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是有闲人群的玩艺———读爱因斯坦的短文有感

这话乍一听不大舒服。第一，有闲人以前有一段叫“有闲阶级”，指的是靠剥削别人不劳而食的人，不是好词，所以我把它改称“有闲人群”，用一个中性的名词；第二，中国人管与为了吃饭穿衣以外的活计都是不太正经的，说“吃饱了撑的”，还说“饱暖思淫欲”。

且慢，我们来听听爱因斯坦对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的看法，也就是对科学研究的看法，他在1940年的一篇《论自由》中大意是这样说的。他说为了推进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必须有“在一切脑力劳动领域里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而为此要有这样的社会条件，即：“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到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为了使每个人都能表白他的观点而无不利的后果，在全体人民中必须有一种宽容的精神。”“人不应当为着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工作到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从事个人活动的程度。而没有这第二种外在的自由，发表的自由对他就毫无用处。如果合理的分工问题得到解决，技术的进步就会提供这种自由的可能性。”此外，“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种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爱因斯坦认为这种“自由的理想是永远不能完全达到的，但如果要使科学思想、哲学和一般的创造性思想得到尽可能快的进步，那就必须始终不懈地去争取这种自由。”

这里爱因斯坦说要去得到研究成果，或有所发现与创新，需要有以上三重自由。我们就来说说这第二种自由，即他们应当有为了饱暖之外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就是我说的“有闲人”群体。事实是只有人们具有为了吃饭穿衣等生活必须而劳动的剩余时间才能进行他所喜欢的研究、写作等创造活动。我们回顾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都是这样的。进一步说，人类的科技进步、文化发展、博大精深的艺术以及浩如烟海的著作，大都是由于这群有闲人推动的。

就自然科学来说，原来并没有科学家这个行业，著名的科学发现都是一些著名人物的业余产品，例如伽利略与牛顿的职业是教师，发现能量守恒的迈尔的职业是医生，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的职业是神父，数学家费尔马的职业是律师，进行热功当量实验的焦耳的职业是啤酒商，在中国天文学家一行是和尚，著名的文学评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也是和尚等等。这些说明，在历史上从事教师、医生、教士和尚、律师、商人等这些行业，他们在作为谋生手段之外容易有空闲时间，如果他们是对于研究问题有兴趣，就容易利用这些空闲时间发挥自己的才能。

看来要有好的研究，就首先要造就一批衣食无忧的有闲人群。对于有幸衣食无忧有空闲时间的人，就有条件充分展示自己的爱好，实现自己的梦想，对科学爱好的人可以去探求自然的奥秘，对文学爱好的人可以创作出传世著作，对艺术有兴趣的人可以创作出不朽的艺作，即使你是一位匠人，可以利用这衣食无忧的条件做出精美绝伦的作品，这就是匠人精神，你可能达不到他们的高度，但至少可以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充实自己，这才是一种生活的高境界。

不过，有没有机会成为衣食无忧的有闲人是一回事，成了闲人怎样使用这样的机会，是不是用于科研又是另一回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是对中国人来说，大多数是把空闲时间用于消遣，去消磨时间，搓麻将打牌、游乐，有时还被称为“声色犬马”，是一种堕落。连鲁迅的笔下也说“以便消磨去这多余的光阴”。所以中国历代统治者和管理者，并不主张留给人们享用较多的空闲的自由，他们认为人们无事便会生非，会饱暖思淫欲，甚至会聚众造反。所以学校里老师对学生作业布置满满的，不留自由思考的空闲时间，上级对下级工作布置得满满的，不让他有“胡作非为”的自由时间。有一段，还把衣食无忧进行脑力劳动者说成是精神贵族，是要被消灭的资产阶级，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劳动。把知识分子乃至只有初中程度的“知青”赶到农村去劳动。可见，给人留不留空闲时间和有了空闲时间怎样度过，也就是养不养有闲人群，有闲人群在干些什么，这是不是也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进入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出现了科学研究这个行业。不过在对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的管理上也有不同。一种是把那些有志于研究并且有研究才能的人养起来，给他以爱因斯坦所说的第二种自由，使他们在生活上没有衣食后顾之忧，把研究作为为之献身的事业，无需外来干预的自由选择，让他们研究他所喜欢的课题，这方面的最高境界是把从事科学当作一种信仰。像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都是。还有一种是，把科学研究当作谋生的手段管起来，凭你研究论文篇数给你报酬，还要想尽办法对研究成果进行度量，以便按劳付酬。其实这第二种办法，被雇佣的人员还是没有爱因斯坦说的第二种自由，因为他只是把当前的研究工作当作谋生的手段，在他们后面时时有监工者的一双眼睛监视他们，他为了多得报酬又需要随时按看管理者的眼色行事。目前我们对研究人员的管理大半就是采用这后一种办法，为了随时掌握研究人员的进度和成果所以表报多，为了区分不同人员的报酬所以级别多、称号多、待遇的名号多、奖励品种多，其结果，研究人员做研究的时间少、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斤斤计较报酬的多少和提升的快慢，难怪大多数研究人员退休后就对研究不再染指了，因为它与报酬的多少无关了。这怎么会有第一流的研究成果呢。

所以，为了得到好的研究成果必须从管理体制上认真改革。从原理上来说，爱因斯坦对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的见解应当是科学研究管理体制的理论根据。因为它总结了迄今人类科学研究发展的根本规律。因此把爱因斯坦的两篇短文附在后面，无论研究人员、科学研究的行政管理人员、高校的校长、系主任，都值得仔细阅读并反复玩味。

《论自由》爱因斯坦（1940）

我知道就基本价值判断进行争论是一件毫无希望的工作。举例来说，如果某人同意以把人类从地球上灭绝掉作为目标，人们就不能从理性的基础上对此观点加以反驳。但是如果就某些目标和价值达成共识，人们可以就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进行理性的争论。那么，让我们指出两个目标，所有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大概都会同意它们。
  1. 那些有助于维持所有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产品应该用总的劳动力中尽可能少的劳力生产。
  2. 对物质需要的满足的确是满意的生存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但仅此还不够 。为了获得满足，人们还必须有可能根据他们个人的特点和才能，发展他们的智力和艺术才能。
   上述两个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要求促进一切与自然规律和社会过程规律有关的知识，也就是说，促进一切科学上的努力。科学上的努力是一种自然的整体，它们各部分之间以一种确实还没有人能预见的方式互相支持着。但是，科学的进步却预先假定了所有结果和论断间无限制的联系的可能性——即在所有理智努力的领域内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我所理解的自由是指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不会因为就知识的一般和特殊方面表达意见和论断，招致危险或严重的不利后果。这种交流的自由对于发展和推广科学知识是不可缺少的，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首先，它必须得到法律的保证。但仅仅有法律并不能保护言论自由。要是每个人都能不受惩罚的表达他的观点，还需要全民有一种宽容的精神。这种理想的外在的自由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如果科学思想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和创造性的思维要尽可能快的发展，这种理想的外在自由就应该成为坚持不懈的追求的目标。
   如果要确保第二个目标，即所有个人的精神发展成为可能，就必须有第二种外部的自由。人类不应该为了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而不得不工作到既无时间也无体力从事个人活动的程度。没有这第二种外部的自由，言论自由对他就毫无用处。如果能合理解决好劳动分工的问题，技术的进步将为这种自由的实现提供可能。
   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的创造性活动还要求另一种自由，它可以概括为内在的自由。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存在于独立思想中，后者不受权利和社会偏见的限制，也不受一般的未经审视的常规和习惯的羁绊。这种内在的自由是大自然不可多得的恩赐，是个人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而社会也能为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做很多工作，至少它可以不干涉其发展。例如，学校可以通过权威的影响或是把过多的精神负担强加给年轻人，来干涉内在的自由的发展；另一方面，学校也可以通过鼓励独立思考来表达对这种自由的赞成。只有不断有意识地追求外在的自由和内在的自由，精神生活的发展完善才有可能实现，从而人类外在生命和内在生命才有可能得到改善。

探索的动机(爱因斯坦在普朗克60岁生日宴会上的讲话)---献给所有真正志于科学研究的人

这是爱因斯坦于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麦克斯·普朗克六十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讲稿最初发表在1918年出版的《庆祝麦克斯·普朗克60寿辰：德国物理学会演讲集》。1932年爱因斯坦将此文略加修改，作为普朗克文集《科学往何处去？》的序言。

在科学的神殿里有许多楼阁，住在里面的人真是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对他们自己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神殿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而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到祭坛上的。如果上帝的一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神殿，那么集结在那里的人数就会大大减少，但是，仍然会有一些人留在里面，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

我很明白在刚才的想象中被轻易逐出的人里面也有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在建筑科学神殿中做出过很大的也许是主要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天使也 会觉得难以决定谁该不该被赶走。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神殿里只有被驱逐 的那两类人，那么这座神殿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成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碰上机会，任何人类活动的领域都是合适的－－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些得到天使宠爱而留下的人吧。

他们大多数是沉默寡言的、相当怪僻和孤独的人，但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他们之间却不像那些被赶走的一群那样彼此相似。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引到这座神殿中来的呢？这是一个难题，不能笼统地用一句话来回答。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由变化不定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熙来攘往的环境，而到高山上享受幽寂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净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沉醉地欣赏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合于他自己的方式，画出一副简单的和可理解的世界图像，然后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征服后者。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各按自己的方式去做的事。各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中枢，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内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在所有可能的图像中，理论物理学家的世界图像占有什么地位呢？在描述各种关系时，它要求严密的精确性达到那种只有用数学语言才能达到的最高的标准。另一方面，物理学家必须极其严格地控制他的主题范围，必须满足于描述我 经验领域里的最简单事件。对于一切更为复杂的事件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精密性和逻辑上的完备性把它们重演出来，这就超出了人类理智所能及的范围。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但是当人们胆小谨慎地把一切比较复杂而难以捉摸的东西都撇开不管时，那么能吸引我们去认识自然界的这一渺小部分的，究竟又是什么呢？难道这种谨小慎微的努力结果也够得上宇宙理论的美名吗？

我认为够得上的。因为，作为理论物理学结构基础的普遍定律，应当对任何自然现象都有效。有了它们，就可能借助于单纯的演绎得出一切自然过程（包括生命过程）描述，也就是它们的理论，只要这种演绎过程并不超出人类理智能力太多。因此，物理学家放弃他的世界体系的完整性，倒不是一个什么根本原则问 题。

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世界体系就能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起来。要通向这些定律，没有逻辑推理的途径，只有通过建立在经验的同感的理解之上的那种直觉。由于这种方法论上的不确定性，人们将认为这样就会有多种可能同样适用的理论物理学体系，这个看法在理论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物理学的发展表明，在某一时期里，在所有可想到的解释中，总有一个比其他的一些都高明得多。凡是真正深入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不会否认唯一决定理论体系的实际上是现象世界，尽管在现象和他们的理论原理之间并没有逻辑的桥梁；这就是莱布尼茨非常中肯地表述过的“先天的和谐”。物理学家往往 责备研究认识论的人没有足够注意这个事实。我认为，几年前马赫和普朗克的论战，根源就在这里。

渴望看到这种先天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我们看到，普朗克就是因此而专心致志于这门科学中的最普遍的问题，而不是使自己分心于比较愉快的和容易达到的目标上去的人。我常常听人说，同事们试图把他的这种态度归因于非凡的意志和修养，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宗教信奉者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日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我们敬爱的普朗克今天就坐在这里，内心在笑我像孩子一样提着第欧根尼的风灯闹着玩。我们对他的爱戴不需要作老生常谈的说明，我们但愿他对科学的热爱将继续照亮他未来的道路，并引导他去解决今天理论物理学的最重要的问题。这问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并且为了解决这问题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祝他成功地把量子论同电动力学、力学统一于一个单一的逻辑体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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