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改革新论

王安石改革新论

陈思王

不契于时代的改变终会被淘汰，不论是落后于时代，抑或是超前于时代。

任何高贵的原则终会沦为世俗的玩具。

王安石乃千古哲人，不管是在文学上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还是政治上开展了历史上引人瞩目的“熙宁变法”，今人都能从其身上体察到他绝伦的智慧与超凡的才能，纵然变法最后走向虚无，成果湮灭无存，今人从其身上，从王安石身处的那个时代上头，还能把握、总结出社会的运行规则与时间无形的大道。
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元年以宋神宗的大力支持走向台前推行新法，其政策的中心思想是“理财”。早在宋仁宗的嘉祐五年，王安石写出了《度支副史厅壁记》，最早提出了“理财”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所以王安石改革的最基本思路便是“理财”，我们研究其变法内容也该以此为出发点。

然而现实却是王安石大力改革后不到十年被赶下台，又过了数十年，反对者对王安石团队制定的政策一一逐渐废除，最终新法碎裂，旧法重回，成果、败笔均成云烟过了眼，走向了虚无。从本质上讲，王安石的政策领先于时代了。俄国有位中国历史学家曾评价，如范仲淹庆历新政只是对中国北宋当时现有的积弊作出改良，而王安石才是真正的大革新，他是全世界史料记载中最早洞悉“金融手段”可以由国家利用来刺激拉动经济的人，其思想的先决性旷古烁今。

不过王安石的改革还是失败的，他不合于民生，不契于时代。王安石携新锐团队勇锉万难立于时代漩涡中心十数年，其遭到的时代反弹、旧有制度的“回复力”只会更强烈。以“理财”思想为中心的变法前后颁布了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保马法等法，具体内容可不究，只需知王安石出发点是理财富国，藏富于民的同时扩充朝廷金库养兵革以图边事。新法确有其效，不过也有反面效果产生。这是在正常不过了，太先进的制度放到一套相对落后迟钝，在当时的时代却是正常的吏制体系里定是无法运转。当时的吏制仍不完善，王安石的新法，下面的官员无法领悟其要旨，不能准确行使其功用，加之地方豪强蓄意干涉，贪污的官吏也从中作梗，百姓的境况只会愈加糟糕。所以说改革不合于民生实际。地方官员郑侠冒死上了一幅《流民图》，第一次让朝廷中人具体看到了地方经济的崩溃，本已是千夫所指的王安石彻底无力回天，罢相而归。虽然王安石以超绝之智慧制定出了接近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但奈何其太领先于时代，终究被排斥出局。

这王安石的失败便是社会运行的一大规律体现，就如汉代王莽，创造性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土地收归国有，其先进性不由我明说，最终结果也是显然的——王莽团队周转不过来，本人身败名裂，黯然收场。

还有一个角度看王安石改革，便是我们试图解释王安石为何从上台到下场从始至终都被人疯狂指责针对？

不妨对焦司马光。王安石与司马光均是百代君子，本也是好友，但从王安石改革开始，司马光便不断反对他，其观点最主要是王安石违背了“孔孟之道”。如果说三代奠定了中国社会人民的基本人格，那么“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为中国思想设定了天花板，创造了基础，百家争鸣，其中孔孟的儒家学说更是走进庙堂，成为了行政主流，“义”与“利”的把握成为了当政者时刻要考虑的事情。而王安石近乎强硬，确有违孔孟之道，所以王安石遭到了大批以司马光为主的儒士不遗余力的攻讦。我从后人的眼光看待，王安石也好，司马光也罢，都是儒士，只不过在政治观点与思想上，以司马光为主的绝大部分儒士遵循孔孟的古老一套，王安石以他睿智的头脑做出了创新，遭到了排斥。从片面上看，就是少数激进派被大部分守旧派攻击罢了。

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封建社会已废过百年矣，儒学定不是万能的治国之道，更不是后来畸形发展的宋明理学的无上大道。儒法结合，王安石的以儒为体，以法为用很先进。但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王安石的创新就是逆流挺进，层层受阻，最终逃不过被时代粉碎的命运。

王安石落幕后，吕惠卿、曾布等变法骨干相继去职，以司马光为首的政治集团取代王安石集团，费尽新法，史称“元祐更化”。王安石与司马光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行君子之道，坦坦荡荡，但悲伤的是，他们两个逝去后，留下的政治余威波及了整个两宋。当年唐代的牛李党争四十年就对官僚体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王安石改革之后的时光，包括南宋，士人自动站成两派，分为“元祐派”“熙宁派”，分别打着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旗号党同伐异，攻讦异己，政治斗争。一般皇帝喜好哪一派的理论，哪一派就嚣张强势，最有名的就是蔡京老贼的“元祐党碑”。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君子过招，竟被后人曲解变味，岂不悲哉！
这便是从王安石改革的后事中总结出的另一条社会规律，便是开篇第二句话。

王安石的变法在我看来是无比的精彩，有很多可以咀嚼之处，时时品味，每品每新。

是为王安石改革新论。

后注：本文一些观点参考了南京大学赵益老师的著作《王霸义利：王安石改革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