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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有过一个很有名的演讲《未有天才之前》,那是在1924年,针对一片呼唤天才的声音,他说要有天才必须有能够培育天才的土壤。我时常感觉这个跟当下的情景非常相似,我们现在有各种创新奖励基金,我们用各种姿势呼唤创新,然而创新在哪里呢?
跟1924年不同,现在中国GDP已经超过日本,名列全球第二;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衰退中,中国是风景这边独好。但是历史总是有惊人相似的一面,1924年人们呼唤天才,现在我们呼唤创新,这似乎说明我们和1924年的中国人一样急功近利,以为天才和创新是可以从天下掉下来的,不需要土壤、不需要培育。
创新首先需要宽松的环境。任何伟大的创新刚刚从土壤冒出来的时候,都浑身是土,看起来又脏又丑,完全不受人待见。Google公司刚创业的时候,创始人是两个刚拿到博士学位的Nerd。即使是给他们第一笔天使投资的教授,也一定不会想到Google会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和纳斯达克的大多数新兴公司一样,Google遵循了类似的路径;天使、风险投资,IPO。其中天使和风险投资部分的投资成功率非常低,经常投资100个公司只有7~8个真正成长起来,但是因为少数成功的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极其可观,所以,这两种投资还是在蓬勃发展中。中国现在也有了很多天使和风险投资(有的是国外的基金,有的是本土的资金)。已经在促进创新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中国的创业投资还很保守,风险投资部分发展得还可以,但是关注于更小企业的天使投资还没有发展起来。
宽松的资金环境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宽松的言论环境,宽松的竞争环境。Twitter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促进信息流动言论自由的应用绝对不会首先从中国发展起来。当Twitter成为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一种互联网服务类型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纷纷跟进,我们有了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网易微博,搜狐微博……等等。但如果Twitter这种形式是新浪发明的会如何?结局大家不难以想象吧?中国僵化的体制,低效的官僚体系,造成一个可笑的局面,一方面知道经济要继续发展,要提高国家的竞争力,需要创新;但另外一个方面,他们看到任何形式的创新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东西要干什么,是不是造成麻烦。所以本质上,他们是反对创新的,虽然创新可能带来效益,甚至可能给他们带来政绩,但是在官场有功没有比无过更加重要。
中国的竞争环境也不够宽松。几乎每个初创企业被投资的时候,都会被问道,如果百度做了你的业务,或者如果腾讯做了你的业务,你该怎么办的问题。这是不良竞争环境的一个典型体现。在美国,如果你业务做得很好,证明了一个商业模式有价值以后,大公司会考虑收购,创业者和投资人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从而促进创新。而在中国,巨无霸企业就会考虑直接复制你的模式,创业者和投资人可能会在跟大企业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近两年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国进民退。当一个国有企业倾全国之力去和中小企业竞争的时候,一切创新都会被抹杀,资本决定一切。
另一个大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缺乏对版权的保护,中国的通用软件行业其实已经白白浪费了十多年,没有出现一家上市公司,没有一家公司真正通过卖软件获得客观的利润。同样是这十多年,所有致力于数字音乐版权、数字内容版权的公司也罕有成功的。而数字内容版权,数字音乐版权是这些年美国创新的一个热点。03年到现在,在美国苹果公司创建的数字音乐市场iTunes Music Store已经超过了线下的最大音乐销售店沃尔玛,而苹果的数字电影销售和租赁市场的销售额也在大幅增长中。亚马逊的电子书也超过了实体书的销量。而在中国,所有致力于数字音乐、数字内容的公司,还在猖獗的盗版下苟延残喘。
知识产权保护不利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专利保护的匮乏,以及对不正当竞争的漠视。创新的小公司,得不到回报,前面我们提到过“在中国,巨无霸企业就会考虑直接复制你的模式”就是因为用复制的方式成本最低,而且法律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在中国,当某些企业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可以获得地方政府的保护,在法律上政策上得到各种倾斜,这些不公平的现象,都大大地放大了马太效应,导致强者更强,有创新的小公司很难脱颖而出。
作者简介:郝培强,现居上海,程序员及二手经济学家。
(本文来自《程序员》杂志1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