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意直接表达情绪：答上海《新闻晨报》记者顾筝小姐问

   

 

   1987年10月，与《北京文学》杂志社的同事在一起。照片中的七个人现在只有一个人还在《北京文学》任职。他们分别是（前排自左）傅锋、陈世崇、赵李红、仲维萍、汪爱珠。（后排自右）路崇勋和我。

 

上海《新闻晨报》记者 顾筝

   

                      失望地离开了当初选择的职业

    有一天我在家里整理照片，翻出了那张10年前的合照。是某届鲁迅文学奖颁奖的时候，一群作家相聚北京，我们在当时很有名的“丑鸟”酒吧喝酒聊天、拍照留影。翻出照片的时候我特别感慨，于是写下一篇文章《想想我们曾经有过的年轻和热情，想想没有了文学的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照片上的人虽然少数我还能够偶尔见面，但也只剩下几句寒暄和客套。

    记得1998年之前，文坛多的是文学笔会、研讨会、作家圈子的聚会。大家在一起谈文学、谈艺术，也聊各种周边话题。可能那是文学最后的辉煌，现在文学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对人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小。我以前在文学杂志工作，但现在离开了，离开主要还是因为失望和绝望。记得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四个职业选择，报社和出版社，但我自愿选则了《北京文学》杂志社，觉得它可以距离自己挚爱的文学更近一些。但后来文学杂志随着社会的聚变和文学本身的衰微而被边缘化了，一开始还有读者读作品，后来变成只是评论家在读，再到后来只有责任编辑和作者自己读了——这是文学杂志最大的悲哀。我们杂志社也试着做过一些改革，比如在1994年的时候提出了“新体验小说”的概念，主张作家亲历社会，卷入历史。当时这些措施虽然热闹，也有意思，可杂志的征订数始终上不去，因为征订数不是一般的概念，而是证明有多少读者读你的杂志。为了维持杂志的正常运行，我们的编辑还得分头去拉广告，为了几千块钱的赞助，不得不陪着企业家喝酒，以至喝到吐，真是到了“为五斗米折腰”的境地。杂志上还专门辟出一个版面，叫“企业之星”，介绍的大都是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乡镇企业。当时我感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说是文学编辑，却做着与文学没什么关系甚至是被文学唾弃的事情。但为了生存，为了杂志社的员工能发出工资，没有办法。一句话，我们的文学杂志甚至文学是要被养的，它自己几乎失去了存活的能力。

    离开杂志社的那段时间，我其实很失望，因为当初自己选择进入的地方最终还是要离开。而离开之后，我和那些文学圈朋友的接触也少了，现在只有3、5个还保持经常来往，有些见面只是剩下寒暄和客套，关系也渐渐淡了。这种人际关系的转变并不能说是功利因素，因为彼此没有业务往来，关系松了淡了是很正常的事情。

 

 

 

1963年8月，在出生地内蒙古呼伦贝尔。两边是我的姥姥和妈妈。姥姥今年4月以92岁的高龄仙逝。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以下简称星期日）：当你对文学和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失望情绪的时候，你会和哪些朋友说自己的感受？

    兴安：我没有把这种感受和别人说，只是以离开这种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星期日：听上去，你是一个不太愿意表达自己感受的人？

    兴安：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愿意直接表达自己情绪的人，由于目前的批评家的角色，我很多时候只是借助评价一个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感触。像我写的那篇文章，算是我极少数如此公开表达我真实感受的文字了。很多文章我只写了个开头就放在那里，也许永远也不会再写下去。

    星期日：为什么呢？

    兴安：我觉得写这样的文章可能还不到火候，也可能是有一些忌讳，因为如果我要表达的话我希望是赤裸裸的表达，会直指要害。别人可能擅长表达浅层的情感或是一种修饰得很好的情绪，而我不会这样，我会直接把自己全盘兜出，这样我觉得不合适。

    星期日：赤裸裸的表达有什么不好，你是害怕吗？

    兴安：这可能是我内向的一个方面，在情感的表达上我的修饰能力不够，所以干脆就不表达。我也不想把自己的软肋完全裸露给别人。

 

  

   

  1983年7月，大学暑期，回到家乡呼伦贝尔的新巴尔虎左旗的草原上，背后是现在已经少见的骆驼群。

 

                        自我消解焦虑

    碰到一些事情，和朋友说得还多一点，和家人根本就不说了。虽然父亲也是同行，他主要用蒙古文写作，退休前在中国作协工作，但我觉得我们的代沟还是很深。对文学作品，对作家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看法，一谈出来必然会有矛盾，既然争论是没有结果的，那么还是不要谈的好。而个人情绪的变化或情感上的烦恼，也不会和家里人说，或许这是东方人的性格，什么事都喜欢自己扛着。不过还好，我觉得自己的化解能力特别强，很快就能把焦虑和烦恼忘在脑后，因为我的爱好特别多，我是DVD和古典、爵士CD的准发烧友，最近还喜欢上了摄影，很多有益的事情都会去尝试，所以焦虑的时候约几个朋友去酒吧喝酒或听一张巴赫或者莫扎特的钢琴就可以了。

    我觉得自己是挺矛盾的一个人，时而特别内向，时而又特别外向。我并不知道自己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可能还是自己骨子里的东西，或许是我们蒙古祖先的影响，蒙古人在草原上扎一个蒙古包，随处迁徙，在辽阔的草原上风一吹烦恼也就自然没有了。

 

 

 

                             1986年8月，在家乡的大兴安岭上奔跑。

 

    不过我还是觉得有遗憾的事情，就是这十来年书读得少了。我觉得当自己离文学那么近的时候，却很少深入到文学的骨髓，因为编辑是做文学服务工作的，事务性的甚至与文学无关的琐碎事情太多，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当然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自己内心浮躁，当时文学的“欢乐场”非常地迷惑人，身边围着各种作者，有没成名的也有成名的，经常陷于那么一点的虚名之中而自得。这两年我开始有所补偿，多读书同时写些文字。与此同时，我还在着手做的是恐怖悬疑文学的研究，虽然我胆子也和美国恐怖作家斯蒂芬·金那么小，一个人的时候不敢看恐怖悬疑小说和电影，而且晚上床头灯一定要保持亮着的状态，但这是我从小就感兴趣的内容，所以做起来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1984年5月，6个民族的同学与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一起在校园里散步。费老后面穿蒙古袍的是我，右一是我的阿昌族同学曹先强。

 

                       当时非常惶恐

    小学的时候我是特别会闹，甚至会打架的人。记得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们用“理想”造一个句子，我造的是“我的理想是当校长的爷爷。”当时是闹着玩，准备本子交上去的时候撕掉重新写一个合规矩的句子，只是后来忘记了，最后被老师死拉硬拽到校长那里。我举这个例子，意思是说小时候我是很调皮的一个人。

    后来我转学到了北京，开始变得特别正经。因为从大草原到了大城市，我感觉周围都是高人，深不可测，于是就一下子变得正经起来，好好读书，做班干部。一直到了大学，才又一下子撒开了欢儿，甚至给人的感觉是放荡不羁起来。

   

    星期日：其实我也有同样的转学经验，你当时一下子变得正经起来，是不是由于缺乏自信心，特别希望能通过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

    兴安：是的，当时非常惶恐。由于学制不一样，刚到北京的时候我还留级了一年，我记得当时很多小事。比如周围同学说的都是北京话，而我是东北口音，念课文时不时会引起同学和老师的轰堂大笑。还有穿的服装有时候是大家嘲笑的对象。我自己当时自尊心特别强，有一个老师说了我几句，我还为此给她写了一首打油诗呢，诗里专门用了很多东北的土话，哈哈。

 

 

2004年4月，在武当山，与陈福民、李洁非、谢有顺、张柠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出生的批评家在一起。在一个最商业的时代，我们却到深山老林里探讨着文学的生存和发展。

 

    星期日：那么当时靠什么建立了自己的自信？

    兴安：我当时学画画，还有作文也能建立自信，一开始作文还数不上，但写得好了之后，得到老师表扬就行了。

    星期日：所以进了大学后就把之前压抑的一下子释放出来了？

    兴安：当时我那个专业北京就招了我一个，感觉还是挺得意的。大学四年我给人的感觉很不羁，其实我骨子里还是很传统的，记得第一次恋爱，女朋友的嘴都没亲过就分手了。那时候的我好象比现在还忙碌，当了四年的班长，并负责院广播站和演讲团的工作，自己还写诗和小说，办油印杂志，还和同学开了全国第一家学生音乐咖啡茶座，引得其他系甚至其他院校争相效仿，以至在全国高校蔓延，最后据说是被上面勒令停止了。至尽我不明白，学生业余时间勤工俭学有什么不好？

 

                             （此文已发上海《新闻晨报》2007年12月23日）

 

 

 

2006年11月，与比利时女摄影家玛丽亚夫妇在后海的东岸酒吧。她拍过很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平民的照片，还去过塔利班统治地区。她的先生吉斯是位作家。

 

 

 

　1997年10月，和一群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丑鸟”酒吧拍照留影。分别是池莉、徐小斌、徐坤、崔艾真、迟子建、冯敏、李敬泽、顾建平、李师东、我、李大卫、东西、荆歌、毕飞宇、李冯、刘醒龙、曾维浩、关正文、阿成、邓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