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和私有制哪个才是万恶之源?

本文探讨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下的按需分配机制,指出两者分别面临调查与反作弊成本高及贫富差距带来的按需分配难题。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两种制度如何通过调整来实现更加公平有效的资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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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下按需分配成本高

即使是公有制,大多数产品也是私用品,不是公用品。比如计划经济时代的宿舍,就是私用品,也是一个家庭住一套房子,不是我推门进去就可以躺下睡的,毕竟不是公园对吧,公园才是公用品。那么既然是私用品,就有个分配的问题,房子盖好了,谁先住呢?只能是单位领导按照每个人的“困难程度”分配,但在执行时,有的人并不困难,但会装作困难;或者努力和调查人员或领导拉拢关系。此法一旦奏效,一定会有人效仿,呈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当然我们可以去查处这样做的人,但是又要增加一些督查人员进行反作弊工作,又是一块人力成本。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比如现在只有一辆电动车,我和你都想要,其实你家离单位更远,你更需要,但你只是表达“我需要这辆车”,而我一看这辆车就激动地热泪盈框,说“我真的需要这辆车啊,我现在腿也不好使啊,走路都费劲啊,早晚还得接送孩子……”这时候很可能就是“按闹分配”了,谁的表演能力强,闹得欢,谁就得到的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直呼内行!所以,在公有制下实现按需分配,有较高的调查成本和反作弊成本,也有因按闹分配导致分配不公的风险。

私有制下按需分配的核心问题

而在私有制下,操作成本比较低,大家各自出价就好了,出价较高者便是最迫切需要这个产品的人。但是,核心问题来了,这都是在大家财力相当时才可以。如果你很有钱,你出的价比我手里的钱(算上花呗额度)都多,我再需要也不会分配给我。所以说,在私有制的大前提下,贫富差距较小时,可以实现“按需分配”且成本不高;贫富差距较大时,只能是“按财力分配”,在结果上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薛兆丰教授当年提出“春运火车票应当涨价”时,受到了无数的指责和争议,按薛教授的理论,涨价是最佳的方案。因为排队浪费大家的时间,抽签不能按需分配,只有涨价才能以最低的成本完成资源配置。但当时已经是2000年以后了,已经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贫富差距较大,此时提出涨价的方案,穷人肯定要气炸了,因为穷人缺的就是钱,所以更愿意排队拼时间,或者抽签排运气也可以,总之就是不能拼钱。

物质极大丰富可也太难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多年以后,物质极大丰富了,是不是就可以在公有制下以较低的成本按需分配了?可以是可以,就是物质极大丰富可也太难了,相当于绝大多数产品都不再稀缺,笔者认为消灭稀缺性也许比消灭人心之恶还难,后者至少可以等等基因改造技术。在可预见的未来,稀缺性依然会无处不在,主要体现在空间、时间、品质等方面。比如,房子就算足够多,也有个地段问题;一部电影上映了,有人先看就有人后看,同时看还有个选座的问题;还有养名马、玩古董、品红酒的……所以笔者认为,还是先想别的办法吧,物质极大丰富就先别等了。

金钱和私有制都不是万恶之源

所以说,金钱和私有制都不是万恶之源, 贫富差距过大才是。只要贫富差距控制住了,私有制其实能以更低的成本完成按需分配。我们可以把基尼系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给私有财产设置额度上限,形成“有限私有制”,具体方法请参看《英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新思路》
完全消灭私有制从历史上看实践难度较大,从巴黎公社和欧文的新和谐村,到后来的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消灭私有制在执行中总是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时至今日,也只有以色列的基布兹和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还在坚持。而且据温铁军教授讲,这两个案例有地缘政治的特殊性,不太好复制。所以我们只能遗憾地说,消灭私有制比想象中要艰难许多。
而走“物质极大丰富”这条路也DUCK不必,现在的物质水平加上“有限私有制”等合理的制度设计足以让我们共同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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