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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赵炯
来源 | 螳螂观察
12月6日,日本政府敲定方针:将外国留学生等长期逗留者排除在免税对象之外!
根据现行制度,长期逗留的留学生除了打工等人员之外,允许在入境半年内免税购物。日本政府将修改税制,把现行外汇法规定的只要是“非居住者”就可免税购物的条件,缩小为在留资格90天以内“短期逗留”的游客等。
消息传出,“代购圈”直接地震!
本就受疫情影响的“代购圈”又一次遭重,受跨境电商挤压的“个体代购”们在货源上又被狠狠切了一刀,不少“代购”们开始思考后路:转型电商还是开拓新路?
但无论如何,“代购”们是不会轻易退出的!
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5-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呈先减少后增加的发展趋势。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疫情情况基本稳定,处于常态化防控阶段,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8.47万亿元,实现大幅度同比增长29.2%。
也就是说,自2016年起,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2021年更是迎来了一次爆发!
也难怪“代购”们都趋之若鹜,利润如此之高且蛋糕还在持续做大,谁不希望靠着自己的双手“代”出一个淘宝、京东呢?
那“代购”究竟好不好做?疫情环境下的前景如何?《螳螂观察》找到了三位与“代购圈”紧密相关的朋友,和他们聊了聊如何理解“代购”这一火热行业的,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岳小清,24岁,公司白领辞职,个体代购
入行的关键还是引路人。
我表姐是做化妆品生意的,早年在省城做导购,2013年回老家结婚就没再出去了,但迫于经济压力,她开始自己琢磨“代购”这条路。
2015年我高中毕业,暑假闲来无事就想找个暑假工,于是表姐主动提出我让我过去帮忙。
也就从那会儿开始认识到了化妆品可以这么贵,看上去小小的一箱东西价值居然有2-3万,而表姐家里的存货还有好几箱。
每天的任务就是分类、打包然后跑腿送货,有些远的可以联系快递,但客源大多在一个县城,就得骑着自行车自己送,那会儿特能吃苦,顶着三十七八度的太阳骑车,我嘴里居然还能哼着周杰伦的歌,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一个多月后,表姐给我发了三千多块的工资,连我爸妈都吓了一跳,打听之下才知道,她现在的“代购”生意,一个月能挣一两万。
但相比那三千多块钱,对化妆品的认知才是我更大的收获。
大学离家没太远,在课余时偶尔也能帮表姐跑一跑,时间久了,对这一行的门路也越来越熟悉,表姐对我说:如果有自己的客源,就可以自己做了。
于是,我就成了同学们口中的“社会姐”,微信和QQ日常发布化妆品文案,虽然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屏蔽”,但也总算积累了几份订单,靠着表姐提供的货源,交易很顺利。
这才算真正入行了,客源也随着时间和口碑发酵慢慢变多,许多屏蔽过我的同学开始主动联系我,再之后扩大到同一级的其他班、其他学院,再后来甚至吸引到了不少大三大四的学姐。
而货源方面不能总是依赖表姐,毕竟我的单子大部分还是学生党,订单多但单价低,于是开始跟着表姐亲自去跑,大二那年办了签证,第一次去的就是日本。
本以为会是一次边玩边买的浪漫旅行,没想到是挤在狭小的8人间里熬了一晚。第二天一清早去免税店排队,一家一家赶,身上背的比上大学时带的行李还多,接着又马不停蹄过安检,直到上了飞机才能安稳的睡个好觉。
但即便再苦,想想一趟下来的利润,心里还是满意的。
不过也因为“代购”,我的大学学业自然不会理想,本来就学校一般,也没想过考研考公,毕业后只能去小公司做文职,本想着像学校里一样靠着“代购”挣两份钱,但很快发现这样的想法不现实。
“代购”虽然简单,但需要花费我大量的精力,譬如记录客户的喜好,这样才能给出更好的推荐;譬如关注新品爆款,确保自己的“专业性”,而最消耗时间的是与客户的沟通,长时间不回复很容易造成客源流失。
而这些都是兼职无法做到的,2019年底,我正式辞掉工作,开始做全职“代购”。靠着长期积累的人脉和表姐的指引,很快迈过了了“月入过万”这道坎。
但好景不长,疫情一来,货源成了问题,没法出国的情况下完全依赖于网络订单,除了能做推荐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优势,利润和收入直线下滑。
那一年里,我所了解到的,部分同行做了主播,部分转入平台做起电商,好在表姐找到了一条留学生购物的线,靠留学生带货省下的税款来节省货源成本。
就这样,2020年底恢复正轨,但因为有主播带货和电商平台的竞争,客订量缩水了不少。
看到“日本取消留学生购物税”这条消息的时候,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波我炸了!好不容易搭建起的货源渠道很可能被拦腰斩断,“代购”的方向似乎一下子变得迷茫了起来。
当然,目前这条法规还未正式施行,我和表姐也还在挖掘新的渠道,“代购”毕竟是个体经济,利润高的同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当初暑假里顶着太阳送货、第一次代购时挤狭小的8人间一样,这一次的困难,一样能挺过去!
张小美,34岁,个体代购转型,平台电商
10年做实体店,14年跑“代购”,19年转平台电商…
这一路走来,不少人笑我是“见风使舵”,但其中的辛酸却是难以想象。
“代购”太难了!需要时刻关注海外官网的订单情况,需要起早贪黑的跨国进货,需要保持正品的同时应对顾客的各种质疑,当然,最难的还是应付海关。
2019年出台了《电商法》,海关的检查比以前严格了很多,想过很多办法,借助老公朋友的国籍、雇两个本地留学生、又或者是托关系“打点”,但到了最后都不管用了,19年8月,一批价值30万的货被海关扣了,如何调解都于事无补,算上赔偿和罚款,这一单损失将近百万。
“代购”,说白了就是走私!与其承担这么大的风险,还不如当个“正规军”。
而且当我全面了解平台之后,对这一行业又有了新的认识。
除了政策的利好之外,平台把“买手”和“卖家”是分开的,不需要像“代购”一样两头顾。
由于上一单近百万的亏损,我最终选择以某跨境贸易公司“驻韩买手”这样一个身份入坑,只需要按照公司的订单采购各类轻奢包包和服装,靠着公司的关系成功进入“保税仓”,一路畅通,根本不用担心海关的问题。
20年初疫情爆发的时候,“平台”和“代购”的差距又一次放大,昔日的“代购”同行们连出国的机会都没了,而“平台”依旧运行流畅,甚至订单成倍增加。很快,我靠着积攒下来的本金辞职再创业,在当时最大的“网易考拉”上搭建店铺,我有曾经“代购”的底子,有货源和客源,加上平台在税务方面的某些政策优惠,对小店的未来,我还是很乐观的。
李正平,42岁,某电商平台中层
“平台电商才是海外贸易之争的结局!”这句话虽然有点官方,但这确实是我当年入职跨境电商平台的一大原因。
“代购”这一职业本身并不违法,但大部分“代购”还是通过偷税漏税的捷径完成的,本质上是属于“走私”的,即便现在相关条文还未健全,海关检查还有漏洞,但这样的空子还能钻多久?
日本这次法规就是“代购”未来最好的证明。
其实平台与“代购”早些年的争斗并不激烈,各自针对的目标群体不一样,“代购”有价格优势,能够帮他们的VIP抢到新品和爆款,相对比平台能提供更好的服务。
但时间久了,“代购”的劣势就来了,他们无法保障正品,尤其是近两年疫情环境下,许多“老牌代购”、“诚信代购”也开始出现假货,缺乏市场监管,“代购”们的诚信靠什么保障?
而实际上,“代购”们的买家对正品的需求度远高于“代购”所产生的性价比。
数据显示,2021年近四成的用户表示自身购买力有所增加,65.3%的用户认为自己使用跨境电商平台的频率有所增多。约37%消费者表示每月在跨境电商方面消费300-600元,另外,该方面的月均消费在100-300元区间和600-1000元区间的消费者各占22.8%和22.6%。
市场蛋糕还在做大,“代购”们肯定还有可乘之机,但随着经济发展,消费者们对于网购当然会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这一点上,“代购”个体是无法支撑的。
只不过平台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尤其是曾经的巨头“网易考拉”被阿里收购,阿里系近乎占据一半的市场份额,一家独大,其他像京东国际、苏宁国际、唯品国际这些想突出重围,似乎比国内还要困难。
当然,假货问题平台也会发生,无论是背靠阿里的“天猫国际”还是靠自营起家的“考拉海淘”都出现过假货投诉,非常影响品牌口碑,我甚至可以断言,平台监管的力度将决定跨境电商的生死。
除了“正品率”这一问题,我所在的市场组目前也在针对海外货源领域的拓展,除了日韩、欧美等地、东南亚、拉美、东欧等地区也将慢慢成为跨国电商的宠儿,这一点,更是“代购”个体们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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