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忙了,收入高了,理财渠道多了,但广大百姓入不敷出却越来越严重了,为买房子忧愁,为看病痛苦,为上学煎熬……一切一切都是那么底气不足。财富焦虑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如同挥之不去的空气,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人们开始越来越焦虑自己的财富到底够不够抗风险。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巨变举世瞩目,这场巨变最显著的特征便是财富的迅速累积。国家层面,从解决温饱到建设小康;社会层面,物资丰富选择更多;个人层面,与往日对比,应该很少有人会觉得情况变糟了。但为什么大家还在为财富焦虑呢?甚至,这种焦虑在加剧,并伴随着更强烈的不幸福感。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
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而在转型期,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原先的社会保障“安全网”被打破了,新的“安全网”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教育、医疗、养老的市场化改革在为人们增加选择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活不确定性。一旦人们对未来生活少了底气,就会认为有了“钱”才有“前”(途),对“财富”的渴望和崇拜就与日俱增。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中国现阶段,既要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所带来的新型风险,如局部战争、恐怖主义、金融震荡、文化冲突、粮食危机、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还要面对传统类型的风险,如各种传染病、自然灾害等。在以工业化、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还要面对诸如失业、贫富分化、生产事故、劳资冲突等社会风险。而正处于加速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各项政策、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使人们对于未来缺乏稳定预期;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迭加,加剧中国社会结构的失衡;转型期社会信仰的缺失、道德危机,新的规则体系尚未确立;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各种风险共生,使焦虑呈几何级数增加。而这种全面性的焦虑环境和氛围更加助涨了财富焦虑。
归根到底,产生社会焦虑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它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变革、生活变化的从容心态,降低了幸福指数,强化了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全感。而缓解社会焦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改变失衡现象。从根本上讲,扩大就业,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增强公众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是消减财富焦虑的根本举措。扩大了就业,就意味着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就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有了缓解焦虑情绪的基础性前提;促进了公平,使得一切社会活动都能在规则下运行,不再是“拼家世”、“拼关系”、“拼资源”,而是靠能力、水平,人们的不安情绪就会小很多;完善了社会保障,人们面临的社会风险降低了,后顾之忧减少了,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也就不再“惶惶不安”了。
人们对社会竞争加剧、财富差距拉大的不安和焦虑并不矫情,只要我们工作做到位了,安全感就不会再是“奢侈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