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把两年前在南加州大学商学院的演讲内容延伸开来。各位手里都有一份该演讲的文稿，虽然内容可能会出现交叉，但我将力求挖掘更深的角度。
如果巴菲特从哥伦比亚商学院毕业之后就停止学习的脚步，伯克夏很可能会固步自封，不会有质的蜕变。沃伦会成为富人——作为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嫡传弟子，他所得到的真传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兜里装满财富。但如果他止步不前的话，今天的伯克夏•哈撒韦不可能达到现金的境界。
如何获取生活智慧？启用什么样的系统才能让你跻身于一小部分富有基础智慧的精英群体中？
我一直认为，几乎每个聪明人都能学到的系统——比起那些大部分普通人使用的系统更行之有效。在南加州大学商学院的演讲中我曾提到，大家需要在头脑里安插网络状的智力模型，然后把直接经验或者间接经验（从书本中得到的知识或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的知识）用这种行之有效的网格状模型组织起来，通过这种系统可以整合各种事物，进一步巩固认知。
你们今天的阅读任务就是回家读读通用电器公司的杰克•韦尔奇和伯克夏•哈撒韦的巴菲特分别给股东写的最新的年度报告。杰克•韦尔奇拿到了工程学的博士学位，如果沃伦立志在某一个领域深造的话，博士学位对他而言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你深究下去，会发现生活智慧就具有学术性，看看通用电器，再看看伯克夏•哈撒韦，它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沃伦有一位他深深挚爱的良师益友——本•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具有浓厚的学术气质，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三个不同的学术领域争相邀请他攻读博士课程，并让他在深造期间指教（这三个部门分别是文学、希腊和拉丁读点文学以及数学）。
格雷厄姆天生具有学术气质，我非常了解他，他跟亚当•斯密很像——异常专注，聪颖过人，甚至外形也颇具学者气质。他在学术领域确实有很高造诣，虽未在已有的财富基础上不断积累，但终身富有——而且他生性慷慨，30年致力于哥伦比亚的执教生涯，自己创作或跟别人合著了一些最经典的专业教科书。
由此可见，对生活智慧的传授应该全力渗透学术领域，最好的学术性价值应当是能够一而贯行的。
我向你们推荐这套跨学科的方法是纵横考察各种学科得出的主要模型，然后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我请你们超越常规学科的界限。但世界不是按照这样的模型构建的，它不提倡跨越常规学科的界限，大型官僚企业也不喜欢这种做法，而学术界本身对它具有排斥性，这样看来，学术界远远地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出现功能紊乱。企业功能紊乱的原因在于他们把整体划分为各种私人领域，每人雄踞一方，各自为政。如果你想成为理性的思想者，必须培养出跨越常规学科疆域的头脑。我并不是说然给你成为行行精通的全才，而是把所有学科的最有效和最优秀的理论输入脑海即可，这点并不难做到。
我可以通过合约桥牌的打法来阐述，如果你想在合约桥牌坐庄中显显身手，首先，你必须了解合约——了解如何才能获胜。如果手中有大牌和最大的将，那必胜无疑。
但如果手中有一张墩或两张短牌，如何才能获得你想要的墩呢？有6种不同的标准方法——可以建立长套花色，可以飞牌，可投入，也可挤牌，还可以采用各种手段来迷惑防守者的视线，这些模式的数量都是有限的。
如果你只是了解一两个这样的模型，在这种坐庄的游戏中，你显然就处于下风。
各种模型还相互作用，你必须了解它们之间有什么影响，否则的话，你就不能正确出牌。
我曾建议你们应该前后思考。桥牌中的坐庄高手会这样思考：“怎么样才能拿到必要的大牌？”但也会退一步思考：“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错，手里多出一些糟糕的牌？”这两种思考的方法都大有裨益。同理，为了赢得人生的比赛，在头脑中具备必要的模型并作进退两方面的思考，桥牌中的哲理可以运用到生活中。
在今天的美国，合约桥牌已经落伍了，真实悲哀。中国人在这方面就比我们略高一筹，他们在中小学的课堂上传授桥牌知识，引进资本主义的文化。对桥牌一窍不通的美国人如果跟精于桥牌的中国人竞争，显然将处于劣势中。
如果自身的学术机构部分影响你的跨越性思维，将使你处于被动地位。换个角度说，即使学术环境对你有利，却把你带入了误区。
我有一个解决方法——从托儿所就学到的关于小红母鸡的故事，股市中画龙点睛的妙语是：“‘那我们自己动手吧’，小红母鸡说。”
如果你们的教授没有教过你们合适的跨学科方法——因为每个人都想大肆推销他们自己的模型，忽视其他学科的重要模型——你可以自己纠正这种错误做法。他是傻瓜，你不必做傻瓜呀。你可以研究如何才能解决问题，摸索出更好的模型，然后掌握它。你必须了解这个模型，然后培养正确的思考习惯。
通过训练，会使你的思考更客观，学问更渊博。让你的思维深度超越那些在某方面比你更聪明的人，更有一番乐趣。
此外，它还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财富——我自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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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时巧克力是我最喜欢的企业股市之一，他们使用的是从19世纪在宾夕法尼亚州创业之初就传承下来的石磨机，用历史悠久的石磨机打磨可可脂，然后在巧克力中残留一点可可豆皮，自此诞生了让人回味无穷、独特的巧克力风味。
在进军加拿大市场时，他们很清楚保留巧克力原始口味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开始复制自己的石磨机，为此花上了五年时间。由此可见，口味是多么复杂和微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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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一家国际香料香精公司，他们是我知道的唯一一家对自己的产品设有版权和专利权的公司，当然，他们有永久的专利税。他们为其他公司涉及专利产品的香味——如刮胡泡等——由于刮胡泡淡雅的香味对促进消费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不可缺少。
我的一位朋友，微软首席技术官纳森•米尔沃德博士对此有些不解，他是物理博士，对数学相当精通。让他困惑的是，生物学能够创造出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利用这种系统，人类能够快速而又自动地计算出微分方程式——然而，他环顾周围，所能看到的尽是在普通的概率和数字运算上笨手笨脚的人。
我觉得米尔沃德不应对此感到不可思议。所谓的生殖成就空间（fitness landscape）让我们的祖先了解如何掷矛，如何奔跑和拐弯，也在长时间后学会了如何像米尔沃德这样正确地思考。所以我觉得他不应对此感到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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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们天生不善于处理数字的能力，人类发明了一种系统，它叫做图表。奇怪的是，它产生于中世纪，我认为，这事中世纪的僧侣们唯一的一项有价值的智力发明。图表把数字用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实际上是利用人类原始的神经中枢系统的作用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所以，价值线图表是非常有用的玩意。
你们手上拿到的是在对数纸上制成的一则图表，图表是根据基础数学中的复利原理做成的——复利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模型之一，这也是我们把图表用这种形式制作的原因。
如果你们从图表中找出一个日期，然后引出一条垂线，它讲告诉你根据复利计算出来的具体收益。这张图表非常有用。
我不使用价值线做预测，因为我们的系统要比这更有效——准确地说是有效得多。但如果没有这种图表和数据，真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事非凡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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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纳森公司一直想买下自己的商标，因为有个人也以卡纳森为店面开了一家鱼产品公司，而且这还是他的商标名，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卡纳森公司找到他说：“我们给你25万美元买回商标。”他会说：“我要40万美元。”4年后，他们又找到他：“给你100万美元。”他说：“不行，200万美元。”就这样无休无止地纠缠下去，卡纳森公司一直没能把那个商标买回来。
最后，卡纳森公司对他低声下气地说：“我们想派几个质量管理的检查人员来，确保你们的鱼都是合格的，一切成本由我们出。”他眉开眼笑，当即拍板。于是他的鱼场有了免费的质量服务——卡纳森公司谦逊的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这个故事表明，如果你给一个人（他有能力保护的）商标，将对他产生巨大的动力。对于文明社会来说，这种动力尤为重要。如你所见，卡纳森受到这种动力的驱使，保护着哪怕不属于自己的产品。这样的结果对于社会是非常有利的，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保护他们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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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头脑中没有基本的模型或者没有应对这些模型的基本方法，你只能干坐着，一边看价值线曲线，一边玩手指。其实大可不必如此，你只要学会一百个模型并掌握几个小诀窍，一生之中持之以恒地操练，坐起来并不是很难。
这种做法自有其独到之处，因为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与其接受过错误的教育有关。在这里，我想尽力帮你们从这种危险的教育误区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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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讨论了为了追求生活智慧而必备的几个几本观点，现在我想说点更具体的东西，综览一下人们必备的有效模型，最重要的内容可能来自于心理学领域。
近期有一件事让我获益匪浅：我刚从香港回来，有个朋友在香港某一著名学府担任校长，他送给我一本叫做《语言本能》的书，作者是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平克是继诺姆•乔姆斯基之后又一位天才级的语义学教授——后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现代语言和语言学系教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语义学家。
平克宣称，人类的语言能力并不仅仅靠后天获得——从很大程度来说，它深深扎根在人类的基因中，但又不再包括猩猩等其他动物的基因中，它是人类特有的天赋。平克很巧妙地捍卫了自己的观点。当然，乔姆斯基早在他之前就论证过了。如果你还不了解语言能力很大一部分是源自人类的遗传基因，就显得有些孤陋寡闻。虽然通过后天的努力可以提高语言能力，但遗传的作用非常大。
平克无法理解，为什么乔姆斯基这样一位天才在语言能力是否建立在人类基因这一观点上并没有表达鲜明的态度。平克说：“我不赞同这一点，语言本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就像其它任何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一样建立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的基础上。”
这位后起之秀显然是对的——乔姆斯基的犹豫不决，不盖棺定论似乎让人觉得遗憾。
如果这位资历不及乔姆斯基的教授和我都是正确的话，何以乔姆斯基会得出如此明显的错误判断呢？我认为答案很明确——乔姆斯基是一个激情洋溢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他是一位平等主义左翼极端分子，恰好又是个天才。他很聪明，因为他意识到如果向达尔文的观点妥协，对自己的思想无疑是一大威胁。意识形态的偏见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他的结论。
这也进入了生活智慧的另一堂课：如果乔姆斯基这样的人都容易被意识形态所左右，像你我这样的人还不知会被它带至何方。
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能够极度地歪曲人类的认知，看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信仰者的所作所为，他们一边高喊着：“真主在执行旨意”，一边在枪杀手无寸铁的希腊游人。
意识形态能导致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并极度地歪曲认知，如果年轻时接受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并开始表达出来，无异于把自己的思维禁锢在一个不幸的模式里，认知也会随之歪曲。
如果你把巴菲特当作一位富有生活智慧的典范，我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给你们听：沃伦崇拜他的父亲——因为他非常优秀。但他父亲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恰好是右翼），他的社交圈中也多是这样的人（当然是右翼分子）。沃伦还是孩子时就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觉察到意识形态的危险性，决定远离它，一生中都遵循这个原则，这个决定对他准确地认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跟沃伦的经历可说是殊途同归。我父亲讨厌意识形态，所以我就尽力模仿他，坚持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像多兰（Doran）这样的右翼分子和内德（Nader）这样的左翼分子，确实很愚蠢，他们是用意识形态影响人类的极端典型——特别是以暴力表达出来的意识形态。它不是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而是强制性地灌输，这事非常危险的。
所以，除了拥有跨学科的各种模型的系统之外，我还必须加上一点：警惕强烈的意识形态。如果这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有助于你培养正确、勤奋和客观的思维，那也无妨。但如果它让你对最低工资提高与不提高形成了绝对观念——因为你认为它是你正确思想体系神圣的一部分，它显然已经让你失去了理智。
这事非常复杂的系统，而生活就是一连串关联事件的组合，总而言之，如果你认为提高或者降低最低工资将有助于提升社会文明度，这种想法没错。但如果你是带着强烈、暴力的意识形态并让自己的观点绝对化，将不幸沦为差劲的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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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平克，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一本书的作者，还有一个原因。他曾经在书的末尾说（大体上）：“我阅读了心理学课本，非常糟糕，整个内容杂乱无章，具有误导性。”
说起来，我当然不及平克有资格，而且我从未修过心理学课程，但是我的结论却和他不谋而合——不可否认，心理学课本中有些内容很精彩，但糟糕的内容比比皆是。
就以心理否认（Psychological denial）来说，在耶稣降生前3个世纪，德摩斯梯尼就说过：“一个人所希望的也是他深信不疑的。” 德摩斯梯尼说的没错。
我们家里有一个朋友，他们深爱的儿子聪明伶俐，还是位足球明星，坠海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但他母亲始终认为他还活着，这种思维有时会活跃起来，希望就变成了她相信的事实，影响着她的行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否认，而心理否认会导致错误的认知，必须学会找到应对的方法。在心理学课本中，即使是这么简单的心理否认问题，也找不到针对性的治疗方法。由此可见，不能按照老师讲课的方法来学习心理学——既要学会书本上的知识，也要学会课堂之外的东西——因为老师们讲课的方式不合理。
按照目前心理学的组织结构，我认为，它无异于法拉第后，麦克斯韦前的电磁学——囊括了许多集大成的成果，但没有出现一个能用适当的形式把它们整合起来的人物。这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其实并不难做到——而又是如此的重要。
翻到一本心理学教材指引那一页，搜索有关嫉妒的章节。嫉妒是十诫中的一条、两条或者三条的起因。摩西充分了解嫉妒，古时候的犹太人在放养时也了解嫉妒的作用，但我们的心理学教授却不了解。
厚厚的心理学课本竟然没有提到嫉妒？也没有涉及简单的心里否认问题？而且还没有谈到动机导致的偏见？
心理学教材没有针对综合因素的作用提出解决方法，我之前就和你们讲过，如果两三个或更多的力量往同一个方向发力，就应当注意“合奏效应”。
有一个闻名全球的历史实验是米尔格兰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要求测试人员在了解的情况下对无辜的人实施电击，他们成功地对大部分志愿者实施了电击。在进行这个实验之前，希特勒组织了一大批信仰路德教、天主教的人士进行邪恶的活动，这些人对行动的性质心中有数。米尔格伦想证明权力在操纵正派人士实施错误时发挥的作用。试验得到了许多戏剧性的效应，他试图让正派人士做一些有违道德的事情。
但多年以来，心理学教材中只是论证了权力的作用——即权威者在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对权力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大。当然，这仅是最明显的结论，并不完整和准确。权力仅仅是部分原因，还有许多其他的心理原则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所有因素的都往同一个方向作用，发挥了合奏效应，综合作用导致了同一个结果。
大家渐渐发现了导致实验结果的因素，读读斯坦福大学近期的心理学教材，你会发现，他们已经解决出正确答案的2/3.但作为心理学上重大实验之一，即使是像斯坦福这样的知名的大学也遗漏了许多重要的解释。
为什么聪明的人会犯傻？因为他们没有照我上面的话做——即记下心理学上的主要的模型，在处理复杂的系统中的实验结果中就运用这些模型的清单。
没有一个飞行员在起飞之前不会复习一下他的清单：A、B、C、D……没有一个打桥牌的人在需要另外两张墩时不会迅速浏览一下他的清单并盘算着如何才能成功拿到那两张牌。
但这些心理学教授自认为很聪明，无需一张清单。可惜他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聪明，如果他们肯使用清单，就会明白米尔格伦实验中至少使用了六种心理学原则，而不是三条。然后他们就可以对照一下清单，看看遗漏了哪几种。如果没有一个整合主要模型的系统，并不断地在多模块（multimodular）方式上运用，你可能将屡屡失败。
心理学教授对心理否认这一论题讳莫如深的原因还包括：论证实验必然要涉及违背伦理的行为，为了论证人类痛苦到何种程度才能导致精神失常，想想看你对你的同类必须做什么，而这一切事先都不能告诉他们。所以，伦理方面的因素显然导致实验的不可行性，而这种实验可能是显示痛苦导致人类精神失常的最有说服力的方式。
事实上，许多教授是通过一厢情愿的假设来解决问题的：“如果不能用自己的实验来证明，那就当它不存在。”可惜这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如果一个东西非常重要，但却受制于伦理而不能完美和准确地论证，你不能把它当做不存在的东西，而必须尽力而为，利用手边可以获取到的证据。
在巴甫洛夫去世前10年，他一只用狗做关于痛苦导致失常的实验，最后向外界公布。所以，关于狗受到痛苦而导致精神失常的数据非常全面——还包括一些修正后的数据。但你在入门的心理学书籍中却看不到这方面的内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不喜欢巴甫洛夫折磨狗，或者是大家反感博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把对动物学习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人类，因为某种疯狂的原因，心理学书中有关痛苦导致精神失常的篇幅非常少。
你可能会说：“忽视这些心理行为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说得没错的话，这些比人忽视的模型是你必须掌握的，你应该把所有的模型用一种形式整合起来，有12个，就掌握12个，哪怕是掌握了10个都不行。然后把它们制成一个清单来用，就像我所讲的误判心理学一样，你必须把所有重要的模型输入脑海，再在这样的基础上使用。
在这些模型中，如果有四至五个力量共同作用，往同一方向发力，这种情况常常导致合奏效应（lollapalooza effect）——将让你一夜富有，也可能让你致命。所以，提防这种效应是很关键的。
只有一种方法是对的：综合主要的原则并集成一个清单，在此我不得不再次强调一下，必须特别注意组合效应导致的合奏效应（lollapalooza effect）。
举个例子——一个古人巧妙应用心理学的例子。在库克船长那个年代，坏血病是远航中让人闻风丧胆的疾病，坏血病会使人牙龈浮肿、出血，如果病情严重，就有致命的危险。那时的海船带着许多生命濒危的船员是非常尴尬的，每个人都对坏血病产生浓厚的兴趣，但他们还不知道维生素C的作用。库克船长是一个会运用多重模型来解决问题的聪明人，他注意到荷兰船只长途航海中换上坏血病的人数少于英国船只。他暗自揣摩：“荷兰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注意到荷兰人船上有大桶大桶的德国酸泡菜。他想：“酸泡菜可能会有所帮助。”他在船上装了这些酸泡菜，凑巧的是，这些酸泡菜里就含有维生素C。
库克当然不想让其他人做到他这样做是为了预防坏血病，如果船员做到航海途中有可能会染上坏血病，可能会造反，抢走船只。他决定让船上的领导们在船员看得到的提防吃酸泡菜，很长一段时间后，库克船长只让领导者吃酸泡菜，而不给普通的船员吃。最后，库克船长下令：“现在所有船员都可以在每周的一天吃到酸泡菜。”最后，他让所有的船员都吃上了酸泡菜。我认为这是对基本心理学具有建设性的应用，它的应用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也创造了许多成果。但如果你不了解正确的技巧，就不能使用它们。
如果你真的有开拓前进的意志和实践的决心，我给你们的建议并不难做到，而且这样做的回报多多，值得一试。可能你对奖赏毫无兴趣，也不愿避免生活中的众多痛苦或者不想追寻生命中的所爱。如果这是你的人生态度，那我无话可说——或许遵循我以上的原则，已经让你处于正确的人生轨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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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的是，道德问题与包括心理学在内的生活智慧紧密相连，以盗窃来说，有相当部分的人会实施偷窃，如果能满足：（A）很容易；（B）基本没有被逮住的可能。一旦开始偷窃，一贯性原则（consistency principle）——人类心理学中的重要内容——将与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相结合，使得偷窃成为习惯。所以，如果你的企业因经营方法不当使得偷窃轻而易举，你实际上对你的职员造成了极大的道德伤害。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创造出能抵御欺骗的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这种动机将会导致偏见（incentive-caused bias），使得不良行为合理化，你会亲手毁了自己的成果。
至少目前你已经掌握了两种心理学原则：动机导致的偏见（incentive-caused bias）和社会证明（social proof）。不仅如此，你还学会了“赛皮科效应”（Serpico）（影片《赛皮科》中，主人公赛皮科因不愿意像其他警察那样收受贿赂，其他同事们都与他为敌，且不时陷害他）。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做坏事能够让大多数人获利，如果你试图检举揭发他们，其他人将谴责你并视你为敌。
忽略了这些原则，不注意防微杜渐是非常危险的。心理学的力量在为罪恶服务。
这些跟法律业有什么关联呢？学生们从斯坦福法学院毕业后，进入国家的立法机关，尽管他们有良好的动机，但让过便于欺骗的法案通过了。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
比方说，你想致力于公共服务。作为计划中的一部分，你要反过来自问：“怎么样才能毁灭文明？”很简单，如果要毁灭文明社会，你只要去立法机关并通过易于欺骗的法律系统，它的负面作用是立竿见影的。
就以加州的工伤赔偿系统来讲，工伤是存在的，痛苦也是有的，所以你想为他们的工作强度设立一个赔偿系统。这似乎是件高尚的事情，但这种赔偿金操作的问题在于它无法避免大量的欺骗行为，一旦你补偿了欺骗行为，就会出现不老实的律师、医生和不诚实的工会等，会助长优惠计划（referral scheme）中的欺骗行为，这种恶劣行径的激增、陋习的蔓延，将使得所有的人越陷越深。虽然你的出发点是为了推动文明，但实际的结果对文明造成了伤害。这样看来，没有补偿性的措施——让生活更为艰苦——似乎要好于创建便于欺骗的系统。举一个例子：我有个朋友，他在德克萨斯州离国界不愿处开办了一家工厂，利润较低，而且很艰苦。工人赔偿系统中出现了大量的欺诈行为——赔偿费用达到了工资的几十个百分点，但公司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如此危险的程度，毕竟他不是破碎承包商。所以他不得不请求工会：“别这么做了，制作这些产品的钱还不够交纳这些费用。”
但当时每个人都习惯了这种做法：“这是额外的收入，额外的资金，大家都一样，错不到哪里去，哪些有名的律师、医生和脊椎按摩师等如果碰到类似的事情，也会一起撒谎。”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你们不能这么做了。”碰巧这也是巴甫洛夫的心理学原则。如果听到不好的消息，人们总会对第一个传信的人产生厌恶情绪，所以，对于工会代表来说，他们不想成为事实的告知者——跑过去告诉这些人，这种不劳而获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我这位朋友最后关了他的工厂，然后搬到犹太州的一个信仰摩门教的社区重新开业，摩门教徒没有卷入这种工伤赔偿的欺诈行为中——至少在我朋友的工厂中是如此。猜一猜今天他的工人赔偿金是多少？仅为工资的2%。
这种悲剧是因小失大造成的，必须及早停止，否则，这种贪婪和为违背道德的行为将不可遏制。
当然，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在有意运用基础心理学技能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既然你了解如果实施心理学技巧，在实施的尺度上就会受到道德的限制。
此外，如果你想超越道德的界限运用心理学，但因对方也了解心理学，意识到你的意图之后，将会激起他的反感。劳资关系就是对这种效应最好的证明——比如在以色列。所以，我们不仅仅面对道德的障碍，还面临实践的障碍——有时是非常难以跨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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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何在投资决策中运用心理学？我认为，它肯定不止于挑选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产品，如可口可乐等。但毕竟有许多智者已经运用了你上面讲到的方法，请问在你挑选成功企业的时候考虑过失败吗？
芒格：正如我在南加州大学演讲时所说的一样，投资如此困难的原因是因为目前大家都能轻易找到成长优秀的企业，但股价会突然间上涨，哪个才是最好的投资就成了艰难的抉择。
我们也无法降低这个问题的难度，98%的时候，我们对待市场的态度是不可知论者，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把握 。通用汽车的价值跟福特相当吗？不知道。
一般来说，我们要找的是能得心应手且对这方面有洞察力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能给我们带来统计上的优势。有时它是来自于心理学，有时来自于其他领域，只要找到几个——一年有一两个就不错了。当然，我们没有一种系统，可以自动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我们追求的是不需要耗费脑筋、一眼就明了的投资决策，我多次跟巴菲特提到，我们不跳七英尺的栅栏，而是寻找一英尺且有丰厚回报的栅栏。所以，秘诀就是把问题简单化，而不是通过解决艰深的问题来获得成功。
问：是根据统计分析和洞察力？
芒格：当然，我们的决策通常是建立在所谓的远见优势上，一些洞察力来自于统计学，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如此。
只凭借概率上的优势是不够的，还必须能慧眼识金。所以这就需要聪明地抓住错价的机会，各种因素的组合并不会常常出现。
如果你在等待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它来临时，要有勇气和魄力紧抓不放，你需要几个这样的机会？比方说，抓住博克夏哈撒韦投资的前十大企业。但即使现在不进行其他任何投资，我们也不会穷——两辈子都不用为生计问题发愁。
我再说一次，我们没有一种系统能让你对所有时间所有问题都作出完美的投资决策，这太荒谬了。我在这里向你们提供的这种方法，是为了让你们经过审时度势后找到难得的机遇，然后作出理性的反应。如果你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普通股的选择中，意味着你将跟许多聪明人竞争。所以即使运用这种方法，也只能碰到几个机会。幸运的是，这些已经足够了。
问：你有没有成功创造出一种氛围，即那些资质不及你的人同样能完成你所做到的事情？比如说，你谈到了人类有承诺和一贯性原则的倾向。
芒格：主要是关于这种倾向能导致愚蠢错误的方面。
问：你是如何创造出一种好环境，让一些人放弃这种倾向，然后承认自己的错误。比方说，今年早些时候，英特尔就有人指出了奔腾芯片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最难的无异于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进行改革。这是很难做到的。请问你是如何培养这种优点的？
芒格：英特尔和它的同行们创造了相互传承的科技文化，他们的团队行走在科学的刀刃上。博克夏哈撒韦跟它们有天壤之别，博克夏是控股公司，除非在重要的总资本分配上，我们一般都会分散权力。一般来说，我们选取的搭档都是我们喜欢的，这样大家才能和睦相处。这些人创造了一种企业文化，既肯定发明创造，也能认清现实——包括认清先前作出的错误抉择的现实。
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企业，我跟沃伦没有把握能达到安迪格鲁夫那种境界。因为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没有特别出众的才能，我们擅长的是跟那些令人尊重的杰出人士打交道。当然我们也有弱点，一些人就认为我们有些心不在焉，还有些固执己见。换做英特尔，说不定我会搞得一团糟。
问：你能不能谈谈为何不偏爱投资高科技股——你本人以及博克夏哈撒韦公司都是如此。我还发现了一件让人大受启发的事，有时运营一家非高科技的企业和高科技企业难度是差不多的。
芒格：其实都很困难，积累财富难道有那么容易吗？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上，每个人都想轻易致富恐怕不是件容易事。
我们之所以没有进入高科技领域，是因为缺乏这些领域的特殊才能。你说得对——运营非高科技公司也是非常困难的，要不你尝试开一家餐馆，然后看看成功的道路有多艰辛。
问：你好像在暗示经营高科技公司需要一种特殊的才能——而这种才能更难得。难道经营非高科技企业的才能就不难得了吗？
芒格：我们能充分理解非高科技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优势，而其他的东西就不然。我们宁愿处理自己能理解的东西。何必在一个自己不擅长且竞争高度激烈的领域中比赛——况且这是一个不利因素——而不是在坐拥明显优势的领域发挥自己。
每个人都必须了解自己的特长所在，然后发挥自己的优势，如果你希望在自己拙劣的领域太显身手，你的职业生涯是不会一帆风顺的。除非你买到了一个必胜无疑的抽奖号码，或者有着非同寻常的运气。
问：沃伦•巴菲特曾说，博克夏投资航空业是一个典型的失误。什么样的思维过程导致这种错误的决策？
芒格：投资美国航空股票时，我们不是抱着普通股东必定会大幅获利的态度——因为在照顾股东利益方面，航空业一项没有口碑。我们买入的是具有强制性赎回权的优先股，因为我们贷款给美国航空，所以有这种股份酬金。
当时我们并没有预期它能够以丰厚的利润回馈给股东，只是预测它有能力还请借款——包括固定的红利和强制性赎回权等。但事实出乎意料，没想到它每况愈下，导致还款也成为难题。之后，美国航空走向破产的边缘，连续几个月命悬一线，虽然最后慢慢恢复了元气，但我们当初应该连息券和所有的本金一起拿回，所以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不想让你们产生一个错觉，即我们能避免大量犯错。我只是说，利用这种方法，错误可能会少于其他人——与此同时，在用于修正错误上也比其他人行动得更为迅速，但并不是说我们会远离错误。
事实上，不能成功地应对心理否认是导致人们崩溃的普遍原因，你在某件事上花费了许多心血、努力和资金孤注一掷，倾注的心血越多，一贯性原则就愈加会激发你如此思考：“现在应该可以了吧，如果我再加把力，说不定马上就会见成效。”这时剥夺性反应过激症状出现了——如果再不努力一把，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乌有。人们就是这样崩溃的——他们停不下来，不会重新反思一下，对自己说：“我能够推倒重来。既然它搅得我心神不宁，还不如趁早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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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能不能谈谈，当你决定把大都会公司的股票换成迪士尼的（1995年7月31日，迪士尼收购了美国大都会公司的美国广播公司），而不是兑换成现金，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据媒体报道，你曾想兑换成现金。
芒格：迪士尼是媒体巨人，价格不菲，部分是因为它制作一些常规的电影——我对这种业务毫无兴趣。但是，它有一个比金矿还要赚钱的业务。
迪士尼是自身催化（autocatalysis）的完美典范。他们摄制完成的电影也有版权。就像制冷技术推动了可口可乐的销售一样。录影带诞生后，它什么也不要发明，只要放映摄制完成的电影并高价出售录影带。每个父母和爷爷奶奶都希望他们的孩子坐下来，在家里静静地看着这些录像带。所以迪士尼搭了顺风车，这个机遇价值成千上万美元。很显然，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模型。你不用发明什么新的东西，只要坐在那里，然后让世界带着你走。
迪士尼开拓了许多新空间，我的一个朋友形容他大学联谊会的同学莫名其妙地获得成功时说：“他就像坐在池塘里的鸭子一样，其他人抬高了池塘的深度。”迪斯尼成功的原因也类似这个比喻。迪斯尼的艾斯纳和威尔斯把那些老的东西销售一空，在管理上自然而然地实行了成功的突破。
平心而论，他们在创造新事物上也是可圈可点的——比如推出了电影《风中奇缘》（Pocahontas）和《狮子王》（lion king）——抓住了时代的机遇。仅一部《狮子王》就为他们创造了数亿美元的收入。对我而言，成功的时间跨度意味着从现在到未来50年内。但是迪斯尼数亿美元的收入——单凭一部火爆的电影就实现了。
问：你能谈谈为什么会离开法律业吗？
芒格：我有个大家庭，南希和我必须抚养八个孩子。法律行业突然间就火爆起来，这是我过去没想过的，在我离开这行业不久，财源就大量涌进律师行业。1962年，我基本上退出来，1965年彻底退出。这些都是陈年往事了。
我宁愿自己拥有决策权，拿自己的钱去赌一把。过去我常想，我比那些客户懂得多，为什么要模仿他们的路子？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我固执的个性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是我渴望经济独立。我希望拥有资本家的自由，我骨子里流淌着赌徒的血液，喜欢计算和下注。所以，只能说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问：你会像拉斯维加斯式的赌博吗？
芒格：我是不会拿着100美元跟庄家对赌的，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我只跟朋友娱乐性地小赌，偶尔也会跟一些比我玩的好的桥牌手玩牌，像鲍勃•哈曼，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桥牌手。但我心里清楚，跟他玩牌是为了找乐子，属于娱乐消费性的。何必玩那些呆板的庄家设局？——况且我对合法赌博中的操控行为也深恶痛绝。我不喜欢合法赌博。另一方面，我又喜欢赌博时流露出的果断和男子汉气概，所以跟朋友们小试身手也别有乐趣。但我不喜欢职业性的赌博氛围。
问：你能不能说说在你进入这一行后，共同基金以及资金管理业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芒格：其实我并没有进入这以领域，过去，我曾拥有一家小小的私人合伙公司14年——直到20年钱解散。但是，从其他人哪里拿到的管理资金微不足道——至少按照目前投资管理的标准。所以，我实际上从未涉足过共同基金行业。
但从美国近年来的情况看，资金管理是增长最快的几个行业之一，它养肥了许多专家，也诞生了不少千万富翁。对于很早就涉足这一行的人来说，它相当于一座金矿。养老金基金的增长、美国企业价值的积累以及全球财富的增长创造了很多赚钱的行业并把一些人推上了财富的巅峰。
我们从各种渠道跟这些人打交道，但我们自己以及好多年没有涉足该行业了，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资金进行投资。
问：你预期这波牛市行情还会继续下去吗？
芒格：如果美国所有企业的资本价值从现在至未来25年间不会大幅增长，我会感到不可思议。如果大家相互交易，这些纸票被洗来洗去，资金管理将会继续成为管理人的热门行业。但除非涉及到我们的资金，否则我们不会进去。
问：我对你投资策略的变化很感兴趣——从最初使用格雷厄姆的模型——至博克夏哈撒韦的模型。你能给投资新手推荐一个模型吗？——比如说，把大部分资金或者所有的资金集中投资在一次机遇上，然后就几十年地持续持有吗？这种策略是不是更适合一个更为成熟的投资者？
芒格：每个人都应根据自己的边际效应（marginal utility consideration）来玩比赛，并找到适合自己心理的方法。如果你不看亏损的打击——因为一些亏损是无法避免的——使用一种较为保险的投资模式和储蓄方法才显得明智。所以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天性和才能采取策略，我没有人人都通用的策略。
我的方法对我很管用，但从某些方面来说，是因为我可以在心理上坦然面对损失，能够接受它。但我的损失并不大，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就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效果。
问：你和巴菲特都曾经说过，博克夏的股票已经超估了，你不建议买进。
芒格：我们并没有说（股票超估），只是说在价格飙涨的时候，我们不会买进，也不建议朋友买进。但那时博克夏的股价与其内在价值还是很贴近的。
问：如果我有钱，我就买——因为你们说未来20年，收益会连续下滑。
芒格：希望你的乐观成真，但我还坚持这个观点，毕竟今天我们处于未知领域。有时候我对朋友说：“我只是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因为我还美誉哦做到得心应手。我是第一次做，所以不能肯定能否做对。”
沃伦和我之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较高的预期和巨额的资本。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我们也在学习。
问：你跟巴菲特说的每件事似乎都很合乎逻辑，同30年前格雷厄姆宣称股市超值时的言论似乎一模一样——当时股指达到了900点。
芒格：我倒没觉得。格雷厄姆是一个伟大的人，但预测整个股市走向方向方面却很差劲。相反，我跟沃伦对市场常常抱着不可知的态度。
此外，我们还说过，在通胀多年后，普通股达到10-11%的回报率是多年蓄力而成的，这种回报率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全球财富的复合增长率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程度，不管前15年斯坦福大学的资产组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它未来的成绩肯定要逊色得多，虽然仍然处于“可以”的水平。对于投资者来说，过去15年是一个极乐世界，这种优势效应不会永久持续下去的。
问：博克夏年度报告（有很大的篇幅）大肆渲染了悲观的看法，在企业越做越大的时候，对机遇的缩水表示担忧。
芒格：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同过去相比，未来股东财富的符合增长将会下滑——因为公司的规模将会拖累企业的表现，而且我们也多次强调说，这不是观点，这是一个承诺。
问：你刚才提到，撇开极端的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如果为了帮助城市中心贫困区或创造财富等，你觉得企业和一些法律机构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芒格：我完全支持解决社会问题，也赞成对不太富裕的人慷慨一点，根据“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法律用语，即为充足的理由）的标准，被证明利大于弊的事情，我们都会支持。
我们反对的是一个人过分自信地认为他的某一项发明肯定会利大于弊，因为你是在处理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中，每件事物都会相互影响。
问：所以（你想表达的）就是肯定你所做的（能带来更多的好处）。
芒格：当然不能肯定，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另外，近期我推翻了两个工程师的结论。在这么复杂的领域，为什么我还有自信这么做？肯定你会想：“这家伙是个自大狂，赚了点钱，就自认为什么都懂。”
我可能是个自大狂，但我不认为自己不是什么都懂。但那两个工程师向我推荐的是明显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建议，他们所说的内容跟他们天生的偏见很吻合，所以导致我怀疑。此外，我所掌握的工程学知识也告诉我他们说的没道理。
最后，我发现第三个工程师推荐给我的解决方法非常有价值，之后，第二个工程师跑过来说：“查理，为什么我没想到这个？”——他这种做饭还是值得赞扬的。这个解决方法更好，又安全又省钱。
如果某方面比你更有见解得人在认知方面受到动机导致的偏见或其他类似的心理学因素的影响，你必须有信心推翻他，但也有一些时候，你必须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最好的方法就是要相信某一位专家。实际上，你必须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弱势所在，生活中还有什么比了解自己的长处或短处更有用呢？
问：你曾谈到可口可乐的失误，你认为苹果犯了哪些错误？
芒格：我这样来回答你你们——套用通用电器的CEO杰克韦尔奇的一句话，他是工程学博士，也是卓越的企业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近期在沃伦出席的一个场合，有人问他：“杰克，苹果公司过去做错了什么？”
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能力回答。”那我也给你们同样的答案，在这个领域，我没有能力给你们提出任何一种特殊的见解。
在复制杰克韦尔奇的过程中，我也想教会你们一件事，如果你不知道，也没有这方面特殊的才能，不要害怕讲出来。
从生物学的例子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现象：蜜蜂发现蜂源后会转回去，通过舞蹈告诉其他蜜蜂蜂源的具体方位和路程，这是一种基因规划（genetic programming）。大约在40年或55年前，有一些聪明的科学家把花蜜的位置改变，蜜蜂在日常生活中从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所以找到花蜜后又回到蜂房。但基因规划中没有这样的舞蹈，它是如何做的呢？
如果它像韦尔奇，可能会坐在那儿。但蜜蜂跳出了一种杂乱无章的舞蹈，搞得其他蜜蜂玄乎玄乎的。许多人就像这只蜜蜂，试图回答这类问题，这就错了，没人指望你懂得的东西。
有些人没有真才实学，也会头头是道地发表见解，我不喜欢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对我来说，他们跟那只乱跳舞的蜜蜂没什么区别，把整个蜂房搞得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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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作为曾经从事法律业的一员，你是如何或是否把这些模型运用到律师行业中？它是如何作用的？我想，许多人都意识到法律事务所并没有遵守这些模型。
芒格：就像学术界也有不正当的动机一样，律师事务所同样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更为恶劣。我小的时候，父亲是一位律师，他最好的朋友格兰特•麦克菲顿——奥马哈最早一批福特经销商——是他的客户，他的确是一个优秀的人呢——独立奋斗的爱尔兰人。因为小时候他的父亲打他，他就从农场里逃出来，一个人出来闯荡，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他正直，又充满魅力——总之，他的优点不少。我父亲还有一个客户，夸夸其谈，情绪冲动，为人不公，华而不实，还很难相处。大概是在我14岁左右，我问：“爸，你为什么要为X先生做那么多的工作——这个冲动的吹牛大王——而不是为格兰特•麦克菲顿这么好的人服务？”
我父亲回答说：“格兰特•麦克菲顿对待雇员和客户没话说，对自己的问题也拿捏得当。如果被一个精神病人缠住了，他会赶紧走开。所以，格兰特•麦克菲顿那边没有多少有报酬的生意给你，足以让你持有可口可乐的股份。但X先生在布雷区行走，他可以给我带来不错的生意。” 这件事表明律师行业面临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你不得不跟一些道德有缺陷的人打交道，他们创造了大量有回报的生意。即使你的客户是一个道德典范，有时也会涉及到这类事情，这是促使我转行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贪心，但因为在试图让贪心得到满足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功，使得这个过程看起来很明智，就像本•富兰克林所说的：“空麻袋，立不直。”
在我问父亲为什么他的两个客户如此相异时，他给我上了一堂受益匪浅的课，教给我一个模型。在生活中，如果为了养家糊口，有时候必须把你的服务卖给那些不理智的自大狂，但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应该像格兰特•麦克菲顿一样。
他教育我的时候用了非常巧妙的方法——不是填鸭子般硬性灌输，而是让我稍微动动脑子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为了理解他说说的做人必须像格兰特•麦克菲顿，我很是动了一番脑筋。直到今天，我一只在遵循他的教义——长年累月如此。这是非常聪明的教学方法。
我们在此讨论一下基础心理学，它是一种基本的文学，好的文学需要人稍稍思考才能理解，因为这样才能掌握得更为扎实。这是利用了承诺和一贯性的原则，经过自己的咀嚼，消化得更快。
作为一个律师或一个管理人，如果想要把我父亲传授给我的道理教给其他人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我父亲故意用间接的手段教育我，效果立竿见影——就像库克船长巧妙地运用心理学一样。之后，我一只试图学习格兰特•麦克菲顿——毕生如此。可能偶尔会有一些背离，但至少我一只努力去做。
问：你在接受《杰出投资者文摘》采访时说，只要一小部分顶尖的投资经理才能增加价值。既然你的听众是未来的律师，我们做什么才能在职业中增加价值？
芒格：只要你成为一个正确思考的人，就能增加价值。只要你孜孜不倦地学会这一点并在需要展现勇气的时候站出来，就能够增加价值。只要你能阻止一些愚蠢的行为，避免公司、客户或你关心的人或事受到伤害，你就能增加价值。
你还可以使用一些建设性的技巧，这也是我在Skadden Arps法律事务所的老同学Joe Florm成为名律师的原因之一，他非常擅长虚构一些生动的小例子，有助于别人理解他的观点。在为客户服务或出于好意说服人时试着运用一点幽默的例子，效果会非常明显。
你可能有点不服，认为Joe Floms生来就具有这个天赋。然而他打磨了这种天赋，这样说来，你们每个人都是具有天赋的，也可以打磨它。
偶尔，你们会涉及到法律上的擦边球问题，假设你们有一个客户，一心想逃税，他不千方百计地越过一点税法的界限，心里就不舒坦。早晨起床，发现有些空子可钻但没钻，连刮胡子都不安心。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用以下方法来解决：（A）你可以说：“我不为他工作。”然后逃避。（B）你说：“唉，为生活所迫，我必须为他工作。但为他工作的内容不包括欺骗。”
如果你看着他正在做傻事，这么对他说恐怕无济于事：“你做的不对，我比你更有道德感。”这么说会冒犯对方。你年纪轻轻，他比你年长很多，他不但不会接受劝告，还可能会这么回应：“你算老几！还想建立整个世界的道德模式吗？”
但如果你换个方式说：“这件事不能让其他第三个人找到，否则可能会遭到勒索，还会破坏你的名誉，对你的家庭和财产都不利。”
这样说才可能达到效果，因为你讲的是实话。你希望花时间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你被缠在其中，从他的利益出发可能将更有说服力。同样，这也是一个具有生物学基础的有效的心理学原则。
所罗门兄弟公司就是一个心理学原则破灭的典型。所罗门公司首席法律顾问很清楚，CEO约翰•古弗兰应该就公司的非法交易即时通报联邦部门，况且他自己并没有参与周期非法交易。首席法律顾问力劝古弗兰上报实情，他对古弗兰说：“法律上没有规定你有义务这么做，但这是正确的做法，你必须这么做。”
除了CEO之外，首席法律顾问在公司有很少的靠山或支持者，如果CEO下台，他也将跟着下台，所以他的职业生涯摇摇欲坠。为了拯救自己，他应该及时劝导这个做事拖拉的CEO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本来就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简单，只要这个首席法律顾问对他的老板说：“约翰，这种情况有可能毁了你，包括你的财富，还有声誉。”这可能会奏效。CEO们都不喜欢被毁、丢脸或者撤职这些词。
所罗门公司的前任首席法律顾问为人宽厚、富有学识——也有正确的想法，但失败在于不会运用基本的心理学。在许多情况下，从一个人的利益出发才最具说服力，但他不懂。
如果你们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可能就不会搞得这么糟，牢记古弗兰和他的首席法律顾问的教训，这让你懂得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如果你学会这些道理，在关键时刻，其他人一个个落败的时候，它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你变得聪明、勤奋和客观，特别是能成功地说服别人，那就意味着你增加了价值。
问：你能不能谈谈诉讼的威胁——股东官司等——以及法律上面的复杂性，是如何影响大型企业的决策的？
芒格：每个大型企业都对诉讼成本、形形色色的规定、保险的复杂性以及原告律师叫苦连天，特别是集体诉讼案中的原告律师，你可以把一家企业的抱怨原封不动地搬到另外一家公司。但是，他们抱怨的内容对于律师事务所来说却是一个好消息，大型律师事务所目前人气急升，他们像是瘟疫中的送葬者忙得不亦乐乎，在此过程中上蹿下跳，欣喜不已。所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说：“唉，太糟了，每件事都很繁琐。包括这些诉讼案件以及不公平的结果。”
因为这些对他们是有利无害的，他们在这方面显得有点将精神分裂。一些加州机构近期发起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行动，一些被告律师游说议员反对这种建议，因为这样对自己不利，容易让客户找到他们的茬。此外，他们反对的原因是提高原告起诉的门槛。
大型企业应该逐渐学会适应，因为面临更多的诉讼案件，所以不得不设置一个更大的法律部门。虽然对自己反感的东西怨声载道，但他们不得不与之适应。
问：过去几十年，法律的复杂性是不是消耗了去多企业的元气？
芒格：答案是肯定的。相比较20年前，几乎每家公司花在诉讼上以及花在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遵守上的支出都有所增加。有些新规定非常愚蠢，有些则非常必要。这种情况会一直延续下去。
问：你是否看到或者经历过，一些企业因为担心投资失败或者债务问题而改变了决策，从而采用风险更低的投资策略？
芒格：我遇到过一次——当时跟另外一个朋友，不是沃伦——是和合伙人，公司最大的股东之一。公司发明出一种质地更牢固的警用头盔，是利用凯夫拉或类似的材料制成的，他们把这个头盔拿给我没看，我想公司能大批量生产。
我们在观念里还是支持警察的，我认为，文明社会需要警察部门——尽管我不同意警察的出现产生了许多寡妇和孤儿这句话，但我们赞成生产出更好的警用头盔。
看了这个头盔，我们对发明人说：“我们企业很有钱，但却没有资本制造这样坚固的警用头盔，考虑到种种风险，我们不同意生产，但我们希望这种产品能为社会服务。”我们并不是试图阻止警察用上最新的头盔，只是决定不生产这种头盔。
有一些行业——根据文明社会的运行方式——如果只有有钱人能消遣得起的，就属于不安全的行业。在高中足球比赛中难免会发生一些截瘫或者四肢截瘫的事故，那些有钱人可能将成为受害的一方，他们会赢得官司而不是头盔制造商。每个人都很惋惜，这些伤害很严重，这种官司对制造商来说非常不利。我认为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很少有财力雄厚的企业愿意制造足球头盔。
我认识两个医生——他们都拥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当误诊保险费很高时，他们就离婚，把自己的财产转移至妻子的名下，他们屡次这样操作。他们对社会非常不满，但不得不让自己适应。自此，他们没有交纳过误诊保险费用。
大家都学会适应不断变化的诉讼环境，并各有奇招，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
我最憎恶的就是社会系统助长欺诈行为，或许加州脊椎按摩师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欺诈行为。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在邻区发生了一次小碰撞——一起很小的汽车事故，人还没有离开现场，他就收到了两张脊椎按摩师和一张律师的名片，他们是负责因脖子受伤索赔费用这类案件的。美国兰德公司的统计显示，加州每起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伤害人数是其他一些州的两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一半纯属欺诈。因为大家看到别人有类似的行为就纷纷仿效，我认为，任凭这类事件愈演愈烈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我是文明社会的政策制定者，将规定工人的精神损伤赔偿为零——不是说没有劳工精神损伤，而是因为这种方式给社会带来的伤害比起真正有人精神损伤而不能获赔来说要严重得多。
我喜欢海军系统，如果你是海军船长，因为连续工作24小时而想休息一下，你得把船教给大副，由于天气恶劣，船搁浅了——这不是你的错——他们也不会把你提交给军事法庭，但你的海军生涯就此宣告结束。你可能会说：“太残酷了吧，又不是法学院，这样不妥。”在这种情况下，海军模型较商学院模型更有效，海军模型强迫人们在恶劣的情况下全神贯注。
船搁浅的原因并不重要，但你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没有人对你的过失感兴趣。这只是一个规则——考虑到各种后果，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我喜欢此类规则，我认为有了这种“无过失规则（no-fault rules）”，文明社会将更美好。但它似乎被法学院驱逐在外：“这不合适，你这样做不公平。”
在讨论海军规则的时候，我追求的也是公平和正义——如何减少船只搁浅的正义。考虑到这种作法带来的好处，我不在乎一个船长是否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毕竟这不像被送往军事法庭审判，他只是必须重新选择一个新行业，之前的养老金照领不误。
我喜欢这些规则，当然，我属于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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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希望您多说点关于判断的事情，在之前的谈话中，你认为我们应该看看心理学课本，然后从中抽出15至16个最有用的原理。
芒格：这些原理肯定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这是正确做法。然后你在生活中没有的重要原理——这样就组成了一个系统。
问：对。我的问题是关于前面一个步骤，就是如何决定哪些是正确的原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更为重要。
芒格：不，不，你把难度给夸张了。你能理解人们深受其他人的思维和行动的影响方面——就是在潜意识的作用下。
问：我能理解。
芒格：所以，你就可以仔细筛选这些原理和法则，一个接一个，就想这样，并不难。
你能理解“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的作用吗？——人们总会重复上一次奏效的方法。
问：我觉得好像有许多内容也很管用，这样的话，系统就会变得异常复杂，我想这可能是过多干扰的缘故。
芒格：如果你像我一样想，就会觉得有点复杂度反而更有意思。如果你希望看到所有的内容都很简单，一览无遗，或许你可以参加一个自称能提供所有答案的团体。当然，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办法，我认为你们必须直面世界——承认它本身的复杂性。爱因斯坦说的说：“每件事越简单越好，但再简单的东西也有个度。”
这是事实。如果有20种因素相互作用，你必须学会处理它们——因为世界就是这么构成的。按照达尔文的方法，带着好奇心，又带着恒心，步步推进，你就会变得这不是很难，而且会对自己的所得感到惊喜。
问：你给出了自己使用的三种模型，你是如何找到其他模型的。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更为简单的方法，而不是翻遍心理学课本？我不是反对这样做，只是因为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芒格：其实原理和重要的观点是相对有限的，自己领会非常有意思。如果你能自己领悟并总结出来，这种效果比单纯地背诵其他人给你列出的清单要好得多，无形中强化了记忆。这种乐趣不会停止，我也曾被严重误导过，不会费心地去理解什么是现代达尔文主义。虽然阅读过各种各样的书，但没有掌握要领。就在去年，我突然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所以我又倒回去，在Dawkins牛津大学著名的生物学家的帮助下，我开始正确地领悟。
像我这样一个70多岁的人，试图在脑中理解现代新达尔文合成论无疑有些难度，这些知识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让人如痴如醉。了解就会变得非常简单。所以我给你们推荐的方法有一个美妙之处：在此过程中充满乐趣，除非你因失去理智而被送往疗养院，才会失去这种乐趣。
如果我是法学院的最高独裁者——当然，没有一个学院会允许一个独裁者存在——我将会建立一个叫做“补救式生活智慧”的课程，其中囊括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内容，包括教法得当的心理学知识。课程大概为期间3周或者一个月。
我认为，你们可以建立一个有趣的课程——举出精彩纷呈和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佐以有效的原理——将像马戏团一样热闹。我认为，这种方法将使得法学院的学习经历多姿多彩，收获也大得多。
人们可能会对这个观点大皱眉头：“大家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标题——“补救式生活智慧”中隐含的的讽刺的意味，但这个标题表明了我所说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东西。”如果你称它为补救式的，不就是想表明：“非常基础，每个人都应该了解”的意思吗？！这个课程将是一个热闹的马戏团，我不明白为什么没人这么做，可能是他们不想这么做，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如何下手，或者是压根不明所以然。
如果整合基础的知识，并用合适的例子讲授，持续一个月左右，再让学生杰出传统的法学院的教材，将使学习变得更为轻松有趣。可惜没人对此有兴趣。
许多时候，为了超越传统的教材，商学院的做法总让我感觉很笨拙。如果你认为美国的心理学教育状况堪忧，你再看看企业财务的情况，现代投资组合的理论毫无道理而言，让人大失所望。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质量首屈一指，但一走出这些领域，空洞和愚蠢的氛围弥漫在其它学术领域——甚至在一些充斥着高智商人群的领域。孩子们，如果一个学校散播的的全是这些愚蠢的观点，它的未来将会如何。正确灌输知识的方法不是让一个70多岁的老资本家走过来对大四的学生来说：“这是一点补救式的生活智慧。”这不对。
此外，在进入商学院后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基本原理的教育。许多法律原理同其他原理息息相关，它们一只是交情深厚的朋友。但老师们讲到这些法律原理的时候并没有指出它们是如何跟其他重要的原理相互联系的，这简直是疯了。
为什么规定法官对之前审理过的案件不能有非议？在我那个年代，他们教给本科生知识，但却没有附带原因地阐述，不讲明原因，真实荒谬。人类的大脑不是这样构造的，它需要理由和原因才能运行得更好。你们必须把事实置于由原因组成的理论框架下，让事实建立在有用的形式下，你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思考者。
讲课的时候，要么就不讲明原因，要么就给出牵强的理由。这是错误的。
我喜欢创建一门补救式的生活智慧的课程的原因之二，就是因为这样可以强迫教授们进行自省。如果他们讲授的内容跟一门叫作“补救式生活智慧”的课程中正确的观点相违背，肯定会感到难为情，然后找理由为自己开脱。
我这个观点是不是很疯狂？更疯狂的是我还预期有人会这么做。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做，他会发现其中的奥妙所在。
问：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可惜的是，等到有一天这个课程推出来，我们也毕业了。你建议以一种课程的形式传授给学生，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学到呢？
芒格：总是有人问我是否有一种更为简便的方法，今天我也尝试给你们提供一些简易的知识。但只靠一次演讲是远远不够的，正确的方法是应该读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
我们希望，我讲的内容能够帮助你成为行动更有效和更优秀的人，如果你没有成为富人，我也不会为此烦心。经常有人对我说：“把你知道的赶紧灌输给我吧。”当然，更常见的一种问法是：“请教我如何快速致富。不仅要让我很快地赋予，教我的速度也要加快。”
我没兴趣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对一个70岁的人来说，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任重道远，我还有许多其他的事要做，所以我不会尝试。但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真的能找到这样一位如此有智慧，并能胜任该工作的人，我会出资支持他写作。
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目前教育情况每况愈下的各种原因，部分原因是由于学术界的相互隔离所造成的，比方说，心理学必须同其他学术领域的知识结合其阿里使用才会更有效，但如果你们的心理学教授不了解其他领域的只是，他就不会进行必要的整合。
如果一个人精于非心理学上的原理并时不时运用到自己的授课中，他会成为心理学教授吗？不，这样一位张扬的教授通常会得罪他的同行或者上级。
纵观世界历史，有一些极富盛名的心理学教授，比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西奥迪尼（Robert Cialdini）的知识对我就很有用，还有B. F. 斯金纳——他的实验成果富有影响力。但总体来说，我认为美国心理学教授的可选择性职业并不是尖端物理学，这也可能是他们为什么不能胜任的原因之一。
一些教育学院甚至是一些知名学府都刮起了一股心理学的热潮，这是学术界的耻辱，固然包括一些著名大学在内的学术部门都存在某些不足，但把教材贴上心理学的标签不是灵丹妙药。
从目前学术界养成的惯性看，面临的缺陷和不足是很难弥补的，你找到芝加哥大学是如何尝试改善心理学教育的不足吗？因为一些终身教授能力不济，校长几乎废除了整个心理学系。
假以时日，芝加哥大学将会重整处一个全新的心理学部门，或许他们今天以及达到了这一目标，情况得到了大幅改善。我不得不承认，一个大学校长能这样做的确让人敬佩。
我不希望给你们造成一个错觉，即学术心理学教育的不完善完全是人为的原因。相反，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中有许多是自然事物——心理学中一种无法摒弃的令人气恼的怪癖。
让我们借助思维实验（Thought Experiment,一种在头脑中进行的理性思维活动，它不受现实物质条件的限制，只须借助于想象力）来阐述这个道理，并非所有的领域都需要一个想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这样擅长综合成果的天才，但这是不是注定了一些领域永远不能吸引这样一位天才？理论心理学从本质来说，是否对那些大师并没有超强的吸引力？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看看各个时代的精英分子，他们攻克热力学、电磁学以及物理化学上的种种尖端难题，这些人当时被请进这些自然科学的领域中。
如果这样一个天才聪颖的人选择理论心理学，他会遇到一些令人尴尬的现实问题：（1）在更多的人学习社会心理学的时候，它身上展现出来的发展趋向却越来越不甚明了；（2）临床心理学必须面对之一尴尬的事实，即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幸福是否总是由于相信那些不存在的东西而得到提升？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那些大师级的人物总是被理论心理学关在门外，就像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普朗克那样，他也别经济学关在门外，因为他的一些方法在经济学中无法施展。
问：我们谈论了许多关于追求生活质量和职业两者间的平衡，除了学习之外，你还花时间找其他乐子吗？
芒格：我经常画上许多时间做我喜欢的事情——有时候钓鱼，有时候打桥牌或者打高尔夫。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人打算十年如一日地每周工作满70小时，然后成为Cravath的合伙人。有人或许会说：“我不想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想法作出抉择。
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抉择，如果你有能力学习，却不愿学习基本的生活智慧，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拥有这种智慧，你能更好地为他人、为自己服务，让生活妙趣横生。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才能，弃之不用是很可惜的。
今天的演讲很特殊——一个企业家跑到法学院作演讲，他从未选修过心理学课程，却称所有的心理学课本都是错误的。这听起来有点怪，但我是很真诚的。
问：这些年你实际上是在履行传授知识的职责吗？
芒格：当然。看看博克夏哈撒韦，我称之为一个具有教导性的企业。沃伦从未想过如何花钱，他想到的是回馈社会，他只是想通过企业搭建一个平台，让大家都能听到它的声音和观点。毋庸置疑，他的观点是非常不错的，平台也不赖。你可以说，我和沃伦是（某种意义上的）特立独行的学术家。
问：你非常有见地，你对知识的追去、对人类状况和财富的掌握都是值得赞赏的目标。
芒格：我不能确定追求财富是否值得赞赏。
问：可以理解。
芒格：准便提一下，我不会嘲笑那些打销售电话或者校对债券契约书的人，如果你需要资金，赚钱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为了赚钱，你必须努力做点什么。不少事情因赚钱这一目的而让人尊重。
问：我理解你对那些过度意识形态化的人持有的怀疑态度，但是你所做的事情中有没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你也有一些疯狂热衷的观念吧。
芒格：当然，那就是智慧。我对精确度和好奇心也抱有激情，可能是我的天性中有一些慷慨的倾向，还有一种追求价值，让自己短暂的生命得到升华的愿望，但或者我只是在这儿卖弄自己。谁知道呢？
我深信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道理，不喜欢一个人坐下来空想。没有人那么聪明。
后记
在1996年作演讲的时候，我谈论到避免强烈的政治仇视情绪的重要性，因为它可能导致心智紊乱，即便是决定聪明的人也不例外。但打那以后，政治仇视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产生的恶劣后果足以令这些人丧失认清事实的能力，这令我感到意外。
当然，我是不喜欢出现这种结果的，按照我与生俱来的情感倾向，可能会作出像阿基米德一样的反应，假设他现在也在向上帝抱怨，可能会说：“在我发表了这些公式后，你怎么能诞生处如此黑暗的年代？”或者像马克吐温曾经抱怨的一样：“这是文学的落寞年代。荷马死了，莎士比亚死了，我也感到不妙。”
庆幸的是，我还能克制自己，不想马克吐温那样抱怨上苍。其实，我从未心存妄念，认为我的任何一个想法可以改变世界。我一贯认为，低调是我为人处事最好的原则，所以我只追求：（1）从更优秀的前辈们那里学到几个有用的方法，有助于我看清其他同龄人极度歪曲的认识，拨开迷雾见太阳；（2）我的方法只传授给那些能理解我而且能很快吸取的人。完成了这几个有限的夙愿，我觉得完全没有理由来抱怨世界的愚昧无知。相反，由于心怀失望，我还学会了最有效的应对方法，即所谓的“犹太人的方法”——幽默。
当我在2006年3月回顾该演讲内容时，我很喜欢渗透其中的一个思想：尽可能地设置防欺诈的人类系统，即便这无法弥补人类的一些痛苦。毕竟，在一种让欺骗行为得到褒奖的系统下，很大程度上会给公众造成一种无法弥补的的危害，这些不良行为因为被仿效而成为一种风气，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此外，在回忆这篇演讲内容时，有两点让我格外情有独钟：即从父亲的朋友格兰特•麦克菲顿那学会了如何生活的道理和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教学方法。我要感谢这些长眠地下的先辈们，如果你也喜欢《穷理查年鉴》，就让我们一起来感谢他们吧。
如果巴菲特从哥伦比亚商学院毕业之后就停止学习的脚步，伯克夏很可能会固步自封，不会有质的蜕变。沃伦会成为富人——作为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嫡传弟子，他所得到的真传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兜里装满财富。但如果他止步不前的话，今天的伯克夏•哈撒韦不可能达到现金的境界。
如何获取生活智慧？启用什么样的系统才能让你跻身于一小部分富有基础智慧的精英群体中？
我一直认为，几乎每个聪明人都能学到的系统——比起那些大部分普通人使用的系统更行之有效。在南加州大学商学院的演讲中我曾提到，大家需要在头脑里安插网络状的智力模型，然后把直接经验或者间接经验（从书本中得到的知识或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的知识）用这种行之有效的网格状模型组织起来，通过这种系统可以整合各种事物，进一步巩固认知。
你们今天的阅读任务就是回家读读通用电器公司的杰克•韦尔奇和伯克夏•哈撒韦的巴菲特分别给股东写的最新的年度报告。杰克•韦尔奇拿到了工程学的博士学位，如果沃伦立志在某一个领域深造的话，博士学位对他而言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你深究下去，会发现生活智慧就具有学术性，看看通用电器，再看看伯克夏•哈撒韦，它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沃伦有一位他深深挚爱的良师益友——本•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具有浓厚的学术气质，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三个不同的学术领域争相邀请他攻读博士课程，并让他在深造期间指教（这三个部门分别是文学、希腊和拉丁读点文学以及数学）。
格雷厄姆天生具有学术气质，我非常了解他，他跟亚当•斯密很像——异常专注，聪颖过人，甚至外形也颇具学者气质。他在学术领域确实有很高造诣，虽未在已有的财富基础上不断积累，但终身富有——而且他生性慷慨，30年致力于哥伦比亚的执教生涯，自己创作或跟别人合著了一些最经典的专业教科书。
由此可见，对生活智慧的传授应该全力渗透学术领域，最好的学术性价值应当是能够一而贯行的。
我向你们推荐这套跨学科的方法是纵横考察各种学科得出的主要模型，然后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我请你们超越常规学科的界限。但世界不是按照这样的模型构建的，它不提倡跨越常规学科的界限，大型官僚企业也不喜欢这种做法，而学术界本身对它具有排斥性，这样看来，学术界远远地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出现功能紊乱。企业功能紊乱的原因在于他们把整体划分为各种私人领域，每人雄踞一方，各自为政。如果你想成为理性的思想者，必须培养出跨越常规学科疆域的头脑。我并不是说然给你成为行行精通的全才，而是把所有学科的最有效和最优秀的理论输入脑海即可，这点并不难做到。
我可以通过合约桥牌的打法来阐述，如果你想在合约桥牌坐庄中显显身手，首先，你必须了解合约——了解如何才能获胜。如果手中有大牌和最大的将，那必胜无疑。
但如果手中有一张墩或两张短牌，如何才能获得你想要的墩呢？有6种不同的标准方法——可以建立长套花色，可以飞牌，可投入，也可挤牌，还可以采用各种手段来迷惑防守者的视线，这些模式的数量都是有限的。
如果你只是了解一两个这样的模型，在这种坐庄的游戏中，你显然就处于下风。
各种模型还相互作用，你必须了解它们之间有什么影响，否则的话，你就不能正确出牌。
我曾建议你们应该前后思考。桥牌中的坐庄高手会这样思考：“怎么样才能拿到必要的大牌？”但也会退一步思考：“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错，手里多出一些糟糕的牌？”这两种思考的方法都大有裨益。同理，为了赢得人生的比赛，在头脑中具备必要的模型并作进退两方面的思考，桥牌中的哲理可以运用到生活中。
在今天的美国，合约桥牌已经落伍了，真实悲哀。中国人在这方面就比我们略高一筹，他们在中小学的课堂上传授桥牌知识，引进资本主义的文化。对桥牌一窍不通的美国人如果跟精于桥牌的中国人竞争，显然将处于劣势中。
如果自身的学术机构部分影响你的跨越性思维，将使你处于被动地位。换个角度说，即使学术环境对你有利，却把你带入了误区。
我有一个解决方法——从托儿所就学到的关于小红母鸡的故事，股市中画龙点睛的妙语是：“‘那我们自己动手吧’，小红母鸡说。”
如果你们的教授没有教过你们合适的跨学科方法——因为每个人都想大肆推销他们自己的模型，忽视其他学科的重要模型——你可以自己纠正这种错误做法。他是傻瓜，你不必做傻瓜呀。你可以研究如何才能解决问题，摸索出更好的模型，然后掌握它。你必须了解这个模型，然后培养正确的思考习惯。
通过训练，会使你的思考更客观，学问更渊博。让你的思维深度超越那些在某方面比你更聪明的人，更有一番乐趣。
此外，它还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财富——我自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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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时巧克力是我最喜欢的企业股市之一，他们使用的是从19世纪在宾夕法尼亚州创业之初就传承下来的石磨机，用历史悠久的石磨机打磨可可脂，然后在巧克力中残留一点可可豆皮，自此诞生了让人回味无穷、独特的巧克力风味。
在进军加拿大市场时，他们很清楚保留巧克力原始口味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开始复制自己的石磨机，为此花上了五年时间。由此可见，口味是多么复杂和微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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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一家国际香料香精公司，他们是我知道的唯一一家对自己的产品设有版权和专利权的公司，当然，他们有永久的专利税。他们为其他公司涉及专利产品的香味——如刮胡泡等——由于刮胡泡淡雅的香味对促进消费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不可缺少。
我的一位朋友，微软首席技术官纳森•米尔沃德博士对此有些不解，他是物理博士，对数学相当精通。让他困惑的是，生物学能够创造出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利用这种系统，人类能够快速而又自动地计算出微分方程式——然而，他环顾周围，所能看到的尽是在普通的概率和数字运算上笨手笨脚的人。
我觉得米尔沃德不应对此感到不可思议。所谓的生殖成就空间（fitness landscape）让我们的祖先了解如何掷矛，如何奔跑和拐弯，也在长时间后学会了如何像米尔沃德这样正确地思考。所以我觉得他不应对此感到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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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们天生不善于处理数字的能力，人类发明了一种系统，它叫做图表。奇怪的是，它产生于中世纪，我认为，这事中世纪的僧侣们唯一的一项有价值的智力发明。图表把数字用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实际上是利用人类原始的神经中枢系统的作用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所以，价值线图表是非常有用的玩意。
你们手上拿到的是在对数纸上制成的一则图表，图表是根据基础数学中的复利原理做成的——复利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模型之一，这也是我们把图表用这种形式制作的原因。
如果你们从图表中找出一个日期，然后引出一条垂线，它讲告诉你根据复利计算出来的具体收益。这张图表非常有用。
我不使用价值线做预测，因为我们的系统要比这更有效——准确地说是有效得多。但如果没有这种图表和数据，真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事非凡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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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纳森公司一直想买下自己的商标，因为有个人也以卡纳森为店面开了一家鱼产品公司，而且这还是他的商标名，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卡纳森公司找到他说：“我们给你25万美元买回商标。”他会说：“我要40万美元。”4年后，他们又找到他：“给你100万美元。”他说：“不行，200万美元。”就这样无休无止地纠缠下去，卡纳森公司一直没能把那个商标买回来。
最后，卡纳森公司对他低声下气地说：“我们想派几个质量管理的检查人员来，确保你们的鱼都是合格的，一切成本由我们出。”他眉开眼笑，当即拍板。于是他的鱼场有了免费的质量服务——卡纳森公司谦逊的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这个故事表明，如果你给一个人（他有能力保护的）商标，将对他产生巨大的动力。对于文明社会来说，这种动力尤为重要。如你所见，卡纳森受到这种动力的驱使，保护着哪怕不属于自己的产品。这样的结果对于社会是非常有利的，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保护他们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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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头脑中没有基本的模型或者没有应对这些模型的基本方法，你只能干坐着，一边看价值线曲线，一边玩手指。其实大可不必如此，你只要学会一百个模型并掌握几个小诀窍，一生之中持之以恒地操练，坐起来并不是很难。
这种做法自有其独到之处，因为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与其接受过错误的教育有关。在这里，我想尽力帮你们从这种危险的教育误区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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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讨论了为了追求生活智慧而必备的几个几本观点，现在我想说点更具体的东西，综览一下人们必备的有效模型，最重要的内容可能来自于心理学领域。
近期有一件事让我获益匪浅：我刚从香港回来，有个朋友在香港某一著名学府担任校长，他送给我一本叫做《语言本能》的书，作者是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平克是继诺姆•乔姆斯基之后又一位天才级的语义学教授——后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现代语言和语言学系教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语义学家。
平克宣称，人类的语言能力并不仅仅靠后天获得——从很大程度来说，它深深扎根在人类的基因中，但又不再包括猩猩等其他动物的基因中，它是人类特有的天赋。平克很巧妙地捍卫了自己的观点。当然，乔姆斯基早在他之前就论证过了。如果你还不了解语言能力很大一部分是源自人类的遗传基因，就显得有些孤陋寡闻。虽然通过后天的努力可以提高语言能力，但遗传的作用非常大。
平克无法理解，为什么乔姆斯基这样一位天才在语言能力是否建立在人类基因这一观点上并没有表达鲜明的态度。平克说：“我不赞同这一点，语言本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就像其它任何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一样建立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的基础上。”
这位后起之秀显然是对的——乔姆斯基的犹豫不决，不盖棺定论似乎让人觉得遗憾。
如果这位资历不及乔姆斯基的教授和我都是正确的话，何以乔姆斯基会得出如此明显的错误判断呢？我认为答案很明确——乔姆斯基是一个激情洋溢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他是一位平等主义左翼极端分子，恰好又是个天才。他很聪明，因为他意识到如果向达尔文的观点妥协，对自己的思想无疑是一大威胁。意识形态的偏见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他的结论。
这也进入了生活智慧的另一堂课：如果乔姆斯基这样的人都容易被意识形态所左右，像你我这样的人还不知会被它带至何方。
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能够极度地歪曲人类的认知，看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信仰者的所作所为，他们一边高喊着：“真主在执行旨意”，一边在枪杀手无寸铁的希腊游人。
意识形态能导致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并极度地歪曲认知，如果年轻时接受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并开始表达出来，无异于把自己的思维禁锢在一个不幸的模式里，认知也会随之歪曲。
如果你把巴菲特当作一位富有生活智慧的典范，我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给你们听：沃伦崇拜他的父亲——因为他非常优秀。但他父亲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恰好是右翼），他的社交圈中也多是这样的人（当然是右翼分子）。沃伦还是孩子时就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觉察到意识形态的危险性，决定远离它，一生中都遵循这个原则，这个决定对他准确地认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跟沃伦的经历可说是殊途同归。我父亲讨厌意识形态，所以我就尽力模仿他，坚持捍卫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像多兰（Doran）这样的右翼分子和内德（Nader）这样的左翼分子，确实很愚蠢，他们是用意识形态影响人类的极端典型——特别是以暴力表达出来的意识形态。它不是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而是强制性地灌输，这事非常危险的。
所以，除了拥有跨学科的各种模型的系统之外，我还必须加上一点：警惕强烈的意识形态。如果这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有助于你培养正确、勤奋和客观的思维，那也无妨。但如果它让你对最低工资提高与不提高形成了绝对观念——因为你认为它是你正确思想体系神圣的一部分，它显然已经让你失去了理智。
这事非常复杂的系统，而生活就是一连串关联事件的组合，总而言之，如果你认为提高或者降低最低工资将有助于提升社会文明度，这种想法没错。但如果你是带着强烈、暴力的意识形态并让自己的观点绝对化，将不幸沦为差劲的思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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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平克，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一本书的作者，还有一个原因。他曾经在书的末尾说（大体上）：“我阅读了心理学课本，非常糟糕，整个内容杂乱无章，具有误导性。”
说起来，我当然不及平克有资格，而且我从未修过心理学课程，但是我的结论却和他不谋而合——不可否认，心理学课本中有些内容很精彩，但糟糕的内容比比皆是。
就以心理否认（Psychological denial）来说，在耶稣降生前3个世纪，德摩斯梯尼就说过：“一个人所希望的也是他深信不疑的。” 德摩斯梯尼说的没错。
我们家里有一个朋友，他们深爱的儿子聪明伶俐，还是位足球明星，坠海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但他母亲始终认为他还活着，这种思维有时会活跃起来，希望就变成了她相信的事实，影响着她的行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否认，而心理否认会导致错误的认知，必须学会找到应对的方法。在心理学课本中，即使是这么简单的心理否认问题，也找不到针对性的治疗方法。由此可见，不能按照老师讲课的方法来学习心理学——既要学会书本上的知识，也要学会课堂之外的东西——因为老师们讲课的方式不合理。
按照目前心理学的组织结构，我认为，它无异于法拉第后，麦克斯韦前的电磁学——囊括了许多集大成的成果，但没有出现一个能用适当的形式把它们整合起来的人物。这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其实并不难做到——而又是如此的重要。
翻到一本心理学教材指引那一页，搜索有关嫉妒的章节。嫉妒是十诫中的一条、两条或者三条的起因。摩西充分了解嫉妒，古时候的犹太人在放养时也了解嫉妒的作用，但我们的心理学教授却不了解。
厚厚的心理学课本竟然没有提到嫉妒？也没有涉及简单的心里否认问题？而且还没有谈到动机导致的偏见？
心理学教材没有针对综合因素的作用提出解决方法，我之前就和你们讲过，如果两三个或更多的力量往同一个方向发力，就应当注意“合奏效应”。
有一个闻名全球的历史实验是米尔格兰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要求测试人员在了解的情况下对无辜的人实施电击，他们成功地对大部分志愿者实施了电击。在进行这个实验之前，希特勒组织了一大批信仰路德教、天主教的人士进行邪恶的活动，这些人对行动的性质心中有数。米尔格伦想证明权力在操纵正派人士实施错误时发挥的作用。试验得到了许多戏剧性的效应，他试图让正派人士做一些有违道德的事情。
但多年以来，心理学教材中只是论证了权力的作用——即权威者在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对权力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大。当然，这仅是最明显的结论，并不完整和准确。权力仅仅是部分原因，还有许多其他的心理原则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所有因素的都往同一个方向作用，发挥了合奏效应，综合作用导致了同一个结果。
大家渐渐发现了导致实验结果的因素，读读斯坦福大学近期的心理学教材，你会发现，他们已经解决出正确答案的2/3.但作为心理学上重大实验之一，即使是像斯坦福这样的知名的大学也遗漏了许多重要的解释。
为什么聪明的人会犯傻？因为他们没有照我上面的话做——即记下心理学上的主要的模型，在处理复杂的系统中的实验结果中就运用这些模型的清单。
没有一个飞行员在起飞之前不会复习一下他的清单：A、B、C、D……没有一个打桥牌的人在需要另外两张墩时不会迅速浏览一下他的清单并盘算着如何才能成功拿到那两张牌。
但这些心理学教授自认为很聪明，无需一张清单。可惜他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聪明，如果他们肯使用清单，就会明白米尔格伦实验中至少使用了六种心理学原则，而不是三条。然后他们就可以对照一下清单，看看遗漏了哪几种。如果没有一个整合主要模型的系统，并不断地在多模块（multimodular）方式上运用，你可能将屡屡失败。
心理学教授对心理否认这一论题讳莫如深的原因还包括：论证实验必然要涉及违背伦理的行为，为了论证人类痛苦到何种程度才能导致精神失常，想想看你对你的同类必须做什么，而这一切事先都不能告诉他们。所以，伦理方面的因素显然导致实验的不可行性，而这种实验可能是显示痛苦导致人类精神失常的最有说服力的方式。
事实上，许多教授是通过一厢情愿的假设来解决问题的：“如果不能用自己的实验来证明，那就当它不存在。”可惜这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如果一个东西非常重要，但却受制于伦理而不能完美和准确地论证，你不能把它当做不存在的东西，而必须尽力而为，利用手边可以获取到的证据。
在巴甫洛夫去世前10年，他一只用狗做关于痛苦导致失常的实验，最后向外界公布。所以，关于狗受到痛苦而导致精神失常的数据非常全面——还包括一些修正后的数据。但你在入门的心理学书籍中却看不到这方面的内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不喜欢巴甫洛夫折磨狗，或者是大家反感博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把对动物学习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人类，因为某种疯狂的原因，心理学书中有关痛苦导致精神失常的篇幅非常少。
你可能会说：“忽视这些心理行为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说得没错的话，这些比人忽视的模型是你必须掌握的，你应该把所有的模型用一种形式整合起来，有12个，就掌握12个，哪怕是掌握了10个都不行。然后把它们制成一个清单来用，就像我所讲的误判心理学一样，你必须把所有重要的模型输入脑海，再在这样的基础上使用。
在这些模型中，如果有四至五个力量共同作用，往同一方向发力，这种情况常常导致合奏效应（lollapalooza effect）——将让你一夜富有，也可能让你致命。所以，提防这种效应是很关键的。
只有一种方法是对的：综合主要的原则并集成一个清单，在此我不得不再次强调一下，必须特别注意组合效应导致的合奏效应（lollapalooza effect）。
举个例子——一个古人巧妙应用心理学的例子。在库克船长那个年代，坏血病是远航中让人闻风丧胆的疾病，坏血病会使人牙龈浮肿、出血，如果病情严重，就有致命的危险。那时的海船带着许多生命濒危的船员是非常尴尬的，每个人都对坏血病产生浓厚的兴趣，但他们还不知道维生素C的作用。库克船长是一个会运用多重模型来解决问题的聪明人，他注意到荷兰船只长途航海中换上坏血病的人数少于英国船只。他暗自揣摩：“荷兰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注意到荷兰人船上有大桶大桶的德国酸泡菜。他想：“酸泡菜可能会有所帮助。”他在船上装了这些酸泡菜，凑巧的是，这些酸泡菜里就含有维生素C。
库克当然不想让其他人做到他这样做是为了预防坏血病，如果船员做到航海途中有可能会染上坏血病，可能会造反，抢走船只。他决定让船上的领导们在船员看得到的提防吃酸泡菜，很长一段时间后，库克船长只让领导者吃酸泡菜，而不给普通的船员吃。最后，库克船长下令：“现在所有船员都可以在每周的一天吃到酸泡菜。”最后，他让所有的船员都吃上了酸泡菜。我认为这是对基本心理学具有建设性的应用，它的应用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也创造了许多成果。但如果你不了解正确的技巧，就不能使用它们。
如果你真的有开拓前进的意志和实践的决心，我给你们的建议并不难做到，而且这样做的回报多多，值得一试。可能你对奖赏毫无兴趣，也不愿避免生活中的众多痛苦或者不想追寻生命中的所爱。如果这是你的人生态度，那我无话可说——或许遵循我以上的原则，已经让你处于正确的人生轨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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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的是，道德问题与包括心理学在内的生活智慧紧密相连，以盗窃来说，有相当部分的人会实施偷窃，如果能满足：（A）很容易；（B）基本没有被逮住的可能。一旦开始偷窃，一贯性原则（consistency principle）——人类心理学中的重要内容——将与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相结合，使得偷窃成为习惯。所以，如果你的企业因经营方法不当使得偷窃轻而易举，你实际上对你的职员造成了极大的道德伤害。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创造出能抵御欺骗的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这种动机将会导致偏见（incentive-caused bias），使得不良行为合理化，你会亲手毁了自己的成果。
至少目前你已经掌握了两种心理学原则：动机导致的偏见（incentive-caused bias）和社会证明（social proof）。不仅如此，你还学会了“赛皮科效应”（Serpico）（影片《赛皮科》中，主人公赛皮科因不愿意像其他警察那样收受贿赂，其他同事们都与他为敌，且不时陷害他）。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做坏事能够让大多数人获利，如果你试图检举揭发他们，其他人将谴责你并视你为敌。
忽略了这些原则，不注意防微杜渐是非常危险的。心理学的力量在为罪恶服务。
这些跟法律业有什么关联呢？学生们从斯坦福法学院毕业后，进入国家的立法机关，尽管他们有良好的动机，但让过便于欺骗的法案通过了。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
比方说，你想致力于公共服务。作为计划中的一部分，你要反过来自问：“怎么样才能毁灭文明？”很简单，如果要毁灭文明社会，你只要去立法机关并通过易于欺骗的法律系统，它的负面作用是立竿见影的。
就以加州的工伤赔偿系统来讲，工伤是存在的，痛苦也是有的，所以你想为他们的工作强度设立一个赔偿系统。这似乎是件高尚的事情，但这种赔偿金操作的问题在于它无法避免大量的欺骗行为，一旦你补偿了欺骗行为，就会出现不老实的律师、医生和不诚实的工会等，会助长优惠计划（referral scheme）中的欺骗行为，这种恶劣行径的激增、陋习的蔓延，将使得所有的人越陷越深。虽然你的出发点是为了推动文明，但实际的结果对文明造成了伤害。这样看来，没有补偿性的措施——让生活更为艰苦——似乎要好于创建便于欺骗的系统。举一个例子：我有个朋友，他在德克萨斯州离国界不愿处开办了一家工厂，利润较低，而且很艰苦。工人赔偿系统中出现了大量的欺诈行为——赔偿费用达到了工资的几十个百分点，但公司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如此危险的程度，毕竟他不是破碎承包商。所以他不得不请求工会：“别这么做了，制作这些产品的钱还不够交纳这些费用。”
但当时每个人都习惯了这种做法：“这是额外的收入，额外的资金，大家都一样，错不到哪里去，哪些有名的律师、医生和脊椎按摩师等如果碰到类似的事情，也会一起撒谎。”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你们不能这么做了。”碰巧这也是巴甫洛夫的心理学原则。如果听到不好的消息，人们总会对第一个传信的人产生厌恶情绪，所以，对于工会代表来说，他们不想成为事实的告知者——跑过去告诉这些人，这种不劳而获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我这位朋友最后关了他的工厂，然后搬到犹太州的一个信仰摩门教的社区重新开业，摩门教徒没有卷入这种工伤赔偿的欺诈行为中——至少在我朋友的工厂中是如此。猜一猜今天他的工人赔偿金是多少？仅为工资的2%。
这种悲剧是因小失大造成的，必须及早停止，否则，这种贪婪和为违背道德的行为将不可遏制。
当然，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在有意运用基础心理学技能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既然你了解如果实施心理学技巧，在实施的尺度上就会受到道德的限制。
此外，如果你想超越道德的界限运用心理学，但因对方也了解心理学，意识到你的意图之后，将会激起他的反感。劳资关系就是对这种效应最好的证明——比如在以色列。所以，我们不仅仅面对道德的障碍，还面临实践的障碍——有时是非常难以跨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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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何在投资决策中运用心理学？我认为，它肯定不止于挑选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产品，如可口可乐等。但毕竟有许多智者已经运用了你上面讲到的方法，请问在你挑选成功企业的时候考虑过失败吗？
芒格：正如我在南加州大学演讲时所说的一样，投资如此困难的原因是因为目前大家都能轻易找到成长优秀的企业，但股价会突然间上涨，哪个才是最好的投资就成了艰难的抉择。
我们也无法降低这个问题的难度，98%的时候，我们对待市场的态度是不可知论者，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把握 。通用汽车的价值跟福特相当吗？不知道。
一般来说，我们要找的是能得心应手且对这方面有洞察力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能给我们带来统计上的优势。有时它是来自于心理学，有时来自于其他领域，只要找到几个——一年有一两个就不错了。当然，我们没有一种系统，可以自动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我们追求的是不需要耗费脑筋、一眼就明了的投资决策，我多次跟巴菲特提到，我们不跳七英尺的栅栏，而是寻找一英尺且有丰厚回报的栅栏。所以，秘诀就是把问题简单化，而不是通过解决艰深的问题来获得成功。
问：是根据统计分析和洞察力？
芒格：当然，我们的决策通常是建立在所谓的远见优势上，一些洞察力来自于统计学，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如此。
只凭借概率上的优势是不够的，还必须能慧眼识金。所以这就需要聪明地抓住错价的机会，各种因素的组合并不会常常出现。
如果你在等待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它来临时，要有勇气和魄力紧抓不放，你需要几个这样的机会？比方说，抓住博克夏哈撒韦投资的前十大企业。但即使现在不进行其他任何投资，我们也不会穷——两辈子都不用为生计问题发愁。
我再说一次，我们没有一种系统能让你对所有时间所有问题都作出完美的投资决策，这太荒谬了。我在这里向你们提供的这种方法，是为了让你们经过审时度势后找到难得的机遇，然后作出理性的反应。如果你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普通股的选择中，意味着你将跟许多聪明人竞争。所以即使运用这种方法，也只能碰到几个机会。幸运的是，这些已经足够了。
问：你有没有成功创造出一种氛围，即那些资质不及你的人同样能完成你所做到的事情？比如说，你谈到了人类有承诺和一贯性原则的倾向。
芒格：主要是关于这种倾向能导致愚蠢错误的方面。
问：你是如何创造出一种好环境，让一些人放弃这种倾向，然后承认自己的错误。比方说，今年早些时候，英特尔就有人指出了奔腾芯片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最难的无异于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进行改革。这是很难做到的。请问你是如何培养这种优点的？
芒格：英特尔和它的同行们创造了相互传承的科技文化，他们的团队行走在科学的刀刃上。博克夏哈撒韦跟它们有天壤之别，博克夏是控股公司，除非在重要的总资本分配上，我们一般都会分散权力。一般来说，我们选取的搭档都是我们喜欢的，这样大家才能和睦相处。这些人创造了一种企业文化，既肯定发明创造，也能认清现实——包括认清先前作出的错误抉择的现实。
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企业，我跟沃伦没有把握能达到安迪格鲁夫那种境界。因为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没有特别出众的才能，我们擅长的是跟那些令人尊重的杰出人士打交道。当然我们也有弱点，一些人就认为我们有些心不在焉，还有些固执己见。换做英特尔，说不定我会搞得一团糟。
问：你能不能谈谈为何不偏爱投资高科技股——你本人以及博克夏哈撒韦公司都是如此。我还发现了一件让人大受启发的事，有时运营一家非高科技的企业和高科技企业难度是差不多的。
芒格：其实都很困难，积累财富难道有那么容易吗？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上，每个人都想轻易致富恐怕不是件容易事。
我们之所以没有进入高科技领域，是因为缺乏这些领域的特殊才能。你说得对——运营非高科技公司也是非常困难的，要不你尝试开一家餐馆，然后看看成功的道路有多艰辛。
问：你好像在暗示经营高科技公司需要一种特殊的才能——而这种才能更难得。难道经营非高科技企业的才能就不难得了吗？
芒格：我们能充分理解非高科技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优势，而其他的东西就不然。我们宁愿处理自己能理解的东西。何必在一个自己不擅长且竞争高度激烈的领域中比赛——况且这是一个不利因素——而不是在坐拥明显优势的领域发挥自己。
每个人都必须了解自己的特长所在，然后发挥自己的优势，如果你希望在自己拙劣的领域太显身手，你的职业生涯是不会一帆风顺的。除非你买到了一个必胜无疑的抽奖号码，或者有着非同寻常的运气。
问：沃伦•巴菲特曾说，博克夏投资航空业是一个典型的失误。什么样的思维过程导致这种错误的决策？
芒格：投资美国航空股票时，我们不是抱着普通股东必定会大幅获利的态度——因为在照顾股东利益方面，航空业一项没有口碑。我们买入的是具有强制性赎回权的优先股，因为我们贷款给美国航空，所以有这种股份酬金。
当时我们并没有预期它能够以丰厚的利润回馈给股东，只是预测它有能力还请借款——包括固定的红利和强制性赎回权等。但事实出乎意料，没想到它每况愈下，导致还款也成为难题。之后，美国航空走向破产的边缘，连续几个月命悬一线，虽然最后慢慢恢复了元气，但我们当初应该连息券和所有的本金一起拿回，所以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不想让你们产生一个错觉，即我们能避免大量犯错。我只是说，利用这种方法，错误可能会少于其他人——与此同时，在用于修正错误上也比其他人行动得更为迅速，但并不是说我们会远离错误。
事实上，不能成功地应对心理否认是导致人们崩溃的普遍原因，你在某件事上花费了许多心血、努力和资金孤注一掷，倾注的心血越多，一贯性原则就愈加会激发你如此思考：“现在应该可以了吧，如果我再加把力，说不定马上就会见成效。”这时剥夺性反应过激症状出现了——如果再不努力一把，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乌有。人们就是这样崩溃的——他们停不下来，不会重新反思一下，对自己说：“我能够推倒重来。既然它搅得我心神不宁，还不如趁早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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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能不能谈谈，当你决定把大都会公司的股票换成迪士尼的（1995年7月31日，迪士尼收购了美国大都会公司的美国广播公司），而不是兑换成现金，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据媒体报道，你曾想兑换成现金。
芒格：迪士尼是媒体巨人，价格不菲，部分是因为它制作一些常规的电影——我对这种业务毫无兴趣。但是，它有一个比金矿还要赚钱的业务。
迪士尼是自身催化（autocatalysis）的完美典范。他们摄制完成的电影也有版权。就像制冷技术推动了可口可乐的销售一样。录影带诞生后，它什么也不要发明，只要放映摄制完成的电影并高价出售录影带。每个父母和爷爷奶奶都希望他们的孩子坐下来，在家里静静地看着这些录像带。所以迪士尼搭了顺风车，这个机遇价值成千上万美元。很显然，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模型。你不用发明什么新的东西，只要坐在那里，然后让世界带着你走。
迪士尼开拓了许多新空间，我的一个朋友形容他大学联谊会的同学莫名其妙地获得成功时说：“他就像坐在池塘里的鸭子一样，其他人抬高了池塘的深度。”迪斯尼成功的原因也类似这个比喻。迪斯尼的艾斯纳和威尔斯把那些老的东西销售一空，在管理上自然而然地实行了成功的突破。
平心而论，他们在创造新事物上也是可圈可点的——比如推出了电影《风中奇缘》（Pocahontas）和《狮子王》（lion king）——抓住了时代的机遇。仅一部《狮子王》就为他们创造了数亿美元的收入。对我而言，成功的时间跨度意味着从现在到未来50年内。但是迪斯尼数亿美元的收入——单凭一部火爆的电影就实现了。
问：你能谈谈为什么会离开法律业吗？
芒格：我有个大家庭，南希和我必须抚养八个孩子。法律行业突然间就火爆起来，这是我过去没想过的，在我离开这行业不久，财源就大量涌进律师行业。1962年，我基本上退出来，1965年彻底退出。这些都是陈年往事了。
我宁愿自己拥有决策权，拿自己的钱去赌一把。过去我常想，我比那些客户懂得多，为什么要模仿他们的路子？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是我固执的个性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是我渴望经济独立。我希望拥有资本家的自由，我骨子里流淌着赌徒的血液，喜欢计算和下注。所以，只能说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问：你会像拉斯维加斯式的赌博吗？
芒格：我是不会拿着100美元跟庄家对赌的，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我只跟朋友娱乐性地小赌，偶尔也会跟一些比我玩的好的桥牌手玩牌，像鲍勃•哈曼，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桥牌手。但我心里清楚，跟他玩牌是为了找乐子，属于娱乐消费性的。何必玩那些呆板的庄家设局？——况且我对合法赌博中的操控行为也深恶痛绝。我不喜欢合法赌博。另一方面，我又喜欢赌博时流露出的果断和男子汉气概，所以跟朋友们小试身手也别有乐趣。但我不喜欢职业性的赌博氛围。
问：你能不能说说在你进入这一行后，共同基金以及资金管理业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芒格：其实我并没有进入这以领域，过去，我曾拥有一家小小的私人合伙公司14年——直到20年钱解散。但是，从其他人哪里拿到的管理资金微不足道——至少按照目前投资管理的标准。所以，我实际上从未涉足过共同基金行业。
但从美国近年来的情况看，资金管理是增长最快的几个行业之一，它养肥了许多专家，也诞生了不少千万富翁。对于很早就涉足这一行的人来说，它相当于一座金矿。养老金基金的增长、美国企业价值的积累以及全球财富的增长创造了很多赚钱的行业并把一些人推上了财富的巅峰。
我们从各种渠道跟这些人打交道，但我们自己以及好多年没有涉足该行业了，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资金进行投资。
问：你预期这波牛市行情还会继续下去吗？
芒格：如果美国所有企业的资本价值从现在至未来25年间不会大幅增长，我会感到不可思议。如果大家相互交易，这些纸票被洗来洗去，资金管理将会继续成为管理人的热门行业。但除非涉及到我们的资金，否则我们不会进去。
问：我对你投资策略的变化很感兴趣——从最初使用格雷厄姆的模型——至博克夏哈撒韦的模型。你能给投资新手推荐一个模型吗？——比如说，把大部分资金或者所有的资金集中投资在一次机遇上，然后就几十年地持续持有吗？这种策略是不是更适合一个更为成熟的投资者？
芒格：每个人都应根据自己的边际效应（marginal utility consideration）来玩比赛，并找到适合自己心理的方法。如果你不看亏损的打击——因为一些亏损是无法避免的——使用一种较为保险的投资模式和储蓄方法才显得明智。所以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天性和才能采取策略，我没有人人都通用的策略。
我的方法对我很管用，但从某些方面来说，是因为我可以在心理上坦然面对损失，能够接受它。但我的损失并不大，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就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效果。
问：你和巴菲特都曾经说过，博克夏的股票已经超估了，你不建议买进。
芒格：我们并没有说（股票超估），只是说在价格飙涨的时候，我们不会买进，也不建议朋友买进。但那时博克夏的股价与其内在价值还是很贴近的。
问：如果我有钱，我就买——因为你们说未来20年，收益会连续下滑。
芒格：希望你的乐观成真，但我还坚持这个观点，毕竟今天我们处于未知领域。有时候我对朋友说：“我只是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因为我还美誉哦做到得心应手。我是第一次做，所以不能肯定能否做对。”
沃伦和我之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较高的预期和巨额的资本。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我们也在学习。
问：你跟巴菲特说的每件事似乎都很合乎逻辑，同30年前格雷厄姆宣称股市超值时的言论似乎一模一样——当时股指达到了900点。
芒格：我倒没觉得。格雷厄姆是一个伟大的人，但预测整个股市走向方向方面却很差劲。相反，我跟沃伦对市场常常抱着不可知的态度。
此外，我们还说过，在通胀多年后，普通股达到10-11%的回报率是多年蓄力而成的，这种回报率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全球财富的复合增长率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程度，不管前15年斯坦福大学的资产组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它未来的成绩肯定要逊色得多，虽然仍然处于“可以”的水平。对于投资者来说，过去15年是一个极乐世界，这种优势效应不会永久持续下去的。
问：博克夏年度报告（有很大的篇幅）大肆渲染了悲观的看法，在企业越做越大的时候，对机遇的缩水表示担忧。
芒格：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同过去相比，未来股东财富的符合增长将会下滑——因为公司的规模将会拖累企业的表现，而且我们也多次强调说，这不是观点，这是一个承诺。
问：你刚才提到，撇开极端的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如果为了帮助城市中心贫困区或创造财富等，你觉得企业和一些法律机构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芒格：我完全支持解决社会问题，也赞成对不太富裕的人慷慨一点，根据“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法律用语，即为充足的理由）的标准，被证明利大于弊的事情，我们都会支持。
我们反对的是一个人过分自信地认为他的某一项发明肯定会利大于弊，因为你是在处理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中，每件事物都会相互影响。
问：所以（你想表达的）就是肯定你所做的（能带来更多的好处）。
芒格：当然不能肯定，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另外，近期我推翻了两个工程师的结论。在这么复杂的领域，为什么我还有自信这么做？肯定你会想：“这家伙是个自大狂，赚了点钱，就自认为什么都懂。”
我可能是个自大狂，但我不认为自己不是什么都懂。但那两个工程师向我推荐的是明显对他们自己有好处的建议，他们所说的内容跟他们天生的偏见很吻合，所以导致我怀疑。此外，我所掌握的工程学知识也告诉我他们说的没道理。
最后，我发现第三个工程师推荐给我的解决方法非常有价值，之后，第二个工程师跑过来说：“查理，为什么我没想到这个？”——他这种做饭还是值得赞扬的。这个解决方法更好，又安全又省钱。
如果某方面比你更有见解得人在认知方面受到动机导致的偏见或其他类似的心理学因素的影响，你必须有信心推翻他，但也有一些时候，你必须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最好的方法就是要相信某一位专家。实际上，你必须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弱势所在，生活中还有什么比了解自己的长处或短处更有用呢？
问：你曾谈到可口可乐的失误，你认为苹果犯了哪些错误？
芒格：我这样来回答你你们——套用通用电器的CEO杰克韦尔奇的一句话，他是工程学博士，也是卓越的企业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近期在沃伦出席的一个场合，有人问他：“杰克，苹果公司过去做错了什么？”
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能力回答。”那我也给你们同样的答案，在这个领域，我没有能力给你们提出任何一种特殊的见解。
在复制杰克韦尔奇的过程中，我也想教会你们一件事，如果你不知道，也没有这方面特殊的才能，不要害怕讲出来。
从生物学的例子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现象：蜜蜂发现蜂源后会转回去，通过舞蹈告诉其他蜜蜂蜂源的具体方位和路程，这是一种基因规划（genetic programming）。大约在40年或55年前，有一些聪明的科学家把花蜜的位置改变，蜜蜂在日常生活中从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所以找到花蜜后又回到蜂房。但基因规划中没有这样的舞蹈，它是如何做的呢？
如果它像韦尔奇，可能会坐在那儿。但蜜蜂跳出了一种杂乱无章的舞蹈，搞得其他蜜蜂玄乎玄乎的。许多人就像这只蜜蜂，试图回答这类问题，这就错了，没人指望你懂得的东西。
有些人没有真才实学，也会头头是道地发表见解，我不喜欢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对我来说，他们跟那只乱跳舞的蜜蜂没什么区别，把整个蜂房搞得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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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作为曾经从事法律业的一员，你是如何或是否把这些模型运用到律师行业中？它是如何作用的？我想，许多人都意识到法律事务所并没有遵守这些模型。
芒格：就像学术界也有不正当的动机一样，律师事务所同样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更为恶劣。我小的时候，父亲是一位律师，他最好的朋友格兰特•麦克菲顿——奥马哈最早一批福特经销商——是他的客户，他的确是一个优秀的人呢——独立奋斗的爱尔兰人。因为小时候他的父亲打他，他就从农场里逃出来，一个人出来闯荡，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他正直，又充满魅力——总之，他的优点不少。我父亲还有一个客户，夸夸其谈，情绪冲动，为人不公，华而不实，还很难相处。大概是在我14岁左右，我问：“爸，你为什么要为X先生做那么多的工作——这个冲动的吹牛大王——而不是为格兰特•麦克菲顿这么好的人服务？”
我父亲回答说：“格兰特•麦克菲顿对待雇员和客户没话说，对自己的问题也拿捏得当。如果被一个精神病人缠住了，他会赶紧走开。所以，格兰特•麦克菲顿那边没有多少有报酬的生意给你，足以让你持有可口可乐的股份。但X先生在布雷区行走，他可以给我带来不错的生意。” 这件事表明律师行业面临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你不得不跟一些道德有缺陷的人打交道，他们创造了大量有回报的生意。即使你的客户是一个道德典范，有时也会涉及到这类事情，这是促使我转行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贪心，但因为在试图让贪心得到满足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功，使得这个过程看起来很明智，就像本•富兰克林所说的：“空麻袋，立不直。”
在我问父亲为什么他的两个客户如此相异时，他给我上了一堂受益匪浅的课，教给我一个模型。在生活中，如果为了养家糊口，有时候必须把你的服务卖给那些不理智的自大狂，但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应该像格兰特•麦克菲顿一样。
他教育我的时候用了非常巧妙的方法——不是填鸭子般硬性灌输，而是让我稍微动动脑子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为了理解他说说的做人必须像格兰特•麦克菲顿，我很是动了一番脑筋。直到今天，我一只在遵循他的教义——长年累月如此。这是非常聪明的教学方法。
我们在此讨论一下基础心理学，它是一种基本的文学，好的文学需要人稍稍思考才能理解，因为这样才能掌握得更为扎实。这是利用了承诺和一贯性的原则，经过自己的咀嚼，消化得更快。
作为一个律师或一个管理人，如果想要把我父亲传授给我的道理教给其他人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我父亲故意用间接的手段教育我，效果立竿见影——就像库克船长巧妙地运用心理学一样。之后，我一只试图学习格兰特•麦克菲顿——毕生如此。可能偶尔会有一些背离，但至少我一只努力去做。
问：你在接受《杰出投资者文摘》采访时说，只要一小部分顶尖的投资经理才能增加价值。既然你的听众是未来的律师，我们做什么才能在职业中增加价值？
芒格：只要你成为一个正确思考的人，就能增加价值。只要你孜孜不倦地学会这一点并在需要展现勇气的时候站出来，就能够增加价值。只要你能阻止一些愚蠢的行为，避免公司、客户或你关心的人或事受到伤害，你就能增加价值。
你还可以使用一些建设性的技巧，这也是我在Skadden Arps法律事务所的老同学Joe Florm成为名律师的原因之一，他非常擅长虚构一些生动的小例子，有助于别人理解他的观点。在为客户服务或出于好意说服人时试着运用一点幽默的例子，效果会非常明显。
你可能有点不服，认为Joe Floms生来就具有这个天赋。然而他打磨了这种天赋，这样说来，你们每个人都是具有天赋的，也可以打磨它。
偶尔，你们会涉及到法律上的擦边球问题，假设你们有一个客户，一心想逃税，他不千方百计地越过一点税法的界限，心里就不舒坦。早晨起床，发现有些空子可钻但没钻，连刮胡子都不安心。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用以下方法来解决：（A）你可以说：“我不为他工作。”然后逃避。（B）你说：“唉，为生活所迫，我必须为他工作。但为他工作的内容不包括欺骗。”
如果你看着他正在做傻事，这么对他说恐怕无济于事：“你做的不对，我比你更有道德感。”这么说会冒犯对方。你年纪轻轻，他比你年长很多，他不但不会接受劝告，还可能会这么回应：“你算老几！还想建立整个世界的道德模式吗？”
但如果你换个方式说：“这件事不能让其他第三个人找到，否则可能会遭到勒索，还会破坏你的名誉，对你的家庭和财产都不利。”
这样说才可能达到效果，因为你讲的是实话。你希望花时间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你被缠在其中，从他的利益出发可能将更有说服力。同样，这也是一个具有生物学基础的有效的心理学原则。
所罗门兄弟公司就是一个心理学原则破灭的典型。所罗门公司首席法律顾问很清楚，CEO约翰•古弗兰应该就公司的非法交易即时通报联邦部门，况且他自己并没有参与周期非法交易。首席法律顾问力劝古弗兰上报实情，他对古弗兰说：“法律上没有规定你有义务这么做，但这是正确的做法，你必须这么做。”
除了CEO之外，首席法律顾问在公司有很少的靠山或支持者，如果CEO下台，他也将跟着下台，所以他的职业生涯摇摇欲坠。为了拯救自己，他应该及时劝导这个做事拖拉的CEO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本来就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简单，只要这个首席法律顾问对他的老板说：“约翰，这种情况有可能毁了你，包括你的财富，还有声誉。”这可能会奏效。CEO们都不喜欢被毁、丢脸或者撤职这些词。
所罗门公司的前任首席法律顾问为人宽厚、富有学识——也有正确的想法，但失败在于不会运用基本的心理学。在许多情况下，从一个人的利益出发才最具说服力，但他不懂。
如果你们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可能就不会搞得这么糟，牢记古弗兰和他的首席法律顾问的教训，这让你懂得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如果你学会这些道理，在关键时刻，其他人一个个落败的时候，它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你变得聪明、勤奋和客观，特别是能成功地说服别人，那就意味着你增加了价值。
问：你能不能谈谈诉讼的威胁——股东官司等——以及法律上面的复杂性，是如何影响大型企业的决策的？
芒格：每个大型企业都对诉讼成本、形形色色的规定、保险的复杂性以及原告律师叫苦连天，特别是集体诉讼案中的原告律师，你可以把一家企业的抱怨原封不动地搬到另外一家公司。但是，他们抱怨的内容对于律师事务所来说却是一个好消息，大型律师事务所目前人气急升，他们像是瘟疫中的送葬者忙得不亦乐乎，在此过程中上蹿下跳，欣喜不已。所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说：“唉，太糟了，每件事都很繁琐。包括这些诉讼案件以及不公平的结果。”
因为这些对他们是有利无害的，他们在这方面显得有点将精神分裂。一些加州机构近期发起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行动，一些被告律师游说议员反对这种建议，因为这样对自己不利，容易让客户找到他们的茬。此外，他们反对的原因是提高原告起诉的门槛。
大型企业应该逐渐学会适应，因为面临更多的诉讼案件，所以不得不设置一个更大的法律部门。虽然对自己反感的东西怨声载道，但他们不得不与之适应。
问：过去几十年，法律的复杂性是不是消耗了去多企业的元气？
芒格：答案是肯定的。相比较20年前，几乎每家公司花在诉讼上以及花在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遵守上的支出都有所增加。有些新规定非常愚蠢，有些则非常必要。这种情况会一直延续下去。
问：你是否看到或者经历过，一些企业因为担心投资失败或者债务问题而改变了决策，从而采用风险更低的投资策略？
芒格：我遇到过一次——当时跟另外一个朋友，不是沃伦——是和合伙人，公司最大的股东之一。公司发明出一种质地更牢固的警用头盔，是利用凯夫拉或类似的材料制成的，他们把这个头盔拿给我没看，我想公司能大批量生产。
我们在观念里还是支持警察的，我认为，文明社会需要警察部门——尽管我不同意警察的出现产生了许多寡妇和孤儿这句话，但我们赞成生产出更好的警用头盔。
看了这个头盔，我们对发明人说：“我们企业很有钱，但却没有资本制造这样坚固的警用头盔，考虑到种种风险，我们不同意生产，但我们希望这种产品能为社会服务。”我们并不是试图阻止警察用上最新的头盔，只是决定不生产这种头盔。
有一些行业——根据文明社会的运行方式——如果只有有钱人能消遣得起的，就属于不安全的行业。在高中足球比赛中难免会发生一些截瘫或者四肢截瘫的事故，那些有钱人可能将成为受害的一方，他们会赢得官司而不是头盔制造商。每个人都很惋惜，这些伤害很严重，这种官司对制造商来说非常不利。我认为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很少有财力雄厚的企业愿意制造足球头盔。
我认识两个医生——他们都拥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当误诊保险费很高时，他们就离婚，把自己的财产转移至妻子的名下，他们屡次这样操作。他们对社会非常不满，但不得不让自己适应。自此，他们没有交纳过误诊保险费用。
大家都学会适应不断变化的诉讼环境，并各有奇招，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
我最憎恶的就是社会系统助长欺诈行为，或许加州脊椎按摩师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欺诈行为。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在邻区发生了一次小碰撞——一起很小的汽车事故，人还没有离开现场，他就收到了两张脊椎按摩师和一张律师的名片，他们是负责因脖子受伤索赔费用这类案件的。美国兰德公司的统计显示，加州每起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伤害人数是其他一些州的两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有一半纯属欺诈。因为大家看到别人有类似的行为就纷纷仿效，我认为，任凭这类事件愈演愈烈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我是文明社会的政策制定者，将规定工人的精神损伤赔偿为零——不是说没有劳工精神损伤，而是因为这种方式给社会带来的伤害比起真正有人精神损伤而不能获赔来说要严重得多。
我喜欢海军系统，如果你是海军船长，因为连续工作24小时而想休息一下，你得把船教给大副，由于天气恶劣，船搁浅了——这不是你的错——他们也不会把你提交给军事法庭，但你的海军生涯就此宣告结束。你可能会说：“太残酷了吧，又不是法学院，这样不妥。”在这种情况下，海军模型较商学院模型更有效，海军模型强迫人们在恶劣的情况下全神贯注。
船搁浅的原因并不重要，但你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没有人对你的过失感兴趣。这只是一个规则——考虑到各种后果，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我喜欢此类规则，我认为有了这种“无过失规则（no-fault rules）”，文明社会将更美好。但它似乎被法学院驱逐在外：“这不合适，你这样做不公平。”
在讨论海军规则的时候，我追求的也是公平和正义——如何减少船只搁浅的正义。考虑到这种作法带来的好处，我不在乎一个船长是否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毕竟这不像被送往军事法庭审判，他只是必须重新选择一个新行业，之前的养老金照领不误。
我喜欢这些规则，当然，我属于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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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希望您多说点关于判断的事情，在之前的谈话中，你认为我们应该看看心理学课本，然后从中抽出15至16个最有用的原理。
芒格：这些原理肯定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这是正确做法。然后你在生活中没有的重要原理——这样就组成了一个系统。
问：对。我的问题是关于前面一个步骤，就是如何决定哪些是正确的原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更为重要。
芒格：不，不，你把难度给夸张了。你能理解人们深受其他人的思维和行动的影响方面——就是在潜意识的作用下。
问：我能理解。
芒格：所以，你就可以仔细筛选这些原理和法则，一个接一个，就想这样，并不难。
你能理解“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的作用吗？——人们总会重复上一次奏效的方法。
问：我觉得好像有许多内容也很管用，这样的话，系统就会变得异常复杂，我想这可能是过多干扰的缘故。
芒格：如果你像我一样想，就会觉得有点复杂度反而更有意思。如果你希望看到所有的内容都很简单，一览无遗，或许你可以参加一个自称能提供所有答案的团体。当然，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办法，我认为你们必须直面世界——承认它本身的复杂性。爱因斯坦说的说：“每件事越简单越好，但再简单的东西也有个度。”
这是事实。如果有20种因素相互作用，你必须学会处理它们——因为世界就是这么构成的。按照达尔文的方法，带着好奇心，又带着恒心，步步推进，你就会变得这不是很难，而且会对自己的所得感到惊喜。
问：你给出了自己使用的三种模型，你是如何找到其他模型的。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更为简单的方法，而不是翻遍心理学课本？我不是反对这样做，只是因为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芒格：其实原理和重要的观点是相对有限的，自己领会非常有意思。如果你能自己领悟并总结出来，这种效果比单纯地背诵其他人给你列出的清单要好得多，无形中强化了记忆。这种乐趣不会停止，我也曾被严重误导过，不会费心地去理解什么是现代达尔文主义。虽然阅读过各种各样的书，但没有掌握要领。就在去年，我突然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所以我又倒回去，在Dawkins牛津大学著名的生物学家的帮助下，我开始正确地领悟。
像我这样一个70多岁的人，试图在脑中理解现代新达尔文合成论无疑有些难度，这些知识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让人如痴如醉。了解就会变得非常简单。所以我给你们推荐的方法有一个美妙之处：在此过程中充满乐趣，除非你因失去理智而被送往疗养院，才会失去这种乐趣。
如果我是法学院的最高独裁者——当然，没有一个学院会允许一个独裁者存在——我将会建立一个叫做“补救式生活智慧”的课程，其中囊括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内容，包括教法得当的心理学知识。课程大概为期间3周或者一个月。
我认为，你们可以建立一个有趣的课程——举出精彩纷呈和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佐以有效的原理——将像马戏团一样热闹。我认为，这种方法将使得法学院的学习经历多姿多彩，收获也大得多。
人们可能会对这个观点大皱眉头：“大家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标题——“补救式生活智慧”中隐含的的讽刺的意味，但这个标题表明了我所说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东西。”如果你称它为补救式的，不就是想表明：“非常基础，每个人都应该了解”的意思吗？！这个课程将是一个热闹的马戏团，我不明白为什么没人这么做，可能是他们不想这么做，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如何下手，或者是压根不明所以然。
如果整合基础的知识，并用合适的例子讲授，持续一个月左右，再让学生杰出传统的法学院的教材，将使学习变得更为轻松有趣。可惜没人对此有兴趣。
许多时候，为了超越传统的教材，商学院的做法总让我感觉很笨拙。如果你认为美国的心理学教育状况堪忧，你再看看企业财务的情况，现代投资组合的理论毫无道理而言，让人大失所望。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质量首屈一指，但一走出这些领域，空洞和愚蠢的氛围弥漫在其它学术领域——甚至在一些充斥着高智商人群的领域。孩子们，如果一个学校散播的的全是这些愚蠢的观点，它的未来将会如何。正确灌输知识的方法不是让一个70多岁的老资本家走过来对大四的学生来说：“这是一点补救式的生活智慧。”这不对。
此外，在进入商学院后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基本原理的教育。许多法律原理同其他原理息息相关，它们一只是交情深厚的朋友。但老师们讲到这些法律原理的时候并没有指出它们是如何跟其他重要的原理相互联系的，这简直是疯了。
为什么规定法官对之前审理过的案件不能有非议？在我那个年代，他们教给本科生知识，但却没有附带原因地阐述，不讲明原因，真实荒谬。人类的大脑不是这样构造的，它需要理由和原因才能运行得更好。你们必须把事实置于由原因组成的理论框架下，让事实建立在有用的形式下，你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思考者。
讲课的时候，要么就不讲明原因，要么就给出牵强的理由。这是错误的。
我喜欢创建一门补救式的生活智慧的课程的原因之二，就是因为这样可以强迫教授们进行自省。如果他们讲授的内容跟一门叫作“补救式生活智慧”的课程中正确的观点相违背，肯定会感到难为情，然后找理由为自己开脱。
我这个观点是不是很疯狂？更疯狂的是我还预期有人会这么做。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做，他会发现其中的奥妙所在。
问：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可惜的是，等到有一天这个课程推出来，我们也毕业了。你建议以一种课程的形式传授给学生，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学到呢？
芒格：总是有人问我是否有一种更为简便的方法，今天我也尝试给你们提供一些简易的知识。但只靠一次演讲是远远不够的，正确的方法是应该读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
我们希望，我讲的内容能够帮助你成为行动更有效和更优秀的人，如果你没有成为富人，我也不会为此烦心。经常有人对我说：“把你知道的赶紧灌输给我吧。”当然，更常见的一种问法是：“请教我如何快速致富。不仅要让我很快地赋予，教我的速度也要加快。”
我没兴趣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对一个70岁的人来说，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任重道远，我还有许多其他的事要做，所以我不会尝试。但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如果真的能找到这样一位如此有智慧，并能胜任该工作的人，我会出资支持他写作。
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目前教育情况每况愈下的各种原因，部分原因是由于学术界的相互隔离所造成的，比方说，心理学必须同其他学术领域的知识结合其阿里使用才会更有效，但如果你们的心理学教授不了解其他领域的只是，他就不会进行必要的整合。
如果一个人精于非心理学上的原理并时不时运用到自己的授课中，他会成为心理学教授吗？不，这样一位张扬的教授通常会得罪他的同行或者上级。
纵观世界历史，有一些极富盛名的心理学教授，比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西奥迪尼（Robert Cialdini）的知识对我就很有用，还有B. F. 斯金纳——他的实验成果富有影响力。但总体来说，我认为美国心理学教授的可选择性职业并不是尖端物理学，这也可能是他们为什么不能胜任的原因之一。
一些教育学院甚至是一些知名学府都刮起了一股心理学的热潮，这是学术界的耻辱，固然包括一些著名大学在内的学术部门都存在某些不足，但把教材贴上心理学的标签不是灵丹妙药。
从目前学术界养成的惯性看，面临的缺陷和不足是很难弥补的，你找到芝加哥大学是如何尝试改善心理学教育的不足吗？因为一些终身教授能力不济，校长几乎废除了整个心理学系。
假以时日，芝加哥大学将会重整处一个全新的心理学部门，或许他们今天以及达到了这一目标，情况得到了大幅改善。我不得不承认，一个大学校长能这样做的确让人敬佩。
我不希望给你们造成一个错觉，即学术心理学教育的不完善完全是人为的原因。相反，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中有许多是自然事物——心理学中一种无法摒弃的令人气恼的怪癖。
让我们借助思维实验（Thought Experiment,一种在头脑中进行的理性思维活动，它不受现实物质条件的限制，只须借助于想象力）来阐述这个道理，并非所有的领域都需要一个想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这样擅长综合成果的天才，但这是不是注定了一些领域永远不能吸引这样一位天才？理论心理学从本质来说，是否对那些大师并没有超强的吸引力？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看看各个时代的精英分子，他们攻克热力学、电磁学以及物理化学上的种种尖端难题，这些人当时被请进这些自然科学的领域中。
如果这样一个天才聪颖的人选择理论心理学，他会遇到一些令人尴尬的现实问题：（1）在更多的人学习社会心理学的时候，它身上展现出来的发展趋向却越来越不甚明了；（2）临床心理学必须面对之一尴尬的事实，即从生理学的角度看，幸福是否总是由于相信那些不存在的东西而得到提升？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那些大师级的人物总是被理论心理学关在门外，就像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普朗克那样，他也别经济学关在门外，因为他的一些方法在经济学中无法施展。
问：我们谈论了许多关于追求生活质量和职业两者间的平衡，除了学习之外，你还花时间找其他乐子吗？
芒格：我经常画上许多时间做我喜欢的事情——有时候钓鱼，有时候打桥牌或者打高尔夫。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人打算十年如一日地每周工作满70小时，然后成为Cravath的合伙人。有人或许会说：“我不想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想法作出抉择。
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抉择，如果你有能力学习，却不愿学习基本的生活智慧，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拥有这种智慧，你能更好地为他人、为自己服务，让生活妙趣横生。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才能，弃之不用是很可惜的。
今天的演讲很特殊——一个企业家跑到法学院作演讲，他从未选修过心理学课程，却称所有的心理学课本都是错误的。这听起来有点怪，但我是很真诚的。
问：这些年你实际上是在履行传授知识的职责吗？
芒格：当然。看看博克夏哈撒韦，我称之为一个具有教导性的企业。沃伦从未想过如何花钱，他想到的是回馈社会，他只是想通过企业搭建一个平台，让大家都能听到它的声音和观点。毋庸置疑，他的观点是非常不错的，平台也不赖。你可以说，我和沃伦是（某种意义上的）特立独行的学术家。
问：你非常有见地，你对知识的追去、对人类状况和财富的掌握都是值得赞赏的目标。
芒格：我不能确定追求财富是否值得赞赏。
问：可以理解。
芒格：准便提一下，我不会嘲笑那些打销售电话或者校对债券契约书的人，如果你需要资金，赚钱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为了赚钱，你必须努力做点什么。不少事情因赚钱这一目的而让人尊重。
问：我理解你对那些过度意识形态化的人持有的怀疑态度，但是你所做的事情中有没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你也有一些疯狂热衷的观念吧。
芒格：当然，那就是智慧。我对精确度和好奇心也抱有激情，可能是我的天性中有一些慷慨的倾向，还有一种追求价值，让自己短暂的生命得到升华的愿望，但或者我只是在这儿卖弄自己。谁知道呢？
我深信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道理，不喜欢一个人坐下来空想。没有人那么聪明。
后记
在1996年作演讲的时候，我谈论到避免强烈的政治仇视情绪的重要性，因为它可能导致心智紊乱，即便是决定聪明的人也不例外。但打那以后，政治仇视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产生的恶劣后果足以令这些人丧失认清事实的能力，这令我感到意外。
当然，我是不喜欢出现这种结果的，按照我与生俱来的情感倾向，可能会作出像阿基米德一样的反应，假设他现在也在向上帝抱怨，可能会说：“在我发表了这些公式后，你怎么能诞生处如此黑暗的年代？”或者像马克吐温曾经抱怨的一样：“这是文学的落寞年代。荷马死了，莎士比亚死了，我也感到不妙。”
庆幸的是，我还能克制自己，不想马克吐温那样抱怨上苍。其实，我从未心存妄念，认为我的任何一个想法可以改变世界。我一贯认为，低调是我为人处事最好的原则，所以我只追求：（1）从更优秀的前辈们那里学到几个有用的方法，有助于我看清其他同龄人极度歪曲的认识，拨开迷雾见太阳；（2）我的方法只传授给那些能理解我而且能很快吸取的人。完成了这几个有限的夙愿，我觉得完全没有理由来抱怨世界的愚昧无知。相反，由于心怀失望，我还学会了最有效的应对方法，即所谓的“犹太人的方法”——幽默。
当我在2006年3月回顾该演讲内容时，我很喜欢渗透其中的一个思想：尽可能地设置防欺诈的人类系统，即便这无法弥补人类的一些痛苦。毕竟，在一种让欺骗行为得到褒奖的系统下，很大程度上会给公众造成一种无法弥补的的危害，这些不良行为因为被仿效而成为一种风气，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此外，在回忆这篇演讲内容时，有两点让我格外情有独钟：即从父亲的朋友格兰特•麦克菲顿那学会了如何生活的道理和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教学方法。我要感谢这些长眠地下的先辈们，如果你也喜欢《穷理查年鉴》，就让我们一起来感谢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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