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工作适应生活

                
  未来的组织将会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其能否继续存在都会是一个问题，因为未来在组织中全职工作的人数将少于人口总数的1/4。
     
  组织是变化还是消亡又有多大关系？有些人可能觉得，对于身处组织之外的人来说这无所谓。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工作正在逐渐移出组织，最后终将影响到我们这些置身于组织之外的大多数人。“你是做什么的？”这句话将不再意味着“你的工作是什么”，而是“你把时间用来做什么”。工作的含义和模式都发生了改变，对我们的认同感、家庭以及在家庭中的角色都产生了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也会发生改变，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
     
  对于未来组织核心中高智能、高资历的人们与组织边缘或外部的人来说，他们的世界和规则是相同的吗？即使是组织核心中的人们也会在生命的最后1/3 退到组织以外的地方。有一天这个社会将不再习惯性地认为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应该从事有偿工作，到那时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都会消失。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货币体制、财富分配方法和对象也都需要彻底反思。非连续性变化需要国家也学会进行颠覆性思维。
     
  教育终将成为一种基础投资，成为获取组织核心工作的敲门砖，或是作为获取组织外部技能的垫脚石。对教育进行定额分配是荒谬的。在人生之初以填鸭式的方法学习也是荒谬的。同样荒谬的还有：教育全都是在教室里进行的；对18 岁这一年龄层中最聪明的人继续进行配额教育。新的工作世界需要我们对教育展开颠覆性思维。
     
  如果我们希望从新的可能性中最大限度地获益，如果我们不打算徒劳地用昨天的方法解决明天那些并不相同的问题，那么就需要做改变。同时我们还要改变自己。更长的生命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成功与成就的定义将不只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种。我们对自己的描述、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将发生改变，我们将有新价值观和对事物孰轻孰重的看法。即使我们自己不变成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必将如此。改变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对于改变的过程已经略有所知，我们知道什么能帮助改变，什么会阻碍改变，如何从中受益，如何从中学到东西而不遭受损失。

  一个令人担忧的世界
     
  或许对于下一代人来说，大多数工作将仅占用他们5 万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相当于25 年），而不是10 万个小时（相当于50 年），再加上我们的寿命会延长，这就给人们在正式工作之外留下了更多的余地。
     
  这种工作时间的压缩不仅将要发生，而且已经发生了，原因不是有什么神奇的配额制度发挥了作用，而是世界各地的组织都学会了如何少占用一点我们的时间。过去，组织占用我们大量的时间，甚至可以说是白白浪费我们大量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很便宜，而且其他的组织也都在这么干。但是竞争的加剧和人力成本的上升迫使他们更加精细地使用我们的时间。新技术和新兴的组织形式使这种精打细算成为可能。只用一半的人力，付给双倍的工资，让他们双倍地努力工作，生产出三倍的产品或服务，这还是很划算的。
     
  划算固然是划算，但是如果我们目光放得太短、考虑得不够充分，那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一半人加倍努力工作，另一半人无所事事，这种场景可是很令人担忧的。新富阶层没有时间或精力享用自己的财富；赋闲阶层是社会的底层而不是顶层。这就是一个颠倒的世界。
     
  从很多方面看，这都很让人担忧。这样一个社会可能两眼只盯着财富的创造，却忽略了财富的运用和分配问题。说到底，一个社会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它如何使用财富，而不是如何创造财富。我们现在对于古代文明的认识，都是古人运用自己财富的结果，比如他们留下的纪念碑、巨大的建筑、宏伟的工程、不朽的艺术、赫赫的战功、鼎盛的教育、社会的变化。我们的组织追求高效率，应该是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但如果那些手握财富的人没有时间或兴趣来把财富正确地花出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变成一个只知获取、不懂得给予和创造的守财奴。
     
  人类社会也有可能变成一个仆役型的社会，整整一个阶层的人们为忙碌的有钱人烹饪食物、修剪花草、开车打杂。他们或许会说自己也是一个微型服务企业，但他们虽然管主人叫客户，但他们对这些新主人的依赖却和过去的仆人没有什么两样。实际上正因为这些新型仆役是独立的，不算是雇员，所以主人相应地也没有替他们的未来着想的义务。
     
  这个社会可能出现严重的分化：少部分人可以独享组织内部的尊崇，大多数的生活却危险、孤独，而且饱受剥削。如果组织成了这样一个世界的主宰，那么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员可以过上好日子，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们却会永远被排斥在外。
     
  组织也不一定以加强灵活性来应对高素质人才的短缺。他们可以采用降低灵活性的办法，用高薪和奖金拴住自己看中的少数几个人，而给自由职业者和兼职人员吃闭门羹。这种做法的代价高昂，因此风险系数很大，但是难度却低了很多，所以在短期内更有吸引力。这样一种战略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加深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的差异。善于应变的组织能最终取胜，但是并非所有组织都善于应变。
     
  在这个世界里，变老就意味着无用，因为组织不再需要你了。而一个人可能到50岁就被认为是“老”了。富有但无用，仅仅是比贫穷而无用强一些。在由过去110% 的投入一下子降到“0”的时候，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分化的社会可能同时还是个“红眼病”流行的社会。穷而闲的人憎恨富而忙的人，而富而忙的人也憎恨穷而闲的人，因为他们要掏腰包救济那些没有钱，但却有着他们求之不得的时间的人们。
     
  小说家莫琳· 达夫（Maureen Duffy）在她的一部关于基因实验的科幻小说《对峙的地球》（Gor Saga）中就把故事背景设定为高度分化的英国。一方是两群专业工作者，居住在智能化的乡村小区里，小区有自己的门禁和通行证，他们工作的园区，包括办公楼和实验室，四周全都围着高高的铁丝网。另一方是其余的人——“群氓”，全都由国家供养，生活在沉闷单调、规矩森严、到处是禁区的城市里。而乡下则是游击队出没的地方。
     
  在分化的社会，这个沉闷单调只求效率的世界，这个任由专业阶层呼风唤雨的世界，却未必能成为现实，除非我们让组织主宰我们的生活，除非一切的意义、地位和金钱依然像今天这样全都源自于“工作”，除非仅有那5 万个小时得到了重视。
     
  优秀而高效的组织依然是必要的。而被缩短到大约5 万个小时或者25 年上下的工作，对于人们和社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新形态的组织既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奴隶主，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解放者。如果我们的眼光仅局限于正式的组织和那5 万个小时，那么我们就会错过一个巨大的机会。开天辟地头一次，我们总算有机会可以让工作来适应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让生活去适应工作。这样的机会不抓住，那才是错失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