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注家：陈鼓应

任何一个能解读老庄的人都不是一般人，尤其是名家，陈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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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鼓应教授近二三十年来致力于道家思想研究，著有《老子今注今译》、《老庄新论》、《庄子今注今译》、《庄子哲学》、《易传与道家思想》等书，被台海两岸学界称为“道家研究大家”。但陈鼓应不仅仅是一位道学研究专家，他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早在六七十年代，在台湾还没解严的年代里，他以一个青年哲学学者的身份投入台湾的民主运动，那些年，他对民主运动的参与，从“概念”到“行动”，不屈不挠，并因此惹上麻烦，无法登上大学讲堂，长达十余年的时间他甚至回台湾无门，被逼游走于美国和北京之间。

　　表面上看，“民主运动”与“道家研究”仿佛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一件事，但对于陈鼓应而言，这两者其实有着共同点。

民主的概念参与

　　提起陈鼓应，首先教人联想起曾经轰动一时的“台大哲学系事件”。1973年台大哲学系因政治介入遭到整肃，一口气解聘了包括陈鼓应、王晓波在内的13位台大哲学系教授讲师，震惊台湾海内外学术界与华人世界。

　　其实陈鼓应一生中被解聘不只一次，他在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毕业后，自60年代至70年代，先后在不同情况下，因各种政治“敏感”因素三度被当局解聘。

　　最早的一次是在1966年，当时陈鼓应邀请殷海光到大学听演讲，有人当场介绍说鼎鼎大名的殷海光也来了，立刻迎来现场鼓掌欢迎，没想到过后有人打小报告，说是陈鼓应请殷海光来煽动学生的情绪。陈鼓应说，当时他初为人父，突如其来的解聘使他急出胃溃疡。在1969年正式获得台大哲学系聘书之前，陈鼓应一度过着困顿的生活，期间他为出版社编撰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庄子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

　　陈鼓应曾经在1972年赴美探亲，旅美期间，由于广泛接触留美学生，使他的思想起了变化。他说：“过去我曾经十分向往美国，1972年首次到美国简直是带着朝圣的心情，但在美国时看到一个抗日的历史纪录片，里面有一段外国记者拍摄的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况，其惨不忍睹的程度叫我难以想象。这使我想起小时候如何在中国躲警报，也产生了民族的灾难意识。”

　　由于受到当时台湾教育环境的影响，陈鼓应曾经把美国视为具正义感的民主国家，但到了美国之后，亲眼所见所闻之下，却发现现实的美国和他书本中读到或舆论所听闻的不同，对于美国的霸权作风与学术商业化的倾向都使他开了眼界。

　　从美国回台湾台，陈鼓应与王晓波俨然台湾反帝民族主义言论的先锋。1972年“大学论坛社”举办民族主义座谈会，他在会上的发言使到当局认为反帝民族思潮的日益高涨并采取镇压手段，陈鼓应和王晓波被警总拘留了24小时之后释放。而当时台湾当局的逮捕台大师生引起海外舆论一片哗然。此后，台湾当局迫使台大解除他的教职，将他下放到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但不得上课、演讲、写作。由于该中心收藏了大量中国出版书刊，使陈鼓应在那段时间阅读了大量中国学人的文史哲著作，他的学术方向也因此渐渐转到中国古代哲学。

民主的行动参与

　　陈鼓应说：“在政治理想上，我深受殷海光先生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殷先生是观念的民主，我自己是从观念的参与走到后来的‘行动的参与’。”

　　台大哲学系事件之后，从1973年到1979年的前后六年，陈鼓应白天闭门读书，晚上则参加那一代台湾异议分子的文化及民主活动，这些岁月都使他在台湾的民主运动中留下了痕迹。1976年《夏潮》杂志问世，他和陈映真、王晓波都是主要作者。

　　1978年陈鼓应决定从概念参与走向行动参与，他参加了台湾“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正式成为党外民主运动中的一员。陈鼓应回想着说：“那时候党外已有统独之分，我跟余登发等人都是统派，余登发在1979年被捕，我和许信良、张俊宏、施明德等人士前往余登发的家乡桥头示威抗议‘桥头事件’打破台湾数十年来戒严禁忌，也是台湾首次发动的政治示威活动。”

　　桥头事件之后，陈鼓应被政大国关中心解聘了，也在这时，他听到有些党外友人被批准出境，于是他也试探着提出一家四口申请出境，竟意外地获准。1973年他携带家人赴美探亲，却是一去难返，到美国后才发现断了回台湾的路，他只好滞留美国，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担任研究员，并于1984年前往北京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讲授老庄哲学。一直到了1997年台大平反“台大哲学系事件”后，陈鼓应才回到台大任教。

　　陈鼓应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当初因政治因素遭到台大解聘，这些年能够重回母校是值得珍惜的事。”

如果殷先生读了庄子 可能不会忧愤而死

　　在学术上陈鼓应除了致力于道家研究，对西方哲学家尼采的研究也被公认有独树一帜的一面。他并将庄子与尼采进行比较研究。在对尼采的研究，或是对老子、庄子的研究中，陈鼓应看到了他们之间“自由”的共同点，因而，有人说，陈鼓应的学术之路其实也正是他一贯追求的自由之路。换言之，陈鼓应借老庄思想表达了自己自由民主的心声。

　　陈鼓应说，他一生有两位老师对他影响很大，一位是方东美，另一位是殷海光。由于当时台湾在学术上的风气，他一度倾向西方哲学，从1955到1959年四年大学期间，课程几乎是以西方哲学为主，接受严密的逻辑和形上学思想训练，他在台大哲学系受业期间，虽然师从西方哲学素养深厚的方东美，但方东美也推崇道家，肯定周易哲学精神，方东美的治学精神深深影响着他的学术道路。

　　陈鼓应说：“西方哲学体系庞大，逻辑严密，但我觉得自己与西方哲学格格不入，西方哲学并没有进到我的内心世界，因为形上学跟现实世界过于两极化。直到读了宣称‘上帝已死’的尼采才被吸引，存在主义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陈鼓应说，60年代之后，他的研究主题由尼采进入到庄子，他认为，庄子的许多思想其实与尼采的观点相互对应，有着浓厚的自由自在的精神特质。

　　在个人生活方面，老庄哲学或许对陈鼓应也帮助极大。陈鼓应说：“殷海光是‘五四的儿子’，生于动荡的年代，殷先生一生追求五四时期的自由、民主等理念，但殷先生的理想跟现实碰撞，他很执著于民主，也非常坚强的反抗，这点我受殷先生影响很大。但殷先生也是嵇康型的人物，过于忧愤，他是被闷死、压抑死的。如果殷先生读了庄子可能不会闷死，可借道家释放内心的压抑。”

提出“道家主干说”引争议

　　在学术成就方面，陈鼓应敢于用新视角做研究，他近年提出的“道家主干说”，凸显了道家在中国哲学上的地位，在学术界十分瞩目。但在过去，哲学史界通行的观点一般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史的主体构成部分，所以当陈鼓应提出“道家主干说”以来，学界反应非常强烈，有人表示赞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有关中国哲学的主干是什么等问题一度成为热点讨论。

　　陈鼓应近年来还创办了《道家文化研究》，积极发表此论说，并探讨当代新道家的问题。至今，“道家主干说”仍处于争论之中。

　　关于这一点，陈鼓应说：“我主张‘道家思想是中国哲学史的主干’纯粹是指中国哲学范围，并非指广泛的中国文化。文化的概念比哲学广泛得多。有些学者在提出批评时忽略了这个前提。说得清楚一点，中国文化的主干还是儒家，哲学的主干是道家。”

台湾民主：恶质化的民主

　　在某种意义上，陈鼓应这一生走过的崎岖之路何尝不是时代的缩影。

　　回首这一生，陈鼓应说：“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只因为关心社会，说了一些真话，在白色恐怖戒严统治下，我们这一代人以追求自由、民主为理想，当年从概念参与到行动参与，源于对民主的追求与争取。”

　　1997年定居台湾至今，放眼当下的台湾，陈鼓应却感叹于当年许多有理想的党外人士已没有立足之地。他说：“目前的台湾表面上好像很民主，但选举就是真的民主吗？台湾现在的民主是恶质化的民主，我过去的一些有理想的朋友都被选举文化挤掉了。目前社会上有太多政治上的痞子，真正有理想的一个个被驱逐出去。目前的情况是，社会上已经没有了是非黑白的界限。”

　　面对台湾的种种，陈鼓应真是感慨万千：“以前我们批评国民党时会咬牙切齿，目前的政治环境表面上好像比以前宽阔，其实比起以前还要狭窄，媒体被垄断，新闻娱乐化，有许多知识分子成为风派，忙着在名利场追逐。以前我们会发出不平之鸣，对不合理的现象提出意见，因为过去的社会还懂得分辨是非黑白，同时过去在位的人还有一定的风格或风度，但目前的社会已经失去是非判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发声讲真话，还会被抹黑。”

　　陈鼓应教授说：“现实环境闭窄，学术空间宽广，生命有限，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多从事学术与思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