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青人被房价毁掉

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满怀抱负和理想、年龄介于25至35岁之间的青年人，将长久地为住房问题所摧残——脆弱的货币支付和偿债能力导致他们在毫不松动的高房价和日益提升的消费水准面前束手无策。此时此刻大多数中国青年正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在“成家”和“立业”两件头等大事面前，入不敷出的薪金收入和并不稳固的工作岗位日渐削弱着他们的承受能力，对他们异常珍视的生存价值和生命尊严构成打击。

 

持续不消的房价高烧和定居成本正在损害或威胁着这些社会新生群体的身心健康，现实困境使他们不再意气风发满腔热血。新近的一项消息说，超过98%的年轻人群因为购房而步入债务深渊，出现了程度不一的心理疾患，过上亚健康生活。

 

住房问题如此重要和紧迫，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为改善居住质量、提高生活素质而努力。现年40多岁的上一代人成为最后一批幸运儿，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上世纪的住房福利年代抓住机遇改善了自己的居住环境。现在，住房补贴和实物分配的美丽历史已经在1998年终结，这意味着，更多年轻的人们将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去换取初步的住房条件，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及消除后续发展的后顾之忧。但是，这在中国数以亿计的年轻人中间几乎很难办到。

 

因为在生存和发展方面有一个效率优先的问题，这在住房环节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那些有地位、收入高的人，轻易就可以购买到令自己满意的房子。只要愿意，他们还可以将钱投入到各种各样的投资和炒房中去，牟取更大的利润，以使自己变得更加随心所欲。开发商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也乐于向这类人提供或出售更高档的住房，在满足这些人需要的同时，实现各自的经济发展计划。

 

这时候，有更多的人会受到住房市场的排挤和驱逐，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使自己显得更有效率和变得更加富有，从而可以比别人优先获得住房资源的倾斜。他们并不具备强劲的支付能力，此时二元分化的结构状况跟着出现——少部份人住得很好，少部份人也就更加效率优先；大部份人的居住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改观，因为严酷的货币支付标准的打压，这些人的优先愿望被抑制。

 

如果他们一定要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购房，他们只能向银行借钱，以预支的方式确保能够与人平等地享受居住权益。但一个前提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契约基础上，他们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劳动能力全部长期地抵押给了银行，然后过着质量明显下降的生活，由于压力过大，不仅物质拮据，健康也会受到损害。显然，这时候他们就成了“房奴”，人们围绕着房屋来设计自己的生活，甚至不惜委屈自己。20年来的市场状况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人们，住房将越来越多的人拖入了贫困境地或生活底线，威胁着他们的生存和发展。

 

这时候会出现两类严峻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当个人的劳动和诉求全部围绕着偿还债务而进行时，个人将不能有更大的作为，也无法获得更多机会。发展是需要机遇的，而机遇更多时候源于勇气。一项果断而勇敢的决定，可能会使一个人失业，也可能会使一个人获得更好的前程。但在实际生活中，“房奴”们往往显得小心翼翼，过分依附于稳定来排遣不安，人们惯常通过跳槽的方式寻求发展机遇，由于害怕动荡，房奴的跳槽率连10%都不可能达到。

 

这限制了个人的提升空间和机会可及率，个人发展的持续性被消解。年轻的人们背负着“房奴”固有的负担，丧失了热血沸腾的状态，不再显得生机无限，变得心力交瘁。

 

第二个问题，如果高房价造成的财务风险在居民那里得不到更好的改变，人们将不得不冒着一贫如洗的风险前仆后继去拥有一件并不能令人安居乐业的房产，也无法用心于更好地发展。当个人的提升空间和机会可及率被压制住后，意味着个体将无法为整体发展提供持续而强劲的支撑动力，会影响甚至拖累到整体社会的进一步提升。在所有生产力资源当中，中国可能会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源损耗威胁。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实际情况越来越严重——“房奴时代”已经到来。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超过90%的购房者都在无休止的债务中挣扎，没有心理疾患近乎不可能。这之外恐怕还需要注意，精神负累导致的病症不是“房奴”们的专利，当前有更多的准房奴、甚至是没有经历过一次置业的人们源源不断地涌出，他们所承受的煎熬可能比“房奴”更加令人担忧。

 

此外，许多人正在“啃老”，老一辈人为了新一代人能够买得起房子，倾尽积蓄提供帮助，他们也受到了拖累，此类链条式负面效应对整体家庭也将产生影响。这种广范围的波及，使得“房奴”数量进一步增加，加剧了住房这一综合型问题的潜在隐患——不仅影响到个体健康，同时变成整体性社会和经济健康水平的陷阱。

 

 

 

 

 

 

                                                                                 《广州日报》已刊载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