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技式的精彩对辩撑起《哗变》

                 

 

 

看了重排话剧《哗变》的首演。是根据美国剧作家诺尔曼·沃克的小说《凯恩号哗变记》改编。1988年北京人艺曾演出，由著名演员朱旭主演。而这次出演的演员除冯远征外大都为新面孔（至少对我来说是），导演为任鸣，朱旭则作为艺术总监参加了该剧的幕后工作。前两年我曾看过改编的电影，虽有多位老明星助阵，但相比起来还是看话剧过瘾。

 

该剧有三个特点值得关注：一是全剧没有一个女性角色，这与娱乐时代影视戏剧中必有女人的定律相左，就连罗素·克洛主演的海战大片《怒海争锋》都不得不在一个次要的情节里插进一个女性花瓶，为观众提提神。二是场景单一，全剧布景基本是一成不变的法庭现场，而且多数人都是坐在椅子上，动作无非是站起坐下，或者挥挥手，缺少变化。三是台词，全剧完全是在对话中展开情节和故事——法庭陈述和辩论以及对人物的精神分析，真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这三个特点凑到一块如果是一般的话剧，它早让观众瞌睡或者提前离场了。而《哗变》却能在两个多小时里牢牢地抓住观众的眼球和心思，最后还能情不自禁地起立为其鼓掌欢呼，这便是《哗变》的神奇与魅力。

 

《哗变》最早改编成话剧是1954年，据说当时首演有众多百老汇明星加盟，引起了极大轰动。该剧以二战时期震惊美国海军的“凯恩舰哗变”事件为起因，将此次事件后的军事法庭审判为典型场景，探讨了在战争中，正义与邪恶、英雄与胆小鬼、独裁者与叛徒等种种人性和社会伦理。但是话剧毕竟是艺术，它没有给人最终的答案和立场，它在富有对抗性的辩论中给人们设下疑问和思考，也留下人物语言交锋甚至炫技的快感。所以《哗变》在世界话剧史上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它既是对传统话剧精华的传承，也是现代戏剧发展的一个极致。

 

         中国人演这个话剧，按说是需要化妆成黄头发或者大鼻子的，这样或许更符合该剧的异国情境。可是没有，除了布景中挂有一面星条旗之外，演员都是清一色的军装。或许导演感觉这样一个以法庭辩论和注重内心分析的话剧，外在的形式是次要的，表演和对白才是关键，尽管在剧的开始阶段观众可能难以适应甚至有些不安，但是很快由于戏剧本身的紧张和层层递进的说服力，使我们成了真正的投入其中的观众。因为台词太精彩了，吴刚（格林渥的扮演者）和冯远征（魁格扮演者）的表演也同样精彩。

 

在剧的中间休息时间，我和几个朋友谈到近些年电影、戏剧中出现的形式主义的极端化倾向，从电影《十面埋伏》到《无极》，从《夜宴》到刚刚演过的话剧《建筑大师》，过度的大制作和形式（化妆、服饰、道具、场景、特技等）的奢华，实际上贬低甚至吞噬了艺术本身的能动作为。比如《夜宴》，据说它借用了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的魂，可实际上由于电影自身过于豪华烦琐昂贵的外壳，使原来的“魂”魂飞魄散，外壳变成了营养不良空壳，结果是不光毁了自己，也庸俗了莎士比亚的伟大经典。

 

戏剧真正的魅力说到底还是在于内容，而话剧则更在于台词和表演，正如导演任鸣所言：“话剧首先姓话，演员在舞台上要先把话讲好。”语言是工具，更是常识，对文学和艺术创作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只有语言才是真正让人类沟通、理解、思想的桥梁，也只有人物才能创造出令观众或者读者震颤的人类的心灵史。

 

                              （已发《北京青年报》2006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