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剧-绝命毒师

作者：很爱很爱老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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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绝命毒师》结束已近两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它让主演布莱恩克兰斯顿和亚伦保罗分别以四次夺得、包括三次蝉联剧集类最佳男主角奖和三次夺得最佳配角奖的成绩成为各自提名项目的艾美奖得奖纪录保持者，亦帮助AMC成为唯一一家7年时间内6次夺得艾美奖最佳剧集奖（2008、2009、2010、2011、2013、2014）并坐拥两部最佳剧集（《广告狂人》、《绝命毒师》）的有线台；在这段时间，它以1028万人（A18-49:5.3）的剧终收视跃居美国电视史大结局观看人数第三多的作品。一些观众透过为角色购下墓地和向当年作为拍摄地的住宅的楼顶扔比萨饼等极端方式表达他们的缅怀和敬意，世界各地的网民还在以主人公华特怀特为坐标乐此不疲地对包括史凯勒在内的所有角色做着各种道德观察……《Baby Blue》成为永远的绝唱，但《绝命毒师》却还在透过其缜密的逻辑、立体丰满的角色、自然生动的表演和更高的真实性、思辩性追求感染更多民众，激起他们内心对道德、人性和正义的困惑。

从诅咒到祝福——慢热节奏的跳板

距离唐恩德雷珀在《广告狂人》中向柯达客户展示“旋转木马”创意三个月后，一个腆着肚腩、身着围裙、经济拮据又被癌症无情叩响家门的中年男人走上了当时籍籍无名的AMC舞台，他叫华特怀特。和《广告狂人》不同，《绝命毒师》更多使用富有纪实感和紧张感的手提摄影，故事发生在现代，其中的角色也非衣着光鲜、时常沉沦在美酒佳人的怀抱中，而是凑合着用坏了的热水器、在瓦砾下的寸土间苦中作乐的一家人。诚然《绝命毒师》有较之《广告狂人》更明快的基调、更幽默的腔调和更激烈的戏剧冲突，但它依然在像后者以及后来的《谋杀》一样啃着一块通常不被市场看好的硬骨头——由充满缺点且不讨喜的角色驱动，被角色的人性化、背景化、心理描写和并非一蹴而就的情节和内心波折“拖慢”的节奏。于是，就像花了一集时间设计新秀丽手提箱的唐恩、佩琪和花了一集时间寻找儿子的林登警探类似，对华特怀特由外到内缜密连贯全面的刻画起初受到观众口诛笔伐般的诅咒和质疑。

《谋杀》的制作人VeenaSud认为，较之其他有线台，AMC戏剧更注重小格局内部方方面面的挖掘，节奏也更为慢热（Low-burning）。此外，侧重写实角色驱动、并寄望借此将观众引向对复杂人性和道德议题关注的意识更为强烈和专一。因此，该台作品时常会偏离主要方向，用独立的单集把笔触放在勾勒细节搭建的事态对周遭环境、自身精神层面的余波和对角色动机、行为的“隐形”控制之上——它是系在人物四肢上看不见的线，不是人物服饰上看得见的花纹针脚。它让人物产生，摁着人物的头曲曲折折地走，直到灭亡。

喜爱传统戏剧的观众亲睐这些作品中明快、激烈、直白的戏剧冲突，却往往忽视此类作品情节和人物失真、信息交代过度依靠台词、叙事手法匮乏单一等问题。《绝命毒师》自第一季开始就有意识地摒弃“急功近利地冲向转折、冲突和结局”俗套，透过镜头语言、细节描摹、对比、象征手法，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角色性格、动机、逻辑等潜在“情节催化剂”上。

第一季中，将主人公华特怀特推入制毒道路的生活困境是透过如下渠道展示的。摄影上，华特醒来时正是全家酣睡、天色仍暗的黎明，晦暗的阴影投射在了他无精打采的面孔，也覆盖了墙上象征着他“往日雄风”、“另一种生活可能”的化学研究奖章上，再加上被诊断患有癌症后的第二天他在墨蓝色的清晨孤独地将燃烧的火柴棒抛入游泳池的场景，均在氛围上外化了他自觉被命运抛弃、郁郁不得志、积郁不快的内心。而在细节及对比上，编剧设计了诸多侧面刻画的桥段，如填补家用去洗车店打工却遭老板压榨、课堂上和洗车店里被学生嘲笑、凑合用有故障的汽车和热水器、残疾的儿子在服装店里受到窃窃私语，及在生日派对上聒噪、充满男子气概的连襟汉克的衬托和给女儿取的名字被妻子史凯勒抛弃的细节均在对比彰显他最初羸弱、顺从、内向、老实的性格和对财富、尊严的渴望。心理刻画除了与摄影穿插进行，也尝试使用意象的象征意义。例如华特在洗车店发病晕倒前，曾恍惚中看见一个穿着靓丽的女子倩影踩着高跟鞋走上红色豪车中，这即是其渴望金钱的内心投射。而在得知患病、并第一次透过制毒小赚一笔后，他却在加油站损毁了一个没有礼貌的陌生富人所开的汽车，这一场景与之前的女富人场景形成对比，表现其内心渴望摆脱拮据生活、对无情命途展开控制和疯狂反击的强烈意愿，又与灰质公司往事和参加格雷琴、艾利欧举办的聚会情节呼应，呈现处于低谷的怀特对包括艾立欧在内的富人的嫉妒和对当年抛弃股份、痛失发家机会的愤懑。

不难看出，这些孜孜不倦的细节笔触正是文斯‧吉利根及其编剧队伍在为华特关上制毒外其他选择可能的大门。因为高昂医药费和填补家用而迫切需要在近在咫尺的生命尽头前筹措高达近百万美元的现金，同时，被周围有形无形的贬低、势利眼光放大的内心对尊重的偏执渴望又使他拒绝接受“施舍”，从而最终在机缘巧合下铤而走险选择边缘道路。

对细节的雕琢、对人物刻画及逻辑的重视还体现在《绝命毒师》第一季对怀特、平克曼制毒和杀死“疯狂小八”的桥段里。如野外制毒时严谨的穿着准备、遇见火警六神无主的表现、华特对待地下室中的“疯狂小八”态度的转变——从动手杀人前的焦虑、踌躇，到通过聊天产生好感选择退让，直至面对威胁和“背叛”勒死“小八”及事件余波中内心的挣扎与质变——家庭聚餐时唤起溶尸恐怖回忆的烤肉和第一季结尾在与汉克的对谈中以法律具有历史局限性聊以自慰——均安排了缜密的视角。此外，华特以报警威胁平克曼同自己合作制毒，及后期双方中任何一方只要缺钱就单方面撕毁“不再接触条约”也在撕破角色柔弱表象下自私、利已的本质。

《绝命毒师》的实质是一个善人如何坦然地沉迷于恶行、让结果失控偏离初衷的悲剧，而悲剧的实质是让观众眼睁睁看着幸福“被摔碎”的过程。细腻而具有穿透力的笔墨，如针线缝制出他们的欲望、贪婪、自私、虚荣等贴合人性的形象和背后推动他们行走的“凌弱”的外部诱因（平克曼也因教育问题求职无果、被赶出家门继而被排除在主流社会和命运的怀抱以外），也为角色的变化、演员的发挥、拷问道德的更高立意提供了可对比的参照和稳健的现实主义土壤。没有这些缓慢的努力，观众对剧中情节和人物动机感同身受的代入感不会如此强烈，最后陷入家庭与尊严、生存与良知等两难境地泥潭的恐怖感、焦灼感也不会具有多少感染力，华特在潜意识中将“制毒寻求金钱和尊重”的过程替代“为了家庭”作为目标，而将“为了家庭”这个过去的目标作为如今道貌岸然、聊以自慰的幌子，从而将幸福的家庭和善良的自我一手推向风暴中心直至毁灭的过程和结局也不会具有多少说服力，更不可能令观众有深入骨髓的痛心、惋惜和思考。

道德模糊的“反英雄”人物

戏剧和小说中的“反英雄”人物指一些不具备勇气和道德等理想主义元素、遍身缺点的负面角色。但“反英雄”人物又与传统反面人物不同，他们虽因为自身不幸被迫诉诸“反面人物”般的不义举动，但内心可能向往“英雄”式的正义目标，本性也可能并不坏。自从大卫契斯在上世纪末在《黑道家族》中塑造出东尼索波诺这个“反英雄”角色后，这种人物形象因为贴近现实人性开始在电视界流行起来，如随后诞生的《广告狂人》主角唐恩德雷珀、《国土安全》主角尼古拉斯布洛迪和《绝命毒师》中的华特怀特。

《绝命毒师》在人物塑造上相当成功，一方面它坚持在“反英雄”模式下对尽可能多的角色进行人性化、背景化和去标签化。另一方面，《绝命毒师》依靠角色驱动而非过对诉诸各种偶然事件（即许多悬念剧集中填不了的“坑”）推动，全剧情节整体靠代表不同利益、价值观、原则的角色间相互碰撞推动，而之后的事件本身又契合、折射人物自身的性格特点，并令他们的形象更为复杂。前者令《绝命毒师》的角色更契合“没有绝对好人和没有绝对坏人”的现实，让观众更能设身处地地理解角色动机和处境，两种人格间转换的角色也让演员有更丰富的发挥空间，同时外表和内在的巨大反差、角色与传统戏剧中非黑即白角色的差别也往往是本剧黑色幽默所在；后者则令《绝命毒师》情节合理，各种进展衔接经得起推敲，人物也没有被故事大潮淹没而模糊甚至前后矛盾。

去标签化的成果首先体现在主人公华特怀特身上。最初他信仰的赚钱治病、给家人留足够遗产的动机让他看起来很无私，但在整个过程中又显得颇为自私和利己。最开始走上制毒贩毒道路时他并没有考虑一旦局势超出自己控制，这个看似“无私”的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为家庭做出贡献的举动将会给家庭投射何种威胁和恐慌（第五季末），他瞒着家人、私自替他们做出决定，并最终在感情上、道德上甚至生命安全上将其家人推向无路可退的绝境会令他的行为、出发点显得有多么自私。而在制毒过程中，他也不止一次以威胁、蛊惑、唆使等方法将搭档平克曼强行拉回到制毒甚至杀人的犯罪道路中，令平克曼愈陷愈深，饱尝良心和生命威胁的煎熬，亦为了操控杰西而眼睁睁地看着杰西深爱的女友因呕吐窒息而死，并策划了对孩童的下毒。在后期，钱多到洗都洗不干净的华特却因为从颇具艺术感的制毒过程中获得了平凡生活里不曾拥有的成就感、权力感、被尊重感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畅快，继而置妻子史凯勒的恐慌和家人的安危不顾，数度拒绝金盆洗手，也令其沉溺于对命运反击而罔顾法律、道德、甚至自己看重的亲情的自私、狂妄、偏执、自大一面毕露无疑。

依靠外在激烈情节吸引观众的传统戏剧工作者可能会将《绝命毒师》处理成角色一袋一袋制毒、一次一次和警察周旋的俗套故事，其中的人物也可能会显得单薄和平面，因为他们可能会心安理得的沉溺于犯罪而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审视、犹豫、踌躇。但在《绝命毒师》中，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外在的连锁效应、蝴蝶效应之外，制毒、犯罪是如何令华特改变的，他的内心又是如何挣扎，继而如何趋势他心安理得地一条路走到黑的。

第一季中的华特是屈服于命运的荒谬与无情而显得羸弱、老实、善良的角色。他会因为印第安裔学校保卫因自己偷窃实验室里的化学试剂用品、被DEA错误地逮捕而提醒连襟汉克“他可能是被冤枉的”；他会以负责任的态度而对包括杰西在内的后进生报以特别的关怀和督促；他也会在化疗副作用引起呕吐时拧开卫生间的水龙头而避免让家人听到，担心自己病情的加重……但与此同时，他也为了担负养家的重任踏上了制毒的不归路，被迫在地下室挣扎地勒死了“疯狂小八”并为此恍惚了好几天。换句话说，最初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非心安理得的，杀人、犯罪的确令他的内心背负巨大的愧疚和不安，为此他必须纾解内心有违良知的压力。在第一季末他在与汉克的对话中，以“禁酒令”做比方，强调“法律具有历史局限性”，实际上是在安慰自己“我的所作所为终将在未来获得法律、道德上的宽恕”。而在第二季与汉克一家的聚会上，他开始就犯罪分子是否“罪恶”与汉克产生微妙的分歧。他反问汉克“你是否知道那些作恶的人是如何走上作恶的道路的”，其实是开始对犯罪分子、尤其是对自己报以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然而，华特内心的愧疚和不安并为就此消失，并为此产生了倦怠、渴望生命终结早日将自己从犯罪的噩梦中解脱出来的情绪。在S2E7中，华特因为剧烈的咳嗽和对CT图像的误判而以为病情恶化时日不多，于是欺骗、强迫杰西放弃与简参观油画展览的计划与自己去野外进行四天四夜的高强度制毒。困在野外后，他对杰西袒露心胸，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会得到宽恕和家人的原谅，遂认为死神加快脚步是命运对自己的惩罚。然而该集结尾，医生宣布他的病情获得突破性的好转，却令华特在家人欢呼雀跃中感到无尽的凄凉，因为他意识到生命的延长意味着更多良心上的谴责，更多对家人的欺骗，更多撒谎和圆谎的疲惫，令他意识到命运的这个“善意”——而非死亡——才是对他所作所为的惩罚。所以在结尾，他愤怒地将拳头击向了洗手间里的面纸巾铁箱。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这一过渡之后，华特开始从制毒中获得了物质以外的精神需求——尊严、权力欲望、成就感和周旋在遍身荆棘的命运周围并将枪口一点点指向它的心理自偿，而在妻子出轨后，他内心对家庭、道德和谎言的负罪感也进一步稀释，这也是其最终陷入疯狂、行为失控完全背离初衷的根源。

夺取权力感的过程除了投射在其第四季与毒枭古斯塔沃的对峙中，也反映在其与连襟汉克微妙关系的转变。在全剧开始，他是活在汉克男子气概阴影下的小男人，生日派对上汉克被客人簇拥、搂着自己儿子的模样俨然一家之主，而本是一家之主的自己不敢摸手枪被嘲笑则反倒像是客人。而在第二季，汉克因为被派去美墨边界执行缉毒任务遭遇惨绝人寰的爆炸后心理受到伤害而开始凸显内心的脆弱，这时华特登门探望。他善意地背对着强装镇定的汉克，和他展开了如下的对话，继而开始坐在了“拯救”强者汉克的高位上。

汉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做的事情……你我之间，用你的话来说，不太存在共鸣。”

华特：“如果我说有呢？我一辈子都过得战战兢兢，总担心有事情会发生，或发生，或不会发生，整整五十年了，每天都是3点钟就惊醒。可你知道吗？自从收到了一纸癌症诊断书，我反倒睡踏实了。我意识到，恐惧才是人生中最糟糕的事情，恐惧才是我真正的敌人。所以，振作起来，汉克，回到现实世界，狠狠揍那个杂种，打得它满地找牙。”

说这句话时，华特回过头来，看见汉克复杂的脸上写满吃惊。

在那之后，华特在制毒和更极端的沾血的犯罪风浪中一次次安然无恙，内心获得愈发多的骄傲、信心和满足。他开始对受伤后的汉克在怜悯中施以更多俯视的眼光，在汉克与儿子的亲密中公开表达不满，逼迫儿子喝酒以羞辱汉克。在汉克向小华特展示收集的矿石时，华特用自己的化学知识进行详尽的解释，实质上是在其与汉克的关系中展开更多主动的对抗。与此同时，华特也开始向妻子史凯勒施展更多争夺话语权的暗示，如史凯勒教他演练“坦白毒瘾陈词”时他对低头姿态一脸的不满。

角色的人性化和背景化则更多地用在以杰西为代表的“反面人物”身上。

在全剧开始，他因为不学无术又沉迷毒品而被家人扫地出门。由于文化程度低，又无法在制造廉价冰毒外找到正常工作。正因此，他接受华特的提议走上制毒道路的外部动因和后来从中获得成就感的内在动力得到了阐释。但与华特相比，他没有对财富巨大的贪念，也没有站在毒品帝国顶端的野心，更无法下手为了一己之力戕害他人，而是意志不坚定的软弱者，因而无数次在退出制毒业和受到华特蛊惑重回制毒业之间来回踱步，犹豫不定，又因为无力反抗而相继沦为华特、毒枭、黑帮和警察摆弄利用的棋子。但就像华特在剧终时醒悟、抛弃尊严、捍卫家人一样，杰西的良心从未泯灭，甚至清醒地更早。观众可以在其与简的相处中看到他的艺术天分，看到他向往的、以“制造木盒”为代表的纯真生活；可以在他与一群弟兄没日没夜的聚会中看到他对孤独的恐惧；可以在他与华特的关系中看到默契和尊重以外的对父爱乃至家庭关怀的渴望（华特则从平克曼身上获得了敬重、忠诚合作的默契和安全感，以及自己家庭中无法给予的宽恕、理解，他也期待从保全杰西那里看到自己未泯的良知）；在S2E6中他拯救瘾君子“精虫”儿子的过程中看到他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不幸儿童的怜悯和关爱，也可以在他第五季沿街撒钱时看到他内心的痛苦和忏悔。

此外，杀手麦克、毒枭古斯塔沃、律师索尔等配角也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背景化和人性化，他们不仅成为全剧黑色幽默和独特魅力的组成部分，也让这些因为篇幅问题无法进行立体刻画的角色尽可能摆脱脸谱化，并成为一些角色的人格投射（如麦克和杰西）。

然而，《绝命毒师》中最富争议、也其实是最受煎熬的角色并非华特和杰西，而是华特的妻子史凯勒。编剧团队设计的以华特为中心的主角视角和对一些内容的规避，让华特制毒的“家庭动机”散发出无限的光芒和正义感（如华特的毒品对社会的危害就受到了规避。相反当第五季华特的所作所为可是得到报应，迫使妻子担惊受怕，又把歹徒引向家中，甚至造成汉克的死亡时，他的形象就开始一点点晦暗起来）。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史凯勒和汉克等出发点正确、但与华特站在对立位置的角色竟然呈现出道德错误感。观众在史凯勒逼妹妹玛丽道歉中对其高涨的道德正义产生反感，却忽略了作为孕妇的她被当作小偷扣押在商店里的痛苦和尴尬。他们将史凯勒的出轨与这种自我牺牲逼迫华特与自己离婚、继而将尾随华特的危险与自己保护的家庭切断的背后苦衷剥离开，单独拿出轨作为她对婚姻、对华特的背叛而对其进行道德讨伐，却对华特制毒祸害社会，践踏法律、道德和危害家庭安全的所为施予宽容和原谅，也并不曾考虑史凯勒内心的挣扎和被迫陷入选择驳论的无奈（史凯勒与泰德的另一次纠葛——史凯勒将钱交给泰德——也常被观众拿来指责她背叛华特，却用其钱财滋养情人。但实际上，泰德公司的税务漏洞一旦得不到现金的填补，包括史凯勒在内所有员工都会受到税务局的审查，其家庭大规模来源不明的毒资也会暴露，华特也很难从中脱险）。产生这一“错觉”的原因自然是观众看到的只有华特的“苦心”，而忽略了史凯勒以另一种方式承担家庭责任的“苦心”——从打点丈夫的治疗、原谅丈夫行踪不定的诡异到被迫留守在支离破碎的不幸婚姻中只为承担汉克的医药费、尽可能为下一代的生活费用考虑。

如果说最初华特等人尚可以透过制毒外的其他渠道筹措资金因而握有操控事态的主动权，那么史凯勒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是被无意识地拉入这个晦暗的局面的。

最初，她在深爱的丈夫罹患绝症时为他联系医师，奔走寻求“灰质公司”夫妻的资金援助，在身怀六甲时毅然选择外出工作只为在经济危机阴影下承担家庭日常开销的责任，给予丈夫物质和精神上的慰藉与关怀。然而，分歧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产生了：华特背着她在外制毒，并且替妻子、也替家庭自私地做出了这个决定。为此，华特行踪不定、昼伏夜出、喜怒无常，对第二只手机和脆弱的谎言常常闪烁其词，实质上令史凯勒产生婚变的焦虑，并沦为冷暴力的受害者。

另一方面，从史凯勒坚持要求妹妹道歉和拒绝为泰德的公司做假账等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史凯勒是一个坚持道德和原则的角色，这样她接受华特的钱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不幸的是，《绝命毒师》里，凡“高举道德”即是对华特悲剧和不公的无视，就似乎是其制毒养家善意动机的否定。因而，史凯勒的道德主义和原则令其天然地站在华特的对立面，并受到实则“有违道德和正当、公正”的指责。

但是在这里史凯勒顾及的只是“道德”吗？就算史凯勒放下那面看似“不实用”的道德架子，她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无视、甚至帮助丈夫陷入危险的罪恶深渊，而给家庭、华特和自己的内心埋下定时炸弹并坦然地接受华特的毒资吗？在这里，史凯勒已经陷入到了困境：帮助华特犯罪、洗钱，不仅是有违良知的所为，亦是将华特、尤自己的下一代暴露在潜在的危险中——因为她不知道局势会否失控，与华特有接触甚至有矛头的犯罪分子会否会为了利益争执和复仇而将死亡引向家庭，更不知道如果一旦华特暴露被捕入狱，他口口声声说是为家庭赚来的钱能否真的如他所愿用在家里，而不是被没收。甚至史凯勒本人也会因为“协助犯罪”而受牵连入狱，继而自己的一双儿女成为孤儿。就算一切如华特如愿风平浪静，她又如何能做到默许华特一次次投入风浪，又如何能预知将来真相摆在儿女面前，他们是否会憎恶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不帮助华特犯罪，则会令受伤的汉克的治疗费用陷入无处筹措的境地，更会令一对儿女的抚养费用成为巨大问题（相信作为母亲她不可能将他们交付华特抚养），因为本想“投靠”的泰德此时已经受伤，并因为打手的介入而陷入到对自己的恐惧中。

在第五季，史凯勒陷入到更极端而近乎无处脱身的巷道中。一方面，她为了汉克的理疗费和下一代的抚养费等现实考虑选择妥协，踉跄地行走在谎言和不安全感搭建的残破不缺的婚姻里，更不可能像杰西一样依靠吸毒等逃避甚至自我毁灭的方式寻求解脱而置孩子于不顾。同时，她又不能鱼死网破，让华特暴露在警方面前继而令本已受伤的汉克再面对失业的打击，让家庭彻底崩溃；另一方面，她的良知令其内心充满作为帮凶后的自责和负罪感。这种无路可退，继而眼睁睁看着无路可退本身令事态进一步恶化的处境让史凯勒在无人分担的孤独、阵阵袭来的恐惧、扭曲道德和良心的负罪感、生存压力和责任及对自我的痛恨等现实面前承受万箭穿心，令她陷入迷茫，精神近乎崩溃。

在故事的最后，史凯勒成为实质上与华特一样接近“原教旨主义者”的人：被迫为了家庭的目标，而诉诸于良心不安、遭到谴责的“不义”过程。但比其他角色更加悲惨的是，摆在史凯勒面前的现实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逆来顺受、无从选择的死结。对于《绝命毒师》中的任何一个角色——包括史凯勒——进行单一维度的道德审判皆会引来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她只是做了一个母亲该做的决定，而且实际上她从未从帮凶、赚钱、花钱的角色中获得半点愉悦。

汉克的角色则也在他代表的社会正义外投射些许自私的气息，如最初他多次包庇妻子扒窃的嗜好。在边境缉毒所和原单位的不同处境及最后他面对歹徒的枪支选择牺牲生命皆可视作其对尊严的看重，这与他最后“贪功”地独自前往缉捕华特一起，令他“正义卫道夫”的身影多了些复杂的私心，但我们也无法忽视华特的行为产生的余波给汉克带来的身体伤害。

《绝命毒师》成功地塑造了多个把结果看得较过程更重的“错误的英雄”，让他们之间的自私、软弱等人性中的不完美与本就无法调和的性格、价值观、底线、利益矛盾产生交集和对立，并一起发酵，令人性中的善恶交替呈现，让情节走向失控的、毁灭性的塌陷和崩盘，也令单一尺度的道德、人性评判标准彻底失效，把角色、也把观众推向残忍、艰难和现实的两难抉择。在娱乐性的戏剧感之外，提升角色的立体性和厚重感，并寻求更高的道德主题追求。

独树一帜的叙事和表现技法

大体上，传统电视戏剧在叙事技法和视觉表达的突破上滞后于电影行业，原因是电影行业的多种放映渠道——从大众院线到成熟市场中的小众艺术院线、影展——给予各种类型的电影生存的机会，这一模式尤其为艺术电影开拓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而电视戏剧的播映平台通常局限在公共电视、有线电视和付费频道这三个渠道，他们又相继受到普通观众、广告赞助、付费订户态度的左右，继而令电视戏剧更多地选择受众较广、较为保守和简单的叙事手法以求生存，艺术层面的视觉、听觉表达也往往较为收敛。此外，电视行业较之电影业更低的制作成本、被小荧幕限制的视听呈现效果和对剧本的侧重都令提升电视的视觉表达显得颇为吃力不讨好，且在物质上不允许。

从第二季开始，《绝命毒师》引入多套具有标志性的叙事和视觉表达手段，最为人熟知的恐怕就是每集开始曲前的短景，它们通常是将整个一集的结局提前，亦或是将整个一季的结尾切割成碎片散落在每集开始，从而给全剧增添悬念感和紧张感。例如在第二季，全季因蝴蝶效应产生的空难令飞机碎片堕入华特家的结局被以碎片形式提前布局在多集开始，令观众产生华特可能在结局遇上不测的错觉的紧张感，从而吸引观众追看下去寻找答案；有时，它们也被用来对全剧一些限于篇幅无法展开的配角进行补充描写，令这些角色在性格上更为丰满，例如第三季的斧头兄弟虽然出镜不多，但透过其儿时与轮椅爷爷相处为其团结而极端残暴的性格增添了注脚。此外，开篇的短故事也被用来暗示时间，如全剧开始、第五季上开始两次出现的生日培根餐。这一暗示时间的方法也被用来完成前后呼应和对比，如在S5E14的短场景中情节回到华特最初在野外制毒结束、与史凯勒通话编造外出借口、史凯勒则在家中拿起水果刀做饭的幸福往事。而在该集中，华特的犯罪行径最终失控害死连襟汉克，真相也被公开，当华特在逃亡途中折返回家与妻子孩子展开争执时，史凯勒再拿起刀与华特扭打起来，一前一后迅速形成对比，亲情和家庭的分崩离析如家中的镜子摔碎在地上般惨烈，令全剧的宿命感、轮回感和悲剧感得以提升。

《绝命毒师》在视觉表达上也使用了与之类似效果的由局部特写到全局或是由物件出发的POV视角摄影手法，继而给戏剧增添风格化或是毛骨悚然的神秘感，它们可以是华特化疗时的输血管、制毒时的烧瓶亦或是他剃头时流下的鲜血。

在叙事手法上，AMC的不少作品都独树一帜地选择“封闭单集”的模式，让那一集出现的角色尽可能精简，把视角由全剧的主要方向转向这一方向外独立主题、人物形象以及精神状态的集中展示，形成舞台剧的效果以丰满人物。《广告狂人》的”THE SUITCASE”单集将情节定格在一天时间、一间办公室、唐恩和佩琪两个人之间，集中展示职场中普通员工权衡金钱、尊严的牺牲和痛苦和二人既对立又默契的微妙关系，也透过安娜德雷珀的病故挖掘出唐恩表象下的忏悔和脆弱；《谋杀》则特别在追捕嫌犯的间隙辟出“MISSING”单集刻画林登和霍德警探寻找儿子杰克的波折，借以让观众看到林登执着于工作的背后内心对家庭、对儿子疏于照顾的愧疚和自责，也为她坚持追寻另一个家庭的受害女孩添加心理动机，孤儿出身的霍德警探渴望家庭的内心情绪也获得了挖掘。《行尸走肉》在第五季下也针对将特雷西推入生命尽头的儿时向善理念进行了长达一集、采用多种手法进行心理刻画的单集，《电脑狂人》（Halt & Catch Fire）也对高登克拉克的偏执和卡梅伦霍威由随性到谨慎的转变分别采取“雨中买玩具”、“编程失而复得”的桥段进行独立刻画。

《绝命毒师》中最富盛名的独立单集恐怕是第三季华特和杰西在实验室拍苍蝇的单集。在那一集开始前，华特得知斧头兄弟砍杀的对象本来应该是自己，而不是连襟汉克，而这一切皆因为老板古斯塔沃的“拯救”。为此他既感到死里逃生的庆幸，又为自己牵连全家安危而感到不安和自责，但他又因签下制毒卖身契而无法从罪孽深重的深渊逃离，因逃离同样将带给自己、给家人带来难以预估的危险。简的死、空难伤亡放大了他心中的愧疚，无处述说的压力又令他更加压抑。在这样压力重重、内心焦虑不安的时刻，苍蝇这个无关紧要的元素成为其发泄内心烦躁挣扎的对象。他也将捕不到苍蝇的怒火发泄到杰西身上，暗示他也应该为如今的境况负责，继而分担内心的负担。这样打苍蝇实际上是一个隐喻符号，外化了他进退两难的苦闷和他内心的偏执、谨慎、狭隘、追求完美、矛盾和压力。

在当下不少剧集注重题材的严肃高大感、场面的宏大史诗感、哲学元素的堆砌深邃感、历史政治内容的说教感却旁落角色逻辑形象和情节严谨问题时，《绝命毒师》难得的在形式与内容、角色与故事间寻求到了平衡和互相推进的力量，形成了极高的完成度，而不是落入前者顾此失彼继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泥沼中。它摒弃了传统戏剧给人物寻求单一立场的俗套，折射了现实生活中人们面对的更为复杂的选择和背后动因，让观众就像直面赤裸裸的华特一样直面他也是观众自身内心的自私、嫉妒、贪婪等黑暗一面，直面更复杂的道德、善恶取舍和人物评判命题。人物形象和事态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开放解读性也令全剧更加真实、更加震撼，让观众走下置身事外的道德高地，带来更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