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论--发人深省的文章.

                                                                 《贾谊论》

                                                                                                北宋 苏轼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远者，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yuè)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天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译文:

不是才能难得，而是自己把才能施展出来实在困难。可惜啊，贾谊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君子要想达到长远的目标，则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则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于万一，未必都是当时君王的过错，也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看贾谊的议论，照他所说的规划目标，即使夏、商、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远远地超过它？遇到象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尚且因未能尽才而郁郁死去，照这样说起来，如果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圣君，就终身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曾周游天下，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助，希望终有一天能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将到楚国时，先派冉有去接洽，再派子夏去联络。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重用，就是这样的殷切。孟子离开齐国时，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还说：“齐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君子不忍心别离他的国君，感情是这样的深厚。公孙丑向孟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孟子回答：“当今世界上（治国平天下的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君子爱惜自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如果做到了这样，还是得不到施展，那么就应当明白世上果真已没有一个可以共图大业的君主了，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象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而是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

    周勃曾亲手持着皇帝的印玺献给汉文帝，灌婴曾联合数十万兵力，决定过吕、刘两家胜败的命运，他们又都是汉高祖的旧部，他们这种君臣遇合的深厚情分，哪里只是父子骨肉之间的感情所能比拟的呢？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青年，要想使汉文帝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全部弃旧图新，也真太难了。作为贾谊这样的人，应该上面取得皇帝的信任，下面取得大臣的支持，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从容地、逐渐地、感情深厚地结交他们，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我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在顷刻之间就突然对人痛哭起来呢？看他路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心绪紊乱，十分忧郁愤闷，大有远走高飞、悄然退隐之意。此后，终因经常感伤哭泣，以至于短命早死，这也真是个不善于身处逆境的人。谋略一旦不被采用，怎么知道就永远不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势的变化，而自我摧残到如此地步。唉，贾谊真是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识见不足。古人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必然会不合时宜而招致困境，这就是所以若非英明智慧、不受蒙蔽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古人和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了王猛，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斥去了原来的大臣而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坚那样一个平常之辈，竟能占据了半个中国，这道理就在于此吧。我很惋惜贾谊的抱负未能施展，所以对此加以详尽的评论。同时也要使君主明白：如果得到了象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而象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啊！

 

关于贾谊

　　洛阳才子贾谊，是西汉文帝时代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据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他刚二十出头时，就受到汉文帝的赏识。先是“召以为博士”，随后不到一年又破格提拔为大中大夫。由于贾谊上书言事，切中时弊，提出了一套改革政治法制的主张，汉文帝还打算把他提拔到领导高层，任公卿之位。然而一些王侯重臣却嫉才诽谤，讲他的坏话，汉文帝便渐渐地疏远他，让他离开京城，去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老师）。贾谊横遭贬斥，十分委屈，瞻念前途，一片茫然。路过湘江时，他触景生情，由楚国大夫屈原的受谗放逐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写了一篇有名的《吊屈原赋》，以寄托自己的悲愤。三年之后他虽被召回京师长安，但又改派为梁怀王太傅，终未得到重用。于是贾谊一直郁郁寡欢，忧愤成疾，年仅三十三岁，就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贾谊被埋没实在可惜，所以历来人们都同情贾谊，对汉文帝多所指责。可是宋代苏轼却写过一篇《贾谊论》，没有把贾谊之死完全算到皇帝的账上，而是在惋惜之余，从人才自身的内在原因来分析贾谊悲剧的必然。

　　苏轼认为贾谊的主要问题是“不能自用其才”。为什么他不能很好地使用自己的才能呢？原因无它，在于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东坡先生在这里提出的“志（志向）、量（气量）、才（才能）、识（识见）”，对于成就一番事业至关重要。一个人如果仅有远大目标，却无豁达大度的胸怀；空有满腹经纶，却无审时度势的识见，那么必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到头来抱负理想也将付诸东流。贾谊虽不是志大才疏，但毕竟年轻，见识经验不足，再加上有某些不合时宜的毛病，即如苏轼所指出的“狷介之操”，往往性情褊急，孤傲，气量狭小，也就影响他不能很好地“自用其才”，以致不能从容地在那些功臣宿将之间周旋应对，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如此一来，他的那些经邦治国的好建议又怎能实现呢？

　　其次，贾谊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善处穷”。一个有抱负的人，在顺境下固然可以干得很好，就是身处困境或逆境，也同样能泰然自若地“自用其才”，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人家不重视你，把你晾到一边，甚至你遭到压制、排斥、嫉妒、打击的时候，你也绝不心灰气馁，仍然坚持不懈，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冷静地看到自身的才干和价值，创造条件，又何愁不能成功？应该说，贾谊被贬官之后，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他一味地沉溺于悲观伤感，怨天尤人，终于“自伤哭泣，至于夭绝”，从某种角度上说，简直是自毁其才。正如苏轼所说：“人一时不被重用，怎么知道终生都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呢？不懂得静心地等待局势的变化和时机的到来，却满腹牢骚，忧愁悲伤，这是自己害自己啊！”看来，这位贾生受不了一点挫伤打击，缺乏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气概，心胸器量未免过于狭窄。

　　历史上的汉文帝虽是一个作风比较好的皇帝，但他的未能善任贾谊，终究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东坡先生说，如果做皇帝的得到像贾谊这样的人才，就应该知道他们的毛病和不足，从而善待人才、爱惜人才。可见对于贾生的夭折，作为有人才选拔权的皇帝，实难辞其咎。贾谊的个人悲剧既是一种性格悲剧，归根到底，又是封建皇权窒息人才的社会悲剧。

　　不过话说回来，苏东坡能在古代君权社会那种人才环境下，看到并指出贾谊自身的问题，着实有他独到的眼光。我们今天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中，虽然早已不存在那种君臣依附关系，但也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我们除了还要大力改善人才环境之外，作为人才自身，倘若一时不能天遂人愿，是否应该面临坎坷，笑对人生，来一个“风物长宜放眼量”，多一点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自信，多一点乐观旷达的胸襟和远见卓识呢？“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愿苏东坡的这句名言，成为一切人才把握自己、奋发向上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