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事变与60后70后80后作家的写作之一

        

 

 编者按：这是2009年5月1日我与深圳著名文化学者胡野秋在“深圳晚8点”活动中的一次文学对话。回顾了我从九十年代以来所主张和参与的几个文学事件，并重点比较和思考了60后、70后和80后作家的写作的特点和问题。文字根据速记整理。

 

胡野秋：大家好，咱们又到了一个星期五，而且在这个星期五又遇到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著名的编辑家——兴安。兴安先生在国内的文学界是非常有名的，为什么很多读者对他不了解呢？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躲藏在作家背后的人，也有人说是“文学推手”，他几乎经手编辑过中国所有著名的小说家的作品。比如说，《贫嘴张大明的幸福生活》，大家都知道吧？也拍过电影和电视剧，是刘恒写的，这篇小说就是他编发出来的。他当年曾经是《北京文学》杂志社的副主编，还策划过很多图书，现在他是北京一个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也是一个文学评论家和艺术评论家，今天我们很高兴来跟兴安对话，你先跟深圳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兴安：深圳的朋友你们好，最近因为我经常来深圳，我渐渐的热爱上深圳这个城市了。而且我发现深圳、包括整个广东，文学的氛围非常好，前一阵我还去过东莞，参加了那里的文学院的奠基仪式，很恢弘很热烈。我觉得深圳每周五搞这个文学对话，对深圳文学的发展，对深圳人与国内文学界人士的交流非常有好处，也非常有意义，我很高兴今天来这里和大家交流学习。

 

                   “文学排行榜”：无法挽救文学的边缘化

 

    胡野秋：我们做《深圳晚8点》的作家对话做了几十期了，几乎每一个来的作家，苏童、格非、麦家等所有的作家，我提到兴安，他们都非常熟悉。所以我说他在作家中间的名气特别大，他当年曾经做过一件事情，我认为是石破天惊的，今天来看好像大家都在做了。就是在2000年，那应该是9年前，他在中国第一个发起了“中国作家排行榜”，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排行榜好像不算是什么，那时候连胡润的“财富排行榜”都还没出来呢，他就推出了“中国作家排行榜”。那么咱们先从这个问题开始，你当时推出这样的一个作家排行榜用意何在，又怎么会想到这么个点子呢？

    兴安：对不起，我先说明两点，首先这个“文学排行榜”是1997年推出的。

    胡野秋：不好意思，我去掉了三年。

    兴安：全称叫“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它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文学体裁：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九十年代以来，可以说文学已经渐渐地进入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关注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了，而电视和报纸等媒体却蜂拥而起，如日中天。我当时就想文学能不能借助媒体的力量来重新振作一下呢，这个想法其实挺天真，以为媒体能帮助文学复兴，呵呵。因为媒体经常转载我们的文学作品，或者借助我们的作品，制造一些新闻轰动效应。反过来我们能不能借助媒体使寂寞的文学让更多的读者的了解呢？第二是因为当时在书店里有畅销书的排行榜，读者经常根据这个榜单购书，说明它对读者是有影响和指导作用的，为什么文学，或者说作为单篇的文学不能搞个排行榜呢？所以我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评论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室的白烨、陈晓明、雷达、孟繁华等（他们都是国内一流的文学专家）一起多次商讨，组成了十几人的囊括了全国各地文学专家的评委会，并请陈晓明起草了排行榜的发起宣言。排行的程序非常严格，先是由各文学杂志和所有评委推荐，然后由在京的评委会最后确定名单。排行榜一经推出，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全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报纸都发了消息或发布了排行榜的名单，也有人提出质疑，说《北京文学》是一个地方杂志，没有权力和权威来做排行。

 

       

 

    胡野秋：得由中央或者全国的作家来排行？

    兴安：我说文学排行无所谓权威，它其实就像是一个文学选本一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前几年李敬泽还搞过“一个人的排行榜”呢，也很有意思嘛。另外我们虽然是一个地方杂志，但是我们联合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研究精英和评论精英，我觉得它当然是有权威的。

    胡野秋：但无论如何，这个排行榜还是让文学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里面来，让大家重新关注文学，在这一点我觉得它的意义还有目共睹的。

 

             “好看小说”“类型小说”：把文学还给读者与小说的可能性

 

    兴安：对，文学边缘化我觉得跟文学创作本身也有关系，我当时可能是一个错觉吧，觉得文学可以依靠媒体来复兴，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天方夜谭。所以后来我就想从文学内部做一些调整和变化，比如我当时提出一个“好看小说”的概念，还有就是把“类型小说”这个想法移植到国内来。“好看小说”是从杂志角度提出的，“类型小说”却是针对出版领域的，这两个概念，在可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直到今天还有人用“好看小说”说事，而“类型小说”已经被出版界认可，国内还有一家民营图书公司还召开了两届“类型文学的研讨会”。

    胡野秋：对，你说到这里我就想起当时“好看小说”的这个概念提出来，在文学界引起的很大争议，因为以前总是把文学放在象牙塔里面，纯文学好像跟老百姓有一定的距离。那么你当时提出了“好看文学”，或者“好看小说”这样的概念，你怎么解读它？什么是“好看小说”，你基本的界定是什么？

    兴安：所谓的“好看小说”是相对于那些不好看的小说来说的，不好看的小说不一定不是好小说；好看小说也不一定是好小说。但是“好看”是我们与一批作家对当时小说写作的一个共识，也是我们对小说提出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知道，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先锋小说，也叫实验小说，这使新时期小说的写作发生了非常积极的变化，但是负面的影响也不约而至，不少作家甚至直接提出来说写小说是为自己看的，读者看不懂无所谓。

    胡野秋：就是为他个人而写？

    兴安：对，完全进入一种小圈子的状态，相当一些作家躲进书斋，跟大众、跟社会、跟时代完全失去了联系，将自己与读者隔绝起来。所以好看小说至少是从内容和形式上能够让读者，甚至是普通的读者阅读起来不那么为难，而且会产生一种愉悦感，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前提。

    胡野秋：你当时策划过一个“好看小说大展”，大展都收录了哪些作家（作品）在里面？

    兴安：主要还是一些年轻的作者，六十年代出生的，或者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的作品，比如丁天的《脸》、邱华栋的《出了问题》、赵凝的《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凡一平的《寻枪》、王芫的《什么都有代价》《口红》、王艾的《四脚朝天》、西门的《你说你哪都敏感》《谁的莲衣》、陆涛的《一次够了》、古清生的《2038》、孙子的《活的没劲》等。他们的小说更讲究故事，不是特意地去玩形式，玩技巧，而是借助一个好故事，表现他们对生命和世界的看法。

    胡野秋：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小说里面必须要包含一个好看的故事，让小说回归到讲故事这样一种境界？

    兴安：对，故事是小说的一个基本形式，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没有一个好故事，很难说它能成为一个好的小说。我是这样看的。所以，后来我就提出了“类型小说”的想法。就这个问题，在《大家》杂志，我与评论家李敬泽、作家陆涛搞了次对话。我说：七十年代末，就是思想解放之后，到八十年代初，作家追求的是“写什么”，所谓题材决定论，只要抓住一个好的题材，有新闻性，有了这个好的题材，写出的小说就很容易产生影响。九十年代后，作家开始追求“怎么写”，就是说作家在技术上产生了自觉之后，想通过语言和形式重新把握一个旧的故事或者一个传统的故事，这当然是中国小说的一场技术革命，也产生了很多好的作品，比如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等。但是这也造成了小说的溃疡，出现了一大批形式主义的东西，直接造成文学远离读者，使小说越来越不好看。到了21世纪初，我觉得应该是小说“为谁写”或者是“给谁看”。因为随着商业机制进入图书市场，甚至进入文学之后，读者在分化、在分层，比如有的读者喜欢武侠小说，有的喜欢恐怖小说，有的喜欢言情，有的喜欢玄幻。所以我觉得作家面对这种市场的需求和变化，不尽快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是很可怕的，也是无能的，很容易被淘汰。另外，搞文学这个行当，当然每个人都想成为大师，但是我们这么多人搞文学，到底能出几个大师呢？比如余华，我现在暂且称他为大师吧，但是中国能有几个余华？而大部分的，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一辈子醉心于文学，最后也只能是混个二三流，甚至四五流名头。大多数人只能是大师的陪衬，有的陪衬都轮不上，很可悲的。

    胡野秋：小师也成不了。

    兴安：对，但是这些作家如果能适时地改变一些写作的观念和想法，来做一些类型小说，比如说有喜欢恐怖故事的写一些恐怖小说，有喜欢爱情故事的写一些言情小说，还有武侠小说等等，我觉得这样可能更有出息一些。你比如说，美国的恐怖小说大王斯蒂芬·金和英国的侦探小说女王克里斯蒂，他们如果想成为所谓纯文学的大师恐怕很难，但是他们却成了类型小说领域的大师。

    胡野秋：好，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恐怖小说，我记得你应该也算是在国内出版界最早推出恐怖小说的，就是公然在书的封面上打上恐怖小说的就是你。

 

        

 

  在现场与胡野秋、《深圳特区报》记者刘丽华、女画家张妮、深圳书城的庄礼幸等

 

    兴安：对，是中国第一部恐怖小说。

    胡野秋：当时你推出丁天的《脸》，我看得确实是毛骨悚然，这个小说的推出过程是怎样的？

    兴安：丁天这个作家，我估计在座有的人应该还熟悉，他是在94年出道的一个“70后”作家，那一年他在《北京文学》和《收获》同时发表了小说。后来他又发表了《幼儿园》《数学课》《生死不明》《你想穿红马甲么》等几篇有影响的小说，《幼儿园》几乎得了那一年的鲁迅文学奖，却由于评选方式的问题阴差阳错把他给耽误了。

    胡野秋：遗憾。

    兴安：《幼儿园》这篇小说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由于父母两人吵架，就忘记了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幼儿园阿姨也忙于约会，就把孩子搁地下室了，结果三个人都忘了这件事了，过了一周之后，突然找到地下室，这个小孩已经被耗子吃的只剩下一堆骨头了。

    胡野秋：这原来是都市的一个残酷故事。

    兴安：从严肃文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说，但我从中看到丁天有恐怖小说的特质，所以我跟他说我现在正在搞类型小说，你有没有兴趣写，结果我们一拍即合，他说他一直关注这个东西，结果就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恐怖小说《脸》，小说将中国传统的画皮传说与西方的吸血鬼的故事相结合，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发了后来的恐怖小说热。

    胡野秋：然后你也对中国的恐怖小说做过理论探索，也写出很多理论的文章，那么你认为中国的恐怖小说，到今天已经这么多年了，它现在应该说有很多的读者，那么你觉得它会有发展前景吗？纯文学这块肯定是对它有抵触的，那么像这种类型小说在中国发展有多大的天地？

    兴安：我觉得前景还是光明的，但是道路非常曲折。

    胡野秋：曲折在哪里？

    兴安：首先作为作家来说，很多人是有写恐怖小说特质的，像格非、马原，都是非常喜欢恐怖小说的，但是真正让他们写这种小说他们好象不大愿意。

    胡野秋：为什么，是怕掉价还是什么？

兴安：也许是吧，这要问他们才知道。其实余华就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命中注定》，我以为应该算是一篇恐怖小说，这个也许他自己不会承认。最近我还看到一个很火的70后作家，叫路内，他在中国最严肃的文学杂志《收获》上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但是他不小心也写了个恐怖小说《女神陷阱》。而且我们如果注意就会发现，很多作家开始在小说里引入类型小说的元素，比如宁肯的长篇《环形女人》，还有两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洁的新长篇《知在》都或多或少地引入了侦探小说的因素。所以说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界本来就没那么分明，更不是水火不容。

胡野秋：是啊。

兴安：但是恐怖文学界问题也很大，据有人统计，全国大概有100多个恐怖悬疑小说家，这里头我以为至少有80个人可能不适合写恐怖悬疑小说，他们可能更适合写言情，或者写其他的类型小说。

    胡野秋：不适合写的，可能为了市场的需要去写的？

    兴安：对，我前几年对恐怖小说非常关注的，但是这两三年关注比较少了。很多作家给我寄来了书，我翻一翻，感觉确实写的有精彩之处，但是整体的独特性方面还有欠缺。所以恐怖悬疑小说在经历了开端、热闹后，这两年发展确实比较缓慢，甚至在悄悄地退步。在写完《脸》之后，丁天也遇到了提升的瓶颈，据说现在他也放弃了恐怖小说的写作，重新开始严肃文学创作了。前几年还有一个叫鬼谷女的，写了《碎脸》和《伤心致死》，令我对恐怖小说有了一些信心。

    胡野秋：周德东的《门》也不错。

       兴安：对，我推崇的几个恐怖悬疑小说作家，丁天一个，鬼谷女一个，鬼谷女是在美国硅谷工作的夫妻俩合作的笔名，还有一个是周德东。上海的蔡骏、李西闽，南京的成刚，广州的上官午夜，湖南的大袖遮天，北京的老猫、七根胡，河南的花想容，还有吉林的吉振宇也都各有特点。蔡骏他看到了中学生这个大市场，他后来基本上是在为中学生写恐怖小说了。（待续）

 

       

                         

                           对话之后为“深圳晚8点”题词：“文学的主旨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