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互联网给政府和社会都增加了权力,是促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相互转型”的一个有效技术手段,是一种互动性的工具。
互联网促进政府和人民“相互转型”
新京报:大多数人将关注点放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上,但你更为关注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还写了一本书《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你当时写这本书时的初衷是什么?
郑永年:对于互联网的发展,西方学者和媒体普遍认为,互联网是政党控制社会的工具,或者是社会控制政党的工具。我不认同这两种观点。他们总是用意识形态来看待问题、看中国是不对的。我得出的结论是,互联网给政府和社会都增加了权力,是促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相互转型”的一个有效技术手段,是一种互动性的工具。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在网络空间互动得如何?
郑永年:互联网让政府能更好地了解民意,做决策时不忽视民意和社会需求,也使社会获得了最便捷迅速表达自己的工具。另一方面,互联网也滋生了民粹主义。据我的研究和观察,有些地方政府有时过多受互联网影响。
互联网大会为各国探讨互联网治理提供平台
新京报:一些国外媒体指出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互联网的治理理念上不同,你如何看?
郑永年:我认为,互联网的治理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挑战,每个国家都有共同和不同的地方,但中西方在互联网治理理念上并没有本质区别。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互联网的治理都要依据自己国家的国情,每个国家也不能以自己的国情去判断别人的政策。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是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看待问题。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中国政府举办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互联网大会?有国外媒体评论称中国在传达大国崛起的姿态和加强自己的话语权。
郑永年:我并不太认同国外媒体的这种观点。首先,互联网不仅影响着经济和媒体,还影响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已成为新的社会形态。这就产生了如何治理的问题,而治理是各个国家面临的挑战,这就需要探讨,而互联网大会提供这样的平台,解决了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客观需要。其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互联网第一大国,中国的网民、社交媒体等发展迅速,中国要承担起国际责任,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并与各国达成共识,正如第一次大会的主题“互联互通”,在规则制定上也做到互联互通。
互联网促进政府和人民“相互转型”
新京报:大多数人将关注点放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上,但你更为关注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还写了一本书《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你当时写这本书时的初衷是什么?
郑永年:对于互联网的发展,西方学者和媒体普遍认为,互联网是政党控制社会的工具,或者是社会控制政党的工具。我不认同这两种观点。他们总是用意识形态来看待问题、看中国是不对的。我得出的结论是,互联网给政府和社会都增加了权力,是促成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相互转型”的一个有效技术手段,是一种互动性的工具。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在网络空间互动得如何?
郑永年:互联网让政府能更好地了解民意,做决策时不忽视民意和社会需求,也使社会获得了最便捷迅速表达自己的工具。另一方面,互联网也滋生了民粹主义。据我的研究和观察,有些地方政府有时过多受互联网影响。
互联网大会为各国探讨互联网治理提供平台
新京报:一些国外媒体指出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互联网的治理理念上不同,你如何看?
郑永年:我认为,互联网的治理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挑战,每个国家都有共同和不同的地方,但中西方在互联网治理理念上并没有本质区别。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互联网的治理都要依据自己国家的国情,每个国家也不能以自己的国情去判断别人的政策。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是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看待问题。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中国政府举办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互联网大会?有国外媒体评论称中国在传达大国崛起的姿态和加强自己的话语权。
郑永年:我并不太认同国外媒体的这种观点。首先,互联网不仅影响着经济和媒体,还影响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已成为新的社会形态。这就产生了如何治理的问题,而治理是各个国家面临的挑战,这就需要探讨,而互联网大会提供这样的平台,解决了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客观需要。其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互联网第一大国,中国的网民、社交媒体等发展迅速,中国要承担起国际责任,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并与各国达成共识,正如第一次大会的主题“互联互通”,在规则制定上也做到互联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