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管人员与流动小贩的"对话"
上海城管人员与流动小贩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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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吃饭
昨天中午,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让封女士有些手足无措。虽然之前就从天气预报中知道有这么一场雨,但上午她还是抱着侥幸,把摊子摆了出来。
此刻,神情沮丧的她手脚却十分麻利,她把地摊上的东西往中间一摞,然后提起铺在下面的毯子的四个角。记者看到,毯子的边沿上缝着好几个铁环,中间穿着一根布绳,封女士把这根绳子一抽,毯子顿时成了一个大包袱,她费力地拎起包袱,躲到马路边超市的台阶上。雨越下越大,封女士的眉头皱了起来。
对别人来说这只是一场平常的雨,但对于封女士,这意味着几十元钱的收入打水漂了。
跨区设摊
封女士是百色路上的一个小贩。和周围外地来沪谋生的摆
摊人不同,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也是为什么她住在普陀区、却要跑到徐汇区摆摊的原因。“这里没什么熟人,而且路边都是居民小区,生意好做。”
辛酸故事
今年40多岁的封女士摆摊已经有近10个年头,她面色憔悴,头发花白,看上去像是五六十岁的人,记者问她是不是摆摊太辛苦,她摇摇头,“我生过毛病,现在好得也不是老清爽,其实摆摊挺轻松的,只要不碰上‘黑猫’。”
封女士告诉记者,她和老公以前是一家手表厂的职工,本来下岗时夫妻俩能够留一个,但丈夫患了癌症,几年前去世了。她也生了严重的肾病,经过治疗虽然有了好转,却没法干体力活。街道里把她家列为困难对象,为她在一家厂里找了个收发室看门、打扫卫生的工作,每个月有700元收入。“其实我很满足了,但是我儿子在念高中,他成绩蛮好。给老公看病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我要给儿子存钱念大学。”
生意蛮好
封女士每个周末都要到百色路上摆摊,这个地方是她有一次乘公共汽车路过时发现的,“这条路上都是居民区,而且住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我进的日用品和小饰品在这里很好卖。生意好的时候,周末两天下来有接近100元的收入。”最重要的,这里管得不是很严,这一点,封女士特别强调。
心中最怕
“最怕的就是这样的坏天气,还有就是‘黑猫’!”封女士告诉记者,刚下岗时,她在大学门口卖过豆腐干、茶叶蛋。那时候查得特别严,城管一来,大家都推着摊子四散而逃,她跑不动,只能躲到一边看着城管把她的摊子踢翻炉火一地,然后偷偷地哭。“被抓到一次,就是好多天白做,像我们这种生活困难的人,这不是不给我们活路吗?”
一次次的“斗争”经验,让封女士学乖了很多,她向记者展示她的包袱,上面的环和绳子就是她的设计,“这样碰上‘黑猫’反应快,不会被查到。”
让封女士欣慰的,是她懂事的儿子。她告诉记者,每次出来摆摊做生意,儿子都自己烧饭吃。有时候她回去晚,儿子就先做完功课,把饭热了等她回去一起吃。
一些不解
“如果有免费的场所可以做生意,我绝对不会到处跑。”封女士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人得到了街道和很多好心人的关心帮助,她十分感激,但她一直想不通,自己自食其力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为什么就那么艰难。“我卖的小东西,一直有人买,居民们也觉得方便。我用劳动赚点辛苦钱,为什么要禁止,为什么要罚款?”
安徽小王对城管说:“这是我们的饭碗”
昌里东路长清路至洪山路这一段被称作“浦东南京路”,3000多个小贩摊位都集中在这3公里。
下午4时半,骑三轮车的、推手推车的陆续出现,在昌里东路上转悠着,却不停下来。人行道上小摊贩或靠着护栏,或坐在自带的凳子上,闲聊着,抽着烟,却不将摊位摆开。小王和他老婆守着三轮车,站在东方既白餐厅门口。
“潜规则”
小王并不急着卸下凳子和货架。他看看手表,说:“时间还没到,我先去走走。”小王告诉记者,他和老婆今天出来早了点。
夜市不到傍晚5时不能开始,这是昌里东路上的“潜规则”。其实,城管部门也没有过到时间就放开的承诺,但是所有小摊贩等到5时就会统一把货摆出来,不到 5时,即使干等着,也不会架起货架。类似的默契还有即使再拥挤,小贩也不会将摊位超出人行道,城管只要小贩不影响车道,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比打工好
小王从安徽阜阳来上海已有8年。“我们那里来的人都在这里做玩具生意,大家互相有个照应,再说做生意总比打工自由。”
开始小王是跟着老乡一起住,给他打下手,后来有了货源自己做,慢慢有了固定位置,再后来有了老婆,就自己租房子。小王租的一室一厅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公房,在一楼,通风采光都不太好,要850元一个月。但小王已经心满意足了,“我以前和别人合租的是50年代造的房子,煤卫都是公用的,现在好歹是独立一室户,放货也方便。”据小王透露,他的房东已搬到房价更便宜的三林租房子,像这样赚取房租差价的本地人不少。
短信新闻
在上南二村公交站点背后,小王和卖玩具的老熟人聊了起来,“阿姨,你怎么不到时间就开始摆了啊?”阿姨乐呵呵地说:“你不知道啊?电视新闻已经放了,五一后我们可以合法摆摊了。”阿姨拿出手机给小王看,“你看,我手机短信新闻也有了。电视也播过了,附近居民一看到我就说,‘你们以后可以摆摊了’。”
保卫饭碗
作为这条路上的“老生意人”,小王对昌里东路集市的“历史”颇为了解。“以前这里又脏又乱,城管也冲得厉害。2000年更是交警、公安、工商、城管一起来。但是没办法,这是我们的饭碗,谁也不想把饭碗敲掉。本地人不会走、外地人不想走,于是大家全进了居民小区打游击。”
“新政策”
“现在好多了,虽然城管还是每天早上6时到晚上10时来巡逻,但主要针对的是卖盗版碟和假货的,对我们这些卖日用百货、玩具的小贩,只要不占车道,不为抢位置打架,他们也不太硬冲。”谈到五一以后可能出台的新政策,小王特别高兴,“本来就应该这样,我们不偷不抢不骗,赚的也是辛苦钱。”
城管“倒苦水”:执法难得“多助”
“我们工作量大,什么都管,压力大,商贩不配合,群众不理解,执法腰杆也不硬。总之,一句话:难啊!”
根除不了原因多
谈到乱设摊现象为何无法根除,城管队员们你一句我一句,如从竹筒里倒豆子一般——
■摊主利润高:摊主有利可图,而且利润非常可观,这是乱设摊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据经常到许昌路上摆摊的一个小吃摊主透露,平常每天少则赚200元,周末生意好时超过400元。
■消费市场大: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小摊贩们所设摊点有市场需求这是客观事实。虽然大多数摊主是外来人员,但消费者大多数是上海人。包括食品、装饰品、假冒名牌等,都有一定市场。
■取缔障碍多:城管部门在整治过程中,遭受了重重阻碍。首先,罚款很难到位,而没收排档车对摊主打击不大,因为排档车成本低、制作方便。其次,摊主的蛮横对抗,有时也让执法队员身心疲惫。在跟随管理部门整治的几天里,记者亲眼目睹了摊主躺在执法车轮前耍赖以及殴打执法队员的情景。
猫鼠游戏难获胜
由于城管执法时,往往卡车呼啸,大盖帽蜂拥,对付一小部分无证小贩动用如此力量,旁人自然同情弱者,因而在执法中往往得不到“多助”,被起哄、喝倒彩,甚至群众为小贩通风报信却时有发生。
市城管执法总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城管执法越位并非他们的本意,“完全是为了区里的经济发展考虑”。有时动迁僵持不下,城管应召而来;有时群访闹访,又是城管来阻止,连一些会场的安保工作有时也出动城管。这种角色的错位,弊端在城管编制的五花八门。城管队伍中既有公务员,又有事业单位的,还有借调人员。错综复杂、经历丰富的城管队员在领导看来“能应付各种险恶场面”。
上海城管人员与流动小贩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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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吃饭
昨天中午,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让封女士有些手足无措。虽然之前就从天气预报中知道有这么一场雨,但上午她还是抱着侥幸,把摊子摆了出来。
此刻,神情沮丧的她手脚却十分麻利,她把地摊上的东西往中间一摞,然后提起铺在下面的毯子的四个角。记者看到,毯子的边沿上缝着好几个铁环,中间穿着一根布绳,封女士把这根绳子一抽,毯子顿时成了一个大包袱,她费力地拎起包袱,躲到马路边超市的台阶上。雨越下越大,封女士的眉头皱了起来。
对别人来说这只是一场平常的雨,但对于封女士,这意味着几十元钱的收入打水漂了。
跨区设摊
封女士是百色路上的一个小贩。和周围外地来沪谋生的摆
摊人不同,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也是为什么她住在普陀区、却要跑到徐汇区摆摊的原因。“这里没什么熟人,而且路边都是居民小区,生意好做。”
辛酸故事
今年40多岁的封女士摆摊已经有近10个年头,她面色憔悴,头发花白,看上去像是五六十岁的人,记者问她是不是摆摊太辛苦,她摇摇头,“我生过毛病,现在好得也不是老清爽,其实摆摊挺轻松的,只要不碰上‘黑猫’。”
封女士告诉记者,她和老公以前是一家手表厂的职工,本来下岗时夫妻俩能够留一个,但丈夫患了癌症,几年前去世了。她也生了严重的肾病,经过治疗虽然有了好转,却没法干体力活。街道里把她家列为困难对象,为她在一家厂里找了个收发室看门、打扫卫生的工作,每个月有700元收入。“其实我很满足了,但是我儿子在念高中,他成绩蛮好。给老公看病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我要给儿子存钱念大学。”
生意蛮好
封女士每个周末都要到百色路上摆摊,这个地方是她有一次乘公共汽车路过时发现的,“这条路上都是居民区,而且住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我进的日用品和小饰品在这里很好卖。生意好的时候,周末两天下来有接近100元的收入。”最重要的,这里管得不是很严,这一点,封女士特别强调。
心中最怕
“最怕的就是这样的坏天气,还有就是‘黑猫’!”封女士告诉记者,刚下岗时,她在大学门口卖过豆腐干、茶叶蛋。那时候查得特别严,城管一来,大家都推着摊子四散而逃,她跑不动,只能躲到一边看着城管把她的摊子踢翻炉火一地,然后偷偷地哭。“被抓到一次,就是好多天白做,像我们这种生活困难的人,这不是不给我们活路吗?”
一次次的“斗争”经验,让封女士学乖了很多,她向记者展示她的包袱,上面的环和绳子就是她的设计,“这样碰上‘黑猫’反应快,不会被查到。”
让封女士欣慰的,是她懂事的儿子。她告诉记者,每次出来摆摊做生意,儿子都自己烧饭吃。有时候她回去晚,儿子就先做完功课,把饭热了等她回去一起吃。
一些不解
“如果有免费的场所可以做生意,我绝对不会到处跑。”封女士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人得到了街道和很多好心人的关心帮助,她十分感激,但她一直想不通,自己自食其力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为什么就那么艰难。“我卖的小东西,一直有人买,居民们也觉得方便。我用劳动赚点辛苦钱,为什么要禁止,为什么要罚款?”
安徽小王对城管说:“这是我们的饭碗”
昌里东路长清路至洪山路这一段被称作“浦东南京路”,3000多个小贩摊位都集中在这3公里。
下午4时半,骑三轮车的、推手推车的陆续出现,在昌里东路上转悠着,却不停下来。人行道上小摊贩或靠着护栏,或坐在自带的凳子上,闲聊着,抽着烟,却不将摊位摆开。小王和他老婆守着三轮车,站在东方既白餐厅门口。
“潜规则”
小王并不急着卸下凳子和货架。他看看手表,说:“时间还没到,我先去走走。”小王告诉记者,他和老婆今天出来早了点。
夜市不到傍晚5时不能开始,这是昌里东路上的“潜规则”。其实,城管部门也没有过到时间就放开的承诺,但是所有小摊贩等到5时就会统一把货摆出来,不到 5时,即使干等着,也不会架起货架。类似的默契还有即使再拥挤,小贩也不会将摊位超出人行道,城管只要小贩不影响车道,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比打工好
小王从安徽阜阳来上海已有8年。“我们那里来的人都在这里做玩具生意,大家互相有个照应,再说做生意总比打工自由。”
开始小王是跟着老乡一起住,给他打下手,后来有了货源自己做,慢慢有了固定位置,再后来有了老婆,就自己租房子。小王租的一室一厅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公房,在一楼,通风采光都不太好,要850元一个月。但小王已经心满意足了,“我以前和别人合租的是50年代造的房子,煤卫都是公用的,现在好歹是独立一室户,放货也方便。”据小王透露,他的房东已搬到房价更便宜的三林租房子,像这样赚取房租差价的本地人不少。
短信新闻
在上南二村公交站点背后,小王和卖玩具的老熟人聊了起来,“阿姨,你怎么不到时间就开始摆了啊?”阿姨乐呵呵地说:“你不知道啊?电视新闻已经放了,五一后我们可以合法摆摊了。”阿姨拿出手机给小王看,“你看,我手机短信新闻也有了。电视也播过了,附近居民一看到我就说,‘你们以后可以摆摊了’。”
保卫饭碗
作为这条路上的“老生意人”,小王对昌里东路集市的“历史”颇为了解。“以前这里又脏又乱,城管也冲得厉害。2000年更是交警、公安、工商、城管一起来。但是没办法,这是我们的饭碗,谁也不想把饭碗敲掉。本地人不会走、外地人不想走,于是大家全进了居民小区打游击。”
“新政策”
“现在好多了,虽然城管还是每天早上6时到晚上10时来巡逻,但主要针对的是卖盗版碟和假货的,对我们这些卖日用百货、玩具的小贩,只要不占车道,不为抢位置打架,他们也不太硬冲。”谈到五一以后可能出台的新政策,小王特别高兴,“本来就应该这样,我们不偷不抢不骗,赚的也是辛苦钱。”
城管“倒苦水”:执法难得“多助”
“我们工作量大,什么都管,压力大,商贩不配合,群众不理解,执法腰杆也不硬。总之,一句话:难啊!”
根除不了原因多
谈到乱设摊现象为何无法根除,城管队员们你一句我一句,如从竹筒里倒豆子一般——
■摊主利润高:摊主有利可图,而且利润非常可观,这是乱设摊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据经常到许昌路上摆摊的一个小吃摊主透露,平常每天少则赚200元,周末生意好时超过400元。
■消费市场大: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小摊贩们所设摊点有市场需求这是客观事实。虽然大多数摊主是外来人员,但消费者大多数是上海人。包括食品、装饰品、假冒名牌等,都有一定市场。
■取缔障碍多:城管部门在整治过程中,遭受了重重阻碍。首先,罚款很难到位,而没收排档车对摊主打击不大,因为排档车成本低、制作方便。其次,摊主的蛮横对抗,有时也让执法队员身心疲惫。在跟随管理部门整治的几天里,记者亲眼目睹了摊主躺在执法车轮前耍赖以及殴打执法队员的情景。
猫鼠游戏难获胜
由于城管执法时,往往卡车呼啸,大盖帽蜂拥,对付一小部分无证小贩动用如此力量,旁人自然同情弱者,因而在执法中往往得不到“多助”,被起哄、喝倒彩,甚至群众为小贩通风报信却时有发生。
市城管执法总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城管执法越位并非他们的本意,“完全是为了区里的经济发展考虑”。有时动迁僵持不下,城管应召而来;有时群访闹访,又是城管来阻止,连一些会场的安保工作有时也出动城管。这种角色的错位,弊端在城管编制的五花八门。城管队伍中既有公务员,又有事业单位的,还有借调人员。错综复杂、经历丰富的城管队员在领导看来“能应付各种险恶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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