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年代》读书笔记

【原文】乐观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忧患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忧患之中，找到乐观的理由，才是最困难的事情。

【思考】《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也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古代伟大的先贤的家国情怀让人感佩，同时对忧、乐的内涵和辩证关系有着深刻的洞见和理解，给了我们无穷的启迪。的确，忧患之中、困顿之间，始终要保持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自我激励方能找到不竭的动力源泉；顺畅之境、舒适之时，要始终具备忧患意识，勇于革新才能保持持续的进步发展。 

【原文】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过分的关注直接的目标，会让你忽视更宽广的毕竟，而背景往往是更重要的。在复杂系统中，快速的变化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变化缓慢的因素才是决定行的。遗憾的是，由于它们变化的太慢，人们往往会忽视这些因素。

【思考】一）态度。当今是个无所不在的复杂系统构建的复杂年代，更加要勇于创新、勇于奋斗、勇于奉献，封闭保守要不得，个人主义要不得，利己主义要不得。商业上你的对手可能突然来自于从来不会预想到的跨界竞争，很不起眼的小争端可能导致国际上的重大冲突。在一个个越来越不稳定的复杂社会系统中，安全感会降低，幸福指数会下降，人们会更恐慌、焦虑。对于个体而言，要持续锤炼自己，让自己能称为一粒坚固金沙；并努力为社会系统赋能，聚沙而成塔，方能使自己的人生，以及社会都更加美好。

二）学习。现在的学习要求更高，时间碎片化，信息真假难辨，海量知识席卷而来。如何自我管理，最大化时间价值，本身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课题。但是，人的认知规律、核心知识的发展是相对稳定的，在学习上一定要有战略定力。要坚持专业领域精耕细作、跨界领域融会贯通，并不断拓宽其他领域的知识面，及时关注学习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涉及的专门知识领域。难度确实很大。

三）健康。要重视健康，具备自我克制管理的能力。不能忽视缓慢变化的伤害，等到出现问题时，多半已经时发生了不可逆的坏情况。

四）灰犀牛。不要对灰犀牛视而不见。提前预判，主动规划，积极应对，坚决解决。要掌握防范未来风险的主动权。

【原文】沙堆问题

       巴克的沙堆问题是一个革命性的问题，如果思路是对的，将给物理学带来巨大的改变。巴克假设在最初阶段，沙粒会堆成一个小小的沙堆，但是到第二个阶段，沙堆就会自己组织起来，变得不稳定，这时，再增加一粒沙粒，都有可能会触发沙堆的崩塌，当然，也可能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他的思想最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沙堆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稳定，但实际上是不可预测的，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在投人和产出之间有着一种神秘莫测的关系。物理学遇到这种奇怪的现象，会感到无比的困惑组织起来的不稳定性，这是什么意思?巴克希望知道，在每一个时点，如何才能知道是什么因素会导致了沙滩的崩塌。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至少对传统的科学来说是这样。复杂的行为是非常自然的，大的系统往往会演变到一个°临界歹态，越过'临界夕态，平衡会被打破，任何一个微小的干扰都会导致或大或小的崩溃。。
       巴克想研究的不仅仅是沙堆，他的野心是想探索这个世界内在的规律。这就是为什么沙堆会让科学家感兴趣。沙堆的能量，那种当系统处于不可预测的边缘的时候迸发的能量，是大自然的基本力量之一。

       科学家把像沙堆或是宇宙这样的系统称为“非线性的”，这是由于其内在的运动总是使你难以预测某一特定行为在每一次都会产生一样的后果。如果你能够将这些系统模型化，或许能够看出，它们是如何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演化的，这不正是“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吗?这可是困扰了诸多前沿学科的重大问题。

       海尔德进行了沙堆实验。
       海尔德的第一个沙堆大约花了一天时间。每次小心翼翼地让1个沙粒掉下来，最后的沙堆大约有2英寸(1英寸=2.54厘米)高。正如他所预测的，在第一个阶段，沙粒掉下来之后，慢慢地形成一个锥形体，这就是物理学家所说的"自组织过程"。没有人告诉沙粒应该掉到什么地方，但是物理学的内在规律，使得沙粒自己形成了一个平稳的沙堆，而不是散落各处。
       但是，当沙堆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进入了巴克所说的"临界"状态。有可能下一个掉下来的沙粒就会引起沙堆的崩溃，但也可能，海尔德可以再放上上千个沙粒，沙堆仍然会岿然不动。海尔德发现沙堆的形成和崩溃大致符合"指数律》，这也是很多其他自然现象中出现的规律。地震就是这样。[里氏震级的创始人里克特(Charles F.Richt·r)整理了过去几个世纪的地震数据，发现大地震发生的频率按照指数曲线的规律少于小地震发生的频率，这被称为“指数律分布”]。
       沙堆试验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其不可预测性。试验者须臾不敢眨眼。指数规律能够告诉你沙堆崩溃的一般规律，但是当下一粒沙粒掉下来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传统的科学告诉你，沙堆是稳定的，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只有当出现强烈的外部冲击，或是当掉下来的沙粒其重量和速度超过一个特定的数量之后，才会出现崩溃。但是海尔德的沙堆却恰恰相反。没有魔术数字。再落下一粒沙粒会导致崩溃，再掉下几十粒沙粒，导致崩溃的概率是完全一样的。沙堆内部的变化，比如沙粒之问如何挪动和滑动，和作用于沙堆外部的力量，是一样重要的。你如何撞击沙堆，沙堆如何反应，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在原因和结果之1司是没有稳定的关系的。正如巴克所指出的，沙堆是一个“不仅会受到重大打击而崩溃，而且小小的一根针落地，也会导致其轰然倒塌”的系统。

【原文】当我们每一次敲击键盘的时候，做每一笔投资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知道，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正朝着我们呼啸而来。新的思考方式认为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石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点。

       如果人们在试图改造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不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么就必须牢记，在经济体系中，以及在所有其他的领域，当组织的复杂性根深蒂固且无所不在时，没有人能够知道所有的信息，因此也没有人能够主宰乾坤。如果政治家和思想家足够明智的话，他们就不会妄想像工匠塑造手工作品一样地扭曲历史。相反，他们应该像园丁栽培花木一样，为经济提供适宜的环境，让经济自发成长。
       把这个世界视为一个不断变化、不断适应的复杂系统，需要一场观念上的革命。我们不应该再把自己看做一个可控制系统的设计者，而要把自己看做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的维护者。在数百年的时间内，我们都习惯于作为建造者我们建造国家，也建造桥梁，我们肆无忌惮的攫取所有需要的资源，梦想能够建造出一个全球繁荣的宫殿。这一模式带来了令人目眩神迷的进步，但是，它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这个世界太过复杂，这个世界上的资源太少，人类社会内部的演变太不稳定，我们无法再承受更多的狂热。我们得到的和期望的恰恰相反，而且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在这个革命的年代里，各种变化围绕着我们，而过去我们这些建造者所使用的工具是极具破坏力的。是时候了，让我们放下这些工具，听从哈耶克的责戒，让我们学会像园丁那样生活和思考。

【原文】如今，我们的社会从工业化社会进化到信息和服务社会。每隔35年，我们的经济规模就能翻一番，这一增长速度是100年前的4倍。但是什么也没有我们传递信息的速度增长得快。150年前，靠马背运送的信件，传递信息的能力大约为每秒钟0.003比特(假设一封信的内容平均有10千字节，当然，那个时候还根本没有这样的计量单位)。到20世纪60年代，这同样的10千字节的内容，大约能以每秒300比特的速度传输，如今，全球光缆传输信息的速度为每秒钟10亿比特。在过去150年内，信息传输的速度有了上千亿倍的增长。

【原文】科学研究本身就经历过这样一种巨变。20世纪科学研究的经历就是不断地失去确定性。在20世纪初期，有很多事物都好像是真实的、机械的、客观的、确定的，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许多事物都变成了虚幻的、不可预期的、主观的、互相影响的。当然，在这段时期，科学的进步比人类社会其他方面的进步要快得多。
       海森伯(Wern·r Heisenberg)把不确定性带入了量子物理学。
       塔斯基(Alfred Tarski)发现很多数学公理系统是不可判定的。
       哥德尔在数理逻辑中引入了不完备性。
       芒德布罗(BenoitMandelbrot)在流体动力学中发现了分形。
       柴廷(Gregory Chaitin)在信息论中找到了不确定命题。

       他们都发现，一旦你跃进到新的理论领域，如果这一新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你必须先接受不确定性和相互依赖性，这样，才能对过去不能理解的世界多少有所领悟。用过去的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突然之间会变得可以被理解了，比如辐射现象、反物质或是光的运动。

【思考】要具备适应不确定性方式思考的能力，经常反思，不被经验和惯性思维禁锢。

【原文】 1978年，美国政治学家杰维斯(Robertjervis)在《世界政治》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成为他的研究领域内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它讨论的问题是国际安全，基至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国家之间会有战争。杰维斯对民族国家间的安全问题非常感兴趣，称之为“安全的两难选择”。这一两难选择是说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够让自己更加安全，但是每个国家为了让自己感到更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又会让其他国家感到更不安全。其结果是每个国家都感到越来越不安全，最后陷入一个僵局。比如，英国在19世纪坚持要建造一支强大的海军，其战舰数量至少要超过潜在的两个敌国。这说明，伦敦认为，更多的战舰，意味着更多的安全。但柏林或巴黎，你造更多的战舰，嘿，看来我们也得造更多的军舰。
       杰维斯的核心观点是，尽管每个国家都有个共同的目标，都想让自己感到更安全，但是它们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
       杰维斯和其他的政治学家们追踪了进攻性武器和防守性武器的演变历史，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当进攻性武器占优势的时候，即当技术进步使得进攻部队如虎添翼的时候，战争爆发的频率更高。12～13世纪，由于堡垒和要塞使防守越来越严密，出现了相对的和平。到15世纪末期，当炮兵在欧洲出现的时候，战争变得更加频繁。16世纪修筑城堡的技术得到了提高，出现了棱堡(trace italienne)，即把城堡修成五角形，躲在城堡里面的枪炮手可以对接近的敌人交织开火。这使得防守力量又暂时占了上风。像威尼斯或梅斯(Metz)这样的城市，几乎是坚不可摧的。攻下一座城池的时间从几天延长到几个月，基至几年。正如杰维斯的理论所预测的，在这段时间，战争的次数显著减少。到18世纪早期，大炮的机动作战能力提高，炮筒的长度增加，这能提高炮弹的速度，使其能够炸开城墙。进攻一方又占了优势，于是，欧洲进入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战乱。这一攻守交替的规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都得到了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是一支德国的装甲坦克部队向骑在马背上的波兰骑兵发起了闪电战。冷战之后，核武器的出现使得防守力量占据上风。在核时代，进攻的成本将带来全面的核毁灭，因此，几乎不可能再发动全面战争了。只有当进攻性的力量胜算更大的时候，或是当政府或叛党认为其胜算更大的时候，才会爆发战争。杰维斯和其他政治学家测量什么时候是进攻性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考虑的因素是进攻的成本更小，还是防守的成本更小?

【原文】"混搭" mash up

       在科技界，宫本茂开发出来Wii的做法叫做“混搭”(mash up)。他把两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混搭”在一起，开发出了一种新的东西。100多年前，立体主义展示了新的力量，在我们这个革命的时代，“混搭”就是力量。立体主义告诉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一种事物。混搭的逻辑告诉我们，需要把这个世界视为多种事物，以多种多样且不可预见的方式，合成各种全新的事物，或是带来全新的境况。美国环境科学家格雷(Earl Gray)称之为“新的数学”。他在试验中发现，有些化学物质，如果单独作用于人体，对人体没有害处，但是，如果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容易使人致癌。格雷称此为“零加上零等于某种东西”。
       按照新的数学组合出来的事物在我们的身边俯拾皆是。在金融体系或军事体系中，在深层次发生的变化，正在制造出意想不到的结果，而且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些新的变化，将我们过去沿用的外交、全球经济和预测未来的方法都付之一炬。为什么金融机构的管理者信誓旦旦地称他们的公司是安全的，但数周之后，就遇到灭顶之灾，原因就在于，过去没有联系起来的风险突然“混搭”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以色列的领导者会发动战争，但马上就发现其制订得好好的计划很快就漏洞百出。理解混搭的逻辑是建立深度安全的第一步。我们的观念必须和我们的世界混搭起来。

       混搭提供了一种创意的思路，它跨越了既定的边界，并受到一种更深入、更好奇的渴望的指引我怎么才能让我的太太喜欢我制造的电子游戏?我怎么能让美国人震惊?我怎么才能发财?混搭是一种务实的思想家的精神。我们的世界里到处都是混搭。有的混搭是无伤大雅，让人愉悦的。比如西班牙厨师Ferran Adria把他的厨房里面堆满了化学仪器、分离器和其他实验室里面的装置，自称是“分子烹调”，做出各种各样的美味，比如西番莲酱。但是，很多混搭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比如用数据处理技术和生物学研究基因疾病，或是用短信加上流行病学知识控制非洲的传染病，或是为了应对碳污染设计出来的金融产品。混搭使得不可思议的事物不仅变得可能出现，而且一定会出现。把集权政治和市场经济融合在二起，而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于是，你得到了中国。把高油价和军事统治融合起来，你得到了委内瑞拉。在混搭之中，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的。它们可能明天就消失，被融合成了新的事物。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混搭的力量，并且学会使用混搭，我们才能确保建立一个真正的安全的未来。

【思考】掌握混搭，即跨界的能力，就具备了变革的思维，拥有了变革的力量。

【原文】硅谷既像以色列，又像我们说的沙堆，这里充满了惊奇，也有无法预料的风险，一次失败的投资就可能导致倾家荡产。在创新行业，没有什么生意是永远安稳的。雅虎原本以为自己在搜索引擎业务方面可以稳坐钓鱼台了，但是很快就被Google颠覆了。摩托罗拉本来以为自己把持了手机芯片业务，很快，英特尔就来和它分享美餐了。硅谷是美国创新的心脏，在这里，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精神格外旺盛。但这也意味着作为一个投资者，在硅谷生存下来，必须面对的问题新的变化层出不穷，来自四面八方，来得出乎意料(比如可能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宿舍)，却能搅得天翻地覆。怎样看待这样的世界，这是莫里兹这样的投资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法卡什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法卡什的心得体会是要想了解沙堆，就必须深入到沙堆的内部，而不能靠卫星从外边照张照片。莫里兹必须找到另外一种技能在硅谷有上千家新成立的公司，有上万名工程师，有数十亿美元等待投资的资金，你怎么能知道哪个毛头小伙能改变历史呢?
       莫里兹给Google的投资成了一个神话。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决策非常出人意料。莫里兹很可能是他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技企业投资者，但是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是十分看重科技。几乎在每一个风险投资企业，都会有一大把来自加州理工学院或是斯坦福的博士，他们都比莫里兹更懂得科技的新发展，但都没有获得他那么大的成功。莫里兹是个干劲十足的威尔士人，他在牛津大学读的是文学专业，年轻的时候，他的梦想是当一位像梅勒(Norman Mailer)这样的大作家。后来，他在沃顿商学院读了工商管理。莫里兹并非不懂科技，也不是感到科技的发展不令人振奋，他和其他风险资本家不同的是，他不把科技看成最重要的因素。当他看硅谷或是看一家企业的时候，他的思路和大家不二样。有次，有人问他“你觉得哪个科技部门最令你兴奋”。他说“这跟我们决定在哪个领域投资是两回事”。

       这种类似禅宗公案的回答，显示出一种特立独行的思维方式。如果是你我要建立一家风险投资企业，我们很可能会雇用一批懂技术的工程师，再雇用一批会做交易的金融专家。然后，我们很可能会大把大把地赔钱。莫里兹的想法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里，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你会不会做交易，也不在于你是不是科学天才。他的这个想法让他每年都能赚上亿美元。成功的关键是很难把握的，因为变化的环境与公司相互影响。他所要做的是两者都关注，一方面不断地调整环境(这种机会相对要少些)，另外一方面则要不断地，甚至粗暴地要求公司调整。莫里兹的天分就在于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领先于市场，而不是被市场拖着走，他则永不停息地打造和雕琢他的企业。硅谷的教训是公司一旦止步不前，就会被新的竞争者偷袭(比如雅虎)，或是因为市场不再需要他们的产品而破产(比如Atari游戏机)。他有一次跟我谈起对Google的投资时说“在科技世界里，一年就是永生。别人认为是后进者的，未必一定永远落后”。他承认，当第一次给Google投资的时候，“没有人知道Google会变成什么，没有人能猜得到”。Google不是生而伟大的，它是慢慢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公司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这和莫里兹处理事务的方式是分不开的，也和他观察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方式是分不开的。

【思考】我们必须学会从全局出发，观察所有的事物，并根据环境的变化适变应变。看看国画中的山水画。如果你见过用传统手法画的山水画，你会看到朦胧的山峦，缭绕的云雾，远处的一泓清水。山水画中出现的人物或动物都很渺小，在周围雄伟壮阔的自然山水之间，简直就是轻轻的点淡墨。这体现出，在中国的哲学和艺术中，大自然远远比人类更值得敬畏。自然是不断变化的，从一种状态忽然转变为另外一种状态，从不听命于我们的意志。在下雨天，不管我们有多么想到户外野餐，也无济于事。换言之，情境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莫里兹的方法。最珍稀的中国山水画，不在于像照片一样准确地复制世界，而在于它们能捕捉自然环境的变幻莫测，能体会自然之中的冲突和演化。美妙的中国山水画，是专门为情境变化留下的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