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儿防老的疑虑

养儿防老的疑虑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  张冬方

 

中国媳妇抱怨德国婆婆对孙子管得太少。可是，婆婆周一健身，周二女朋友下午茶，周三老夫妻约会影院，老两口时不时满欧洲旅行，甚至跑到东南亚。在中国，宝宝一出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抢着带孙子，没退休的提前退休，搬到北漂的子女家，全职当保姆。

中国媳妇发现，在中国，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和德国的很不一样 。

相较于德国，中国的社会是家庭联合体，而非个人的联合体。育后代和养父母是人生不可不为的课题，其实行的是“家庭承包制”：养儿，即到了年龄就结婚，结了婚就张罗生小孩。养老，实施的是养儿防老。而尽孝，古训云“父母在，不远游”。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代人，有七八个兄弟姐妹很正常，多生一个意味着多个劳动力，父母的养老送终更是不愁了。

计划生育后，尤其是生活条件好了后，父母开始从“拼数量”转变为“拼质量”：独生子得上好高中好大学，找份有面子的工作（最好公务员），结婚，生子——人生再循环。

现在很多父母已经有足够的退休工资和积蓄，在金钱上能解决养老的问题，甚至还源源不断从经济上支援儿女。社会都在讨论年轻人在啃老，却没意识到另一个问题：父母在精神上没有断奶。

父母们承担着繁衍人类的伟大使命，将人的机械性和工具性发挥到最大。他们紧盯儿女如何按自己的意志把人生过下去——复制自己的观念和导演自己的梦想。

我们在经历很多无法对抗的逻辑：“都是为了你好”，“你不结婚，叫我们怎么有脸”，“几十年生养你难道还错了”，上学时各种棒打鸳鸯，工作了各种催婚逼婚……

陈志武教授曾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解析为一种经济关系，认为 “养儿防老”不过是一种投资行为。

豆瓣上有个组织叫“父母皆祸害”，该小组目前有七万多成员。

中国人总把家庭关系、人生安排搞得很沉重和压抑。关系太紧密，就会有控制与被控制，大分歧和大冲突。

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问题远不是一种冷酷的批判所能解决的。

在德国，结婚和生育并非人生必需品。有孩子的等孩子成年了，自然分裂成两个单元，不干涉不代表无亲情。

而养老，在德国早已社会化。在1950年代，照顾老人绝大多数还只是家庭活动。二战、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以及随后的避孕药（Pillenknick）和社会观念改变了家庭结构和社会：生育骤降以及老人护理工作作为一门职业应运而生，他们可以上门服务（生活起居、医疗、陪伴等），老人也可以进老人院。1995年，德国纳税人除了需上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还有义务上护理保险（Pflegeversicherung）。德国的社会保险实行的是团结互助原则（Solidaritätsprinzip），意思是纳税人不仅为自己缴费，还在帮助社会其他成员。

比社会制度更强的是观念的力量。德国人沃特回忆起来儿时所经历的嬉皮士情景：母亲的个性肆扬，反抗传统。如今七十岁的母亲仍然烈焰红唇，活力四射。沃特如今对个人生活选择的自由（四十多岁仍然单身）其实也是父母那辈争取来的。

当然，德国并非老人的天堂。

记者安娜特•多维戴特（Anette Dowideit）花了两年的调查时间写了一本批判性调查报告《老人院终点站》（Endstation Altenheim）。她曾说，在一个富裕如德国的国度，老人受到的护理却是没有尊严的。可是，当一个人需要照顾20位老人时，老人需要的关怀是很难保证的。

照顾老人并非一个轻松的职业。曾做过护理工的汉娜洛荷回想起惊心动魄的一幕：她去老人家照顾其起居，老人的某个器官从体内忽然掉了出来……

目前在德国关于养老的政治议题有两个：护理工的严重短缺，以及护理保险金的不足。在不久的将来，德国人可能会缴纳更高的护理保险费。

服务业发达的泰国于此看到了商机。他们本国很传统，但他们却开展了针对西方老人（德国、瑞士、北欧等国）的老人院服务：更低的价钱，更好的服务（三到四位护士照顾一位老人，这在欧洲是奢望）。不过，这种选择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一个观念上冲击。

其实，老人如何有尊严和体面地度过晚年，是个全世界性的话题。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导演的电影《爱》（Amour）描述的就是一对老年夫妻，其晚年生活时所经受的生命和尊严的不堪和绝望。

再回到中国。

中国是在靠孝道维持的社会，无论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无论你在干什么，父母需要照顾了，你是得回家的。“以后进养老院”于中国老人不是自愿，而是气话，或者是对“儿女不孝”的批判。但依赖儿女得看运气，有句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

现在中国家庭的典型结构之一是年轻夫妇和尚幼的孩子，以及双方父母，父母尚处于五六十岁。等再过上十年，这样的家庭会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上有老下有小”，并且是孤立作战。

可这样的方式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