，邵子之《皇极经世》，皆深入哲学之问题。此岂独宋儒之说为然，六经亦有之。《易》之‘太极’，《书》之‘降衷’，《礼》之‘中庸’，自说者言之，谓之非虚非寂，得乎？今欲废哲学，则六经及宋学皆在所当废。（《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第5页）（坐：因为。周子：周敦颐。《太极》是周敦颐的哲学名篇《太极图说》。张子：张载。《正蒙》是张载的代表作。邵子：邵雍。《皇极经世》是邵雍的代表作。衷：善。《尚书》里有“唯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他认为，必须要接纳“哲学”这样的一个词，这样的一个概念。

王国维的结论是：‘余非欲使人人为哲学家，又非欲使人人研究哲学，但专门教育中，哲学一科必与诸学科并立，而欲养成教育家，则此科尤为要。’”（《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第6页）王国维主张，在中国的学校里边设立哲学专业的教育。

经过严复、王国维们的努力，“哲学”一词有一个外来的东西，最后，在中国开始扎根了。

三、“中国哲学”一词如何得以成立?

进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国学术界逐渐接受并广泛使用“哲学”一词，并用以表述中外古今的哲学学说，使“哲学”一词不再局限于表述源于古代希腊的西方哲学学说，这就有了“中国哲学”一词。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哲学”一词开始溶入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之中，转化成为中国文化的现实活动，从而得以成立。当时有两个文化现象对“中国哲学”的成立影响很大：

一是中国现代大学中的中国哲学门的设立;

二是中国学者写出了第一批名为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

来看一下，第一个文化现象。

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大学中开始设立中国哲学门。1912年，国立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这是中国现代大学最早的哲学系。1914年，北大中国哲学门开始招收学生。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就是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的第二届学生。在中国哲学史上，冯友兰先生是第一位经过现代大学哲学系训练出来的著名哲学家。1915年，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这是长江流域最早出现的哲学系。后来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恽代英是中华大学中国哲学门的第一届学生。在中共的早期领袖人物当中，恽代英是一位受过专门哲学训练的人物。《恽代英文集》里面就保留了，他读中华大学中国哲学门的时候，所写的一些哲学论文。

中国哲学门的设立毫无疑问，对于“中国哲学”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词的成立，是影响很大的，因为进入了实际生活。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文化现象。

1916年，谢无量著《中国哲学史》由中华书局出版。1919年，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影响是极大的，她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几周内出版，第一版很快售罄，然后不断翻印；《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对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的发展，影响甚大，成为胡适的名著。1922年，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里所说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既包括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又包括了印度文化、印度哲学。1929年，钟泰著《中国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现代大学哲学系的中国哲学门的设立，以及一批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的出版，使得“中国哲学”这样一个词，真正地进入了中国的学术界，也进入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所以，这样一个词由此得以成立。

四、中国有自己的“哲学”的根据何在?

对于大多数哲学家来说，都把哲学看作是爱智慧、求智慧的学问。“philosophy”一词，意即爱智慧。

所谓智慧，它不是知识，不是科学，不是技能，不是某种可以学会、背熟、运用的现成的东西，而是理解和希望，是人们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与世界联系的思想框架，是人们进行文化创造的想像力和批判力。智慧同知识相比，可以说更难获得、更加宝贵。

所以爱智慧，也就成了大多数哲学家所追求的东西。

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当然也重视智慧，也追求智慧。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样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因此也存在着有关爱智慧、求智慧的学问。尽管我们的先人没有把这种学问命名为“哲学”，但并不能由此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这种学问。

举一个例子：

早在春秋晚期，老子就自觉区分了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智慧的追求。在老子看来，人们的认识活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为学”，另一种是“为道”。“为学”是对知识的追求，“为道”则是对智慧的追求。他认为这两种追求是不同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为学是知识的不断增加，为道是知识的不断减少。知识减少了，你获得了什么？获得了智慧。

所以，爱智慧、求智慧，是咱们中国古已有之的事情，老子就自觉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

中国古代的“哲”字，即含有智慧之意。因此，古代就有“哲人”的说法，所谓“哲人”也就是有智慧之人。《礼记﹒檀弓上》记有孔子逝世前所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这里的“哲人”，就是指孔子自己。

近百年来，人们以汉字的“哲学”一词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也正是在于“哲”字的古意中含有智慧之意。西周这样的一个日本学者，第一次把“哲”和“学”，中国的两个汉字连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也就考虑到了“哲”字的古意。由此可见，中国与西方一样有自己的“哲学”。

因此,“哲学”一词虽然晚近才在中国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的哲学发生发展的实际进程。既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是对智慧的追求，都面临相类似的哲学问题，因此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并不是不可交流、不可会通的。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可以运用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对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加以揭示和阐释。中国哲学并不会因此而失去自己的合法性。这就是回答。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中国人关于爱智慧、求智慧的学问也存在着自己的特殊性。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又有着自己的提问方式和思想特点。这是尤其需要注意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