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混合体”，也是“内幕”：说说《三国大传》

          

 

   “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最上短命的一个时期之一，历史学家认为只有四十五年，最多不过百年。但是关于这个时代的文字记载和民间传说却可谓汗牛充栋，人们对它的关注不亚于盛唐和明清。上有《后汉书》、《三国志》，后有《资治通鉴》和章回小说《三国演义》，现代又有吕思勉的《三国史话》。而最热闹和最有争议的莫过于今人易中天的《品三国》了。

    其实“三国热”由来已久。吕思勉的《三国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3月）中就说：“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虽然从历史的角度，《三国演义》有许多文学性的渲染，但据吕思勉考察：“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史差不多。”我一直以为，所谓真实的历史其实并不存在，如果存在也是一种驳杂的似是而非的状态，它应该是正史、野史、民间传说与文学想象的混合体，同时，历史又是永远无法让后人知晓的“内幕”。我非常赞同吕思勉的一句话：“总而言之，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其内幕是无从知道的。因为既称内幕，断非局外人所能知，而局中人既身处局中，断不可将其真相宣布。”所以，我们只能对历史中包含的多种因素进行揣测、分析，用我们有限的知识和材料，经过综合之后，做出各种假设或者判断，就如同我们不可知的“上帝”，它是先于我们当下经验的存在。带着这样的思考，我读了周殿富的《三国大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感觉收获颇丰。周殿富是一位业余但很专业的三国研究者，他几乎用了十年时间写出了这部一百二十多万字的宏篇巨制。我读过不少今人写的关于三国的书，而像《三国大传》这般宏大、厚重、坦率的书还是第一次。作者将历史与传说、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激情融为一体，从浩繁的历史事件、众多的历史人物和纷纭的各家观点中梳理并建构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学大传，让人不得不对作者渊博的知识和写作的勇气，以及对历史的驾御能力表示惊叹。

 

               

                                                            古代绘画中曹操的形象

 

   《三国大传》采用目前比较盛行的“讲座”的叙述框架，同时又依照了人物传记的体例。全书分四卷，三十五讲，内容涉及一百多位人物。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时代的动荡与兴衰。书的第一卷比照了《三国演义》与三国历史的关系，分析了东汉灭亡的原因以及东汉末年的几个关键人物的是非；第二卷是全书的重点，探讨了曹操、刘备和孙权这三位乱世英雄的成败得失；第三卷描述了三国时期具有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曹、孙、诸葛、司马四大家族的命运沉浮；第四卷则例数对推动三国历史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军师和武将们。据我观察，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朝代像三国这样拥有众多的生动的富有性格魅力的人物，这当然归功于《三国演义》的文学想象和渲染。但是，如何真实或者接近真实地评价这些人物，还原他们尽可能的本来面目却是《三国大传》的一个特点和贡献。说三国必说曹操，无庸置疑，曹操是三国舞台上的一号人物。历史上对他的争论很多，对他的评价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有着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言说。《三国志》等一些正史对其评价基本是肯定的，而《三国演义》却将其打入了篡君、狡诈、暴虐的非议的深渊。毛泽东、郭沫若和当代历史学者翦伯赞都曾经提出要为曹操翻案，但他们似乎都没有超越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而吕思勉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为曹操说情的历史学人。在他的《三国史话》中，光论述曹操的篇目就有7种之多，占了整书的近一半。在《论魏武帝》一文里他就感叹：“从古英雄，坚贞坦白，无如魏武者。”并针对曹操在《三国演义》中的骂名，申辩道：“所以做大事业的人，总是把毁誉置之度外。” 周殿富的《三国大传》应该说吸取了吕思勉《三国史话》的某些观点，并引述了历史上众多名人对曹操的评价，所以，我以为周殿富对曹操的评价更客观、更辨证，也许更接近曹操的本质。首先，周肯定了曹操是英雄（以往的评价多为“奸雄”），对其治国平天下，举贤用能的才智以及在文学上的才情给予褒扬。他质疑了曹操“篡”汉的说法，以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为例，证明曹操的天下实际上是“算”出来的。正如文中所说：“这个世界既不是弱者的，也不是强者的，而是智者的。”其次，作者并没有放过曹操在人格上的缺失。比如忌刻、阴险、奸诈、滥杀无辜等等。作者做了统计，东汉人口曾经是五千万，到了西晋初只剩下一千余万，除了瘟疫饥饿而死之外，曹操执兵三十多年，在他的屠城政策下，死在他手下的人至少上百万。这大概就是曹操在民间名誉扫地的原因。但是，作者对曹操性格中奸诈的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奸”是政治生存的需要，“诈”是兵道之本。这不是为其辩护，只能说是对历史人物整体构成的“事实求是”。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5月）中曾说“曹操口中所说，手下所做很像马基雅弗利”，《三国大传》也延续了这个观点（“中国最古典的马基雅维里”）。由此，我们评价古今很多伟大的政治人物也不过如是。对于复杂的人物，只能用复杂的观点来理解。曹操如此，对刘备、孙权、关羽、诸葛亮、吕布、姜维等其他人物的评价也一样。

 

           

                                                      这张画像也许最接近曹操本人的性格

 

    由此可见，《三国大传》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分析是中肯的、辨证的，也是有人情味的。这几年学术界有些人为了获得出人意料的轰动效果，偏执极端，漠视当时的历史环境，将人物娱乐化、工具化，甚至庸俗化，对曹操的评价就是其中之一。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世界变革的历史》中说：（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应该根据当时的标准，而不是根据我们的标准去评价过去的时代。”[转引自威廉·德雷（William H. Dray）的《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88年1月）]他反对先入为主的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个人化的权衡和取舍。我在文章开首也说了：历史是正史、野史、民间传说与文学想象的混合体，历史同时也是“内幕”。它是由纷繁的各类资料构成的整体，如果我们仅仅想靠一己之力、一己之心，仅仅依据历史上的只言片语，那历史学恐怕与小报绯闻和影视剧的戏说没什么区别，历史人物也只能成为戏剧舞台上的木偶或小丑。

    《三国大传》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占有了从古至今的大量的文献资料，很多还是不大为人所知的资料，况且作者也不是以绝对的武断的语气和观念强加历史，他的姿态是试探性的和讨论性的，或者说，作者对历史是有着谦卑之心怀疑之态的。他不想被驳杂混沌的历史迷团所淹没，更不想以个人的小聪明对历史做不负责任的戏弄。

 

           

                                                     中国京剧里曹操白脸的形象

 

    美国哲学家门德尔鲍姆(M.Mandelbaum)说：“历史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神无处不在。”这当然表达了他“上帝的意志”的历史观。《三国大传》在总结历史的时候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但只是一种比喻。作者说：“这就是历史——人类的‘基督’——昔在的、今在的、永在的全能者。但历史这个‘基督’本身既不是受苦者也不是担当者更不是拯救者，也不可能复活再现，它不过是一个进程、过程。但它是一个伟大的收容所与展览馆。会让我们从中看到自身，教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不再去重演那些悲伤的前朝故事，不再去重蹈前人的覆辙，同时也会给我们以勇气、激情、智慧，教我们面对现实更好的走向未来……由此我们当称历史为人类之父。”这大概是周殿富写作《三国大传》的初衷，也应该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方法。

 

          

                                                    赤壁之战曹军与刘备孙权联军的作战图

 

                    

                                             《三国演义》中马超追杀曹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