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至六世紀浙東地區的經濟發展

一、前 言

長久以來，歷史學界都以中國文明發源於黄河流域，而後向四周擴散的一元論，來解釋中國歷史的發展；然而，這種說法在1970年代末期以後，面臨考古新發現的挑戰。其實，以一元論解釋中國歷史的發展，是因為受到文獻記載的主觀性，以及1970年以前考古工作主要限於黄河流域導引的緣故。在考古學方面，七十年代後期以來，考古工作在地域上的拓展及其發現，學者已修正其“黄河中游文化一元論”，逐漸傾向於中國文明起源多樣性的看法。[1]而就歷史學方面來說，也不一定有足够、具體的資料，充分支持一元論的解釋。因此，一元論的歷史解釋實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今日我們所知道的中國史中，有許多一元論的歷史解釋，江南地區的開發就是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從來學者都認為：江南地區的開發是漢代以後才漸次展開的，漢末和永嘉前後是兩個關鍵性的階段。這兩個時期，由於北方的動亂，大量人士向南方遷徙，帶來北方先進的農業和技術，從而促進江南的開發。[2]甚至有人以唐代的標準來看，認為六朝時江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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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杜正勝《導論——中國上古史研究的一些關鍵問題》，杜正勝編《中國上古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年。

佟柱臣《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多中心發展論和發展不平衡論》，《文物》1986年第2期。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年第3期。

[2] 三十餘年來，魏晉南北朝史的專著、論文，屢以此觀點解釋江南的開發。唐長孺《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2：“特别是三世紀以後，大批北方人民帶著他們的先進生產技術流徙南方，江南的生產力獲得迅速的提高。……”何茲全在《魏晉南北朝史略》一書中談及漢末移民時說：“人口南移總是帶著他們的財富、知識和生產技術，所以人口的南移，就是南方的開發。”又述東晉移民潮：“這次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對於南方說，起了很大的開發作用。南下的勞動人民把北方進步的農業技術和農業生產工具都帶到南方去，把南方前此未墾的荒地繼續開墾起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頁17、77。

韓國磐《南朝經濟試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頁84：“南渡流民中固然包括地主階级中的豪門大族，但是绝大多數是勞動人民。這些勞動人民帶著比較進步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來到江南，造就不僅大大增加了江南地區的勞動力，並且推動了生產技術的發展。”又，他在《魏晉南北朝史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97～203，也重申這個說法。

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頁100中論及江東的開發說：“他們(北方移民)不僅給江南帶來了進步的農業生產工具和先進的生產技能，同時也擴大了江南的耕地面積……。”

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40：“中原人民移居江南之後，把他們先進的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帶到了江南，遂大大提高了江南地區的農業生產技術，使農業生產由粗耕迅速地轉變為精耕，從而徹底改變了江南地區火耕水耨的落後面貌。”

羅宗真《六朝時期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江海學刊》1984年第3期，頁75：“北方人民的不斷南下，帶來了許多先進的生產技術，……”許輝《東晉南朝時期南方經濟發展的原因》，《史學月刊》1985年第5期，頁31，也同此說。

王志邦《東晉南朝浙江農業生產的發展》，中國魏晉南北朝學會编《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頁95。

童超《東晉南朝時期的移民浪潮與土地開發》，《歷史研究》1987年第4期。

開發仍是有限的，要到了唐代，江南才大規模地開發。[3]上述的看法，是基於北方文化優於江南的前提下發展出來的，包含兩個層面：(一)漢末以前，江南地區仍是落後的。[4](二)强調移民的貢獻。這樣的觀點是否正確呢?

近三十餘年來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指出：在漢末北方移民到來之前，江南某些地區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如東漢的會稽郡就是一個製造業的中心，在製瓷業方面，還領先北方。此外，關於北方移民對江南開發的貢獻方面，北方的旱地農田的技術和經驗，是否能對江南水鄉澤國的水稻栽培有所助益?這一點也是值得考慮的。由此，我們覺得前述觀點似乎應該再作檢討。

本文主要討論魏晉南北朝浙東地區的發展，藉以檢討上述看法的正確性。在時間上，以漢獻帝建安元年(196)，迄隋煬帝大業五年(609)為斷限，[5]涵括了漢末、永嘉兩次移民潮。在空間上，浙東地區包括今日浙江省浙江以南的地區，是漢末、永嘉時期許多北方人士避亂南來擇地定居的地區。因此，有利於檢討這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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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史念海《隋唐時期長江下游農業的發展》，載史念海《河山集》，北京：三聯書店，

1978年二版。

[4]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頁223：“在魏晉時期，

江南真正得到開發的，只有吳郡。”

[5] 通常三國時代自公元220年曹丕代漢這一年算起。不過，早在建安元年(196)，曹操挾漢獻帝遷許，事實上漢室是名存實亡了。而在此前一年(195，獻帝興平二年)，孫策據吳。次年(196)更取得會稽郡，自此浙東地區即在孫吳控制下。故本文的討論自建安元年始。

本文除了就農業、商業、製造業、都市與人口方面，檢視此一時期浙東地區發展的情况之外，並將討論下列三個問題。第一，六朝時期江南開發有限說，是否真確?第二，北方移民對浙東地區發展的貢獻如何?他們是否為促進浙東開發的主要因素?第三，探討北方移民和浙東土著之間的關係。土著和移民間是否有利益上的衝突?如果有的話，他們如何解决這些衝突?

在章節的安排上，本文先討論都市與人口，再次為製造業與商業，而後討論農業，最後談北方大族與浙東的經濟發展。農為國本，本來應先討論農業，而一般討論江南開發的文章，也幾乎都以農業為主，[6]不過，衡量農業開發的尺度是耕地面積的擴大與單位面積生產量的成長，六朝的文獻在這方面没有數字可據以討論，僅是隻言片語的零散资料，很難對此時土地開發有具體明晰的理解。因此本文從郡縣的設置、城市的增加，輔以人口資料，希望能够大致反映土地開發的情况。因歷代郡縣的設置基本上是中央政治勢力的伸張，部分反映人口與經濟的狀况。再配合製造業和商業的發展情况，期望能勾勒出六朝浙東經濟發展的面貌。至於第三節農業部分，主要是從土地的耕作方式及經營方法，討論當時農業生產力。最後討論北方大族和土著之間的關係，以及北方大族對浙東經濟發展的貢獻。

另外，在此必須說明本文遭遇的困難及其導致的限制，第一，六朝時浙東的海岸線和今日的海岸線可能有若干程度的差異，但因無資料可據，在討論沿海地區的發展時，便無法將這一點考慮在内。第二，六朝的史料並不是很豐富，大部分六朝史的論著都盡量利用所有的材料，泛論當時的狀况。然而，中國幅員廣大，各地之間頗有差異，實在不宜一概論之，因此本文嘗試作六朝的區域研究，只討論浙東地區。不過，因六朝史料原本有限，若再將討論範圍縮小到一個區域，相關的资料就更少了，所以在本文某些地方的討論中，資料稍嫌不足。關於這一點，我們也只能期待新資料的發現，再隨時加以補充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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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見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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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與人口

六朝浙東地區是一個完整的行政單位。在東漢時，浙東有十九個城市，大部分屬於會稽郡的轄域，[7]到孫吳時析為四郡三十二城，至東晉又增置一郡，成為五郡三十五縣。自此時到梁朝，此地都稱為“浙東五郡”。整個六朝時期，揚州是一個文治區域，不設軍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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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中歙縣及黟縣屬丹陽郡，孫吳以後，以其地為新都郡。東晉改稱新安郡，為浙東五郡之一。

[8] 見《六朝的城市與社會·建康與六朝歷史的發展》。

東晉以後，凡是揚州有緊急事故，每臨時開府設督，以浙江以南的會稽、臨海、永嘉、東陽、新安五郡為一個行政單位，以會稽太守兼督五郡，稱為“浙東五郡”，或叫“會稽五郡”。[9]

本節以東漢到南朝末年，浙東地區郡縣城的增加，討論浙東各地的發展在空間上的推衍。另外，又以東漢迄隋的户口數作為輔助資料，以探討各地在不同時期的發展。

(一)城 市

雖然本文的範圍是浙東地區，但基於下列兩個原因，本節的討論兼及今日的福建省地區。第一，漢時會稽郡涵蓋的範圍很廣，大致上包括了浙東地區和今日的福建省。第二，浙東地區的發展和福建省的開發也有關聯，故為顧及討論的完整性，此處也談福建省地區的城市與人口。以下將東漢迄南朝末年浙東地區及福建省地區郡縣設置，列作一表說明。 如表一所示，以郡縣城市增加的情形而言，孫吳是浙東郡縣遽增的時期，東晉次之。漢末浙東有十九城，孫吳析其地，新設臨海、東陽、新都三郡，增置十三個縣；即較漢代增加了68．4％。東晉時期，分臨海郡之地，設立永嘉郡，又增置三縣；成長率僅有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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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晉書》卷七九《謝琰傳》。

說明：①見於表中的阿拉伯數字是郡、縣設置年代。资料來源：①《後漢書·郡國志》、《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隋書·地理志》。 ②《三國郡縣表附考證》(吳增僅、楊守敬)，《三國疆域表》(謝鍾英)，《補三國疆域志補注》(洪亮吉、謝鍾英)，《三國疆域志疑》(謝鍾英)。《晉書地理志新補正》(畢沅)，《新校晉書地理志》(方愷)，《東晉疆域志》(洪亮吉)，《宋州郡志校勘記》(成孺)，《補梁疆域志》(洪龄孫)，《補陳疆域志》(臧勵龢)，以上均收入；《二十五史補編》(開明書店)。 在地形上，浙東可分為包括以今日紹興市(六朝的山陰)為中心的寧紹平原、金衢盆地、浙南山地和除了寧紹平原之外沿海的河口小平原如靈江、甌江等河川的下游。從各個時期城市的分佈，看浙東地形區開發的先後順序，則寧紹平原是最早開發的地區，金衢盆地(相當於孫吳以後的東陽郡)次之。 孫吳時期，浙東城市大幅度地成長，有兩個原因。一是移民的因素。漢末的移民潮，數以萬計北方避難南來的人士移人此地，[10]人口遽增，使得爾後控制此地的孫吳政權不得不析土設縣，以利於統治。二是政治因素。浙東地區是孫吳建國的基礎，[11]而當時的浙東地區除了寧紹平原和靈江、甌江、飛云江的河口平原之外，其餘廣大的山區大多是越人散居之處。孫吳一方面為平息山越的寇擾，以鞏固其在此地的統治；另一方面，也為了充實軍力軍實，以越人為兵，或將他們納入郡縣編户，以徵收賦税力役，於是展開一連串討伐山越的軍事行動。孫吳在對山越作戰的過程中，或是將越人编入軍隊；或是將越人移居平地，增置郡縣以安置和管理他們。東晉時期，浙東郡縣增加數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地區郡數有較多的成長。東漢時，福建馬會稽郡的南部，只設冶縣。[12]孫吳時，在此地設建安郡，置有九縣。東晉時析建安郡，設晉安郡，又增置五縣。相較之下，東晉時浙東城市的增加有遲緩下來的現象，下列兩個原因可以解釋此一情况。一是浙東的平原和盆地已經充分開發了，所以南來的移民往福建地區定居。另一個因素是東晉時浙東的亂事，促使浙東居民移往福建，關於這一點，在户口部分再加以討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魏志》卷一四《蔣濟傳》，建安十四年：“江淮間十餘萬校?泽@走吳。”《吳志》二《孫權傳》，建安十八年：“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内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蕲春、廬陵户十餘萬皆東渡江，……” [11] 孫吳以江東六郡起家，《吳志》四《劉繇傳》裴注引袁宏《漢紀》：“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 [12] 勞榦《漢晉閩中建置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 從郡縣城市的增加，看浙東各地開發的狀况，則東漢時寧紹平原已經充分開發了，而金衢盆地要到孫吳時才完全開發。東漢浙東十九個郡縣城中，有十城集中在寧紹平原上，它們是：山陰、上虞、始寧、餘姚、句章、鄞、鄮、剡、永興、諸暨。六朝時代此一地區不曾再增置郡縣，可見此地已經充分發展，這和東漢寧紹平原上製造業發達的事實(見本文第三節)，是頗為一致的。東漢金衢盆地上只有六城：烏傷、太末、長山、新安、歙、黟，此起浙東其他地區，此地也算是開發較早的地區。不過，因為盆地四周山地環繞，多越人，所以山地尚未充分開發，一直要到孫吳征伐山越，此地的開發方深入山區。吳將賀齊討伐歙、黟二縣境内的越人，在其地新設四縣，置新都郡(東晉改稱新安郡)。[13]另外，孫吳在金衢盆地東部增設五縣：永康、吳寧、豐安、乎昌、定陽，至孫皓寶鼎元年(266)，更在這裏設東陽郡。孫吳以後，金衢盆地上不曾再增置郡縣。 東晉時期，浙東沿海河口平原和福建地區在開發上有顯著的成績。漢代只在沿海口岸的寧海、章安、永寧(今温州市)設縣，孫吳時在河口平原上增設四縣，併前三縣，成立臨海郡。西晉永嘉以後，此地新置三縣，[14]又析臨海郡南部，置永嘉郡。從城市在空間上的分佈看來，東漢三國浙東的城市大都沿著河流發展，包括新安江、浦陽江、曹娥江、靈江、甬江、甌江；東晉以後增加的城市則多在沿海地帶。會稽郡、新安郡、東陽郡的城市大都依傍河岸，而此三郡也是浙東較早開發的地區。臨海郡和永嘉郡的城市最先在海口出現，而後向内陸推進。東漢此一地區僅有三城：寧海(今海寧)、章安(今臨海或臺州)、永寧(今永嘉或作温州)，章安瀕臺州灣，永寧臨温州灣，都是近海的港口城市。臨海、永嘉二郡的城市都以章安、永寧為基點，向河流上游及海岸平原擴展，前者如臨海、始豐、樂安；後者有樂成、安固、横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吳志》一五《賀齊傳》：“(建安)十三年，遷武威中郎將，討丹陽、黟、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齊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併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 [14] 西晉太康四年(283)，新設横陽縣。 西漢的浙東還没有大的商業都會，[15]東漢時寧紹平原上製造業很發達，其中心都市山陰成為浙東地區最大的都市，到劉宋時代，山陰已經是南朝境内的大都市。當時，山陰著籍人口有三萬户，[16]而劉宋會稽郡十個縣著籍户數為52 228户，[17]則山陰著籍户數佔了會稽郡的57．4％，可見這是浙東的超級城市。而值得注意的是，有許多土族、豪族、皇戚、貴臣寓居山陰，他們多擁有大批蔭附人口，因此山陰的實際人口數其實較著籍户口數，超出了許多。山陰不但人口卸啵??疑虡I非常興旺，《宋書》上說此地“王公妃主，邸舍相望”，[18]因為商業的蓬勃發展，使得傳統縣城中市區的管理和秩序難以維持。[19]此外，浙東也有其他商業都市的興起，如金衢盆地上的長山(今金華市，六朝的東陽郡治)。[20] (二)人 口 中國歷史上户口數的記録，在很多時期呈現若干疑點，因此不能作為估量發展絕對的標準。六朝因大族擁有大批蔭附人口，所以正史所載的著籍户口數，並不能代表實際的户口數。今將《漢書》、《後漢書》、《晉書》、《宋書》、《隋書》所記載浙東諸郡户口數，列表如下，並嘗試從六朝的政治、社會情况，來理解各時期浙東諸郡户口數的變化。一、表二所列西晉户口數，係太康元年(280)，也就是晉武帝滅掉孫吳那一年的户口數，因此可視之為孫吳末年的户口數。至於永嘉南渡所增加的人口，則只能參考《宋書》所提供的资料。二、《隋書·地理志》所載是隋煬帝大業五年(609)的户數，由於隋文帝平陳之後，即採蘇威的建議，釐清江南户口，[21]所以大業五年的户數按理應該比較接近實際户口數。三、以隋代較為確實的户數，和《晉書》、《宋書》所記不包括許多隱匿人口的著籍户口數作一比較。如户口數略無增减者，很可能表示人口的减少；户口减少者，則其實際上减少的數目比此數還大；户口數增加者，也不一定表示此地人口確實有增加，而須視其地户口隱匿情况的嚴重及人口增加數的大小，再行斟酌。不過，因為没有各地人口隱匿的數據，所以很難判斷其地人口是否確實有所增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據《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的記載，西漢江浙最大的商業都會是吳。而没有提到浙東的商業都會。 [16] 《宋書》卷九二《良吏·江秉之傳》。 [17] 同前書卷三五《州郡志一》。 [18] 《宋書》卷五七《蔡興宗傳》。 [19] 《全晉文》(收入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文出版社)卷二一，總頁1575，會稽太守王彪之《整市教》：“近檢校山陰市多不如法，或店肆錯亂，或商估没漏，……” [20] 《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京口東通吳、會，……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其俗亦同。然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 [21] 《北史》卷六三《蘇威傳》。 就整個浙東地區而言，漢末迄梁朝這個地區的人口是不斷地增加的。雖然如表二所列，西晉太康元年的户數較東漢為少，但這是由於户籍登録不實的緣故。後漢的會稽郡(包括浙東和福建地區)户數為123 009户，太康元年上述地區的户數總計為73 600户，比後漢約少了五萬户。後漢迄孫吳末年，這個地區非但没有戰亂，而且還有大批避難南來的北方人士到此定居，因此人口必然大增，不可能减少。史書上出现這樣不合理的數字，其實正顯示户口隱匿情况的嚴重。根據虞玩之估計，在劉宋泰始三年到元徽四年(467～476)之間，揚州等九郡卻籍的户數為71 000餘。[22]揚州計有八郡，其中包括浙東五個郡。因此卻籍的71 000餘户中，有一部分是屬於浙東地區的。 以劉宋的著籍户口和太康元年著籍户口比較，則浙東的會稽、東陽、新安三郡户數都有增加，只有沿海的臨海郡城市增加，但户口卻顯著地减少。這是由於户口逃亡，託庇於大族的結果，而非人口减少。東漢會稽郡每户平均口數為3．9，劉宋時浙東各郡每户平均口數為6．12，由此似乎可以看出户口隱匿的一些蛛絲馬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南齊書》卷三四《虞玩之傳》，玩之上表云：“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黄籍，共卻七萬一千餘户。……”揚州只有八郡，包括浙東五郡及丹陽、吳、吳興三郡。另外一郡，當屬他州，故曰揚州等九郡。 以西晉至劉宋各地著籍户口作一比較，則以會稽郡、新安郡增加的幅度較大，除了會稽郡製造業發達的原因之外，這可能還和交通因素有關。會稽郡增加了22 228户，增加率為74％；新安郡增加了7058户，百分比為141．1。東陽郡人口也有增加，增加了4 022户，增加率為33．5％。白東漢以來，會稽郡轄域寧紹平原製造業發達，其繁榮自然是吸引移民的因素；另外，也和此地海上交通便利有關。關於這一點，將在第五節中再討論。以郡縣設置而言，東陽郡開發的次序僅次於會稽郡，但在此時人口增加，反不如新安郡，究其原因，可能和交通條件有關。東陽郡和新安郡分别屬金衢盆地和新安江流域，都處於内陸，對外交通主要靠浙江水系的聯繫。從北方至東陽郡，須經三吳水呦到y到杭州灣，溯浦陽江和衢江，至金衢盆地各處，其路線比較迂迴。從北方至新安郡，有一條路線是由杭州灣溯浙江、新安江，和北方至東陽郡的路線相似。但新安江西北通長江支流青弋江，西南可通鄱陽湖水系，就新安郡對西南、西北向的交通，可說比東陽郡對外交通來得順暢便利。永嘉前後，避亂而來的北方人士移往新安郡，可能多循青弋江及鄱陽湖水系，進入新安江流域。[23] 梁朝末年，部分浙東沿海居民移往福建和廣東，是大業五年浙東著籍户口數較劉宋時銳减的原因。早在東晉時，就有浙東人民遷居廣東，[24]但這僅是少數避役百姓。浙東人民真正大批移民福建、廣東，始於梁末。一因侯景之亂(548～552)，戰事擴及三吳、會稽，此時不僅浙東本地居民向南遷徙，就連剛從建康、三吳到會稽避難的人士，不暇喘息地又向更南方遷移。[25]他們或遷往福建，或移住廣東。[26]二則伴隨著侯景亂事而來的浙東大饑荒，以會稽郡最為嚴重，死者十之七八，存活者多逃往福建。[27]陳文帝曾下詔書，允許梁末遷到福建的晉安、建安、義安諸郡的人還歸本鄉，但還歸鄉土者恐怕也很有限。[28]隋代福建户數比劉宋時顯著地增加。[29]而這些避難移住福建、廣東的人，多沿海道，這也可以解釋此時瀕海的會稽、臨海二郡著籍户口的銳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 《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陽、九江、臨川、廬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頗類豫章。”新安風俗和九江、鄱陽相近，可見此敷郡關係密切。 [24] 《晉書》卷七三《庾翼傳》：“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人廣州，……” [25] 《资治通鑑》(臺北，明倫出版社，1973)卷一六二，《梁紀》十八，武帝太清三年，缱頁5032：“於是三吳盡没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渡嶺。” [26] 《陳書》卷三《世祖紀》：“(天嘉六年)三月乙未，詔侯景以來遭亂移在建安、晉安、義安郡者，垃許還本土，……” [27] 同前書卷三五《陳寶應傳》：“侯景之亂，……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垃皆自賣，而晉安獨豐沃。(陳)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竝奔歸之，由是大致貲產，士袕櫴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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