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留密函给一人，说打起仗来，别人出战他“勿得与战”。
说到“锦囊妙计”马上想到的是诸葛亮：
《三国演义》第54回写到刘备去江东成亲，诸葛亮让赵云随行护卫，临行交给他3个锦囊，“囊中有三条妙计，依次而行”。
还有第105回诸葛亮 “预伏锦囊计”，让马岱出其不意斩杀魏延。
但这些情节与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等一样，都没有历史记载作依据，史书中有类似记载的，似乎只有曹操。
那还是在建安二十年（215年）8月，曹操亲自率主力进攻汉中的张鲁，刘备也把主力调往益州北部专心对付曹操去了，孙权决定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干一把，集合10万人马进攻曹魏东线战场的中心城市合肥。
都认为曹魏很强大，蜀汉、孙吴加在一起也没有它的势力强，但这要看怎么说，如果只比人口、经济、军队数量也许成立，比地盘可能就不成立了，比真实的战斗力更勉强。
还要看在什么时候比，曹操在世的时候情况还要更弱些，理由是曹操从来不敢同时打2场甚至3场大决战，西线用兵，东线、中线就防守；东线用兵，西线、中线也得低调。
曹操在西线的汉中，东线合肥吃紧，这一回要命了。但他对此早有预料，就在大约1年前他到过合肥，临行时决定留7000人马守城，因为其它人马他要带走。
曹操还交给薛悌一个密函，在密函的边上写了4个字“贼至乃发”：等敌军来了再打开！
曹操走后薛悌谨遵指示，没有打开过那个密函，直到孙权率10万人马向合肥杀来，薛悌赶紧当着张辽、乐进、李典诸将的面打开来看。
大家还以为丞相留下了什么秘密武器，期望值挺高，谁知只看到上面写了几句话：
“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
大家有点失望，当前明显寡不敌众，宜采取守势，等待援军的到来，如果主动出击，能否取得胜利实在很怀疑。
只有张辽认为丞相的指示是正确的，他说：“曹公远征在外，如果我们坐等待援，敌人必然会击破我们。所以曹公命令我们趁敌人没有集齐之时发起攻击，挫伤他们的锐气，以安定军心，然后才能守住。”
乐进、李典等人还有些犹豫，张辽有些生气：“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如果还要怀疑，我张辽愿意单独一战！”
李典跟张辽平时有矛盾，此时慨然说道：“这是国家大事，我不能以私心而忘记公义，请让我跟随你前进！”
于是张辽连夜召募敢死队，共选了800人，给他们杀牛飨食，饱餐一顿，到了天亮，张辽亲自披甲持戟，率领这800勇士杀入敌营。张辽一边杀，一边大呼自己的名字，他们连杀数十名敌人，其中还包括两员将领，势不可挡。
他们冲锋的速度极快，“冲垒入至权麾下”。
孙权完全没有料到，他大吃一惊，不知道如何办，跟前有一个土堆，可能是一处“高冢”，也就坟堆，孙权顾不了那么多，抱着一把长戟就上了土堆。
张辽站在土堆下，高喊让孙权下来一战，孙权不敢动，这时孙权手下诸将杀了过来，将张辽围住。
张辽率身边数十人又往外面杀，刚杀出重围，听见后面有人求救，回头看是自己带来的人里有被孙吴的士兵围住不能脱身的，张辽于是又往回杀，敌兵人马披靡，没人敢挡。张辽顺利将被围的士兵解救出来。
这一战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张辽就用这800人在孙权大营里连冲带杀，孙吴军队居然无奈，看着他们杀进杀出，孙吴士气大损。
这就是著名的逍遥津战役，此役曹军以7000人打退了孙吴10万人的进攻，先后2次陷孙权于危难，使孙权损兵折将，创造了战场神话。张辽经此战名气更大，自那时起张辽的名字便与逍遥津联系在了一起。
后人评论此战的胜利，一方面归功于张辽等人作战勇敢，面对强敌敢于主动出击，以不足十分之一的力量对比，打得敌人节节退缩。另一方面，对于曹操知人善任也给予高度评价。
曹操在留下的封函里仿佛已经预估了1年后发生的情况，对于如何用兵给出了清楚的指示，他知道张辽、乐进、李典等人互相不服气，平时都不买对方的帐，所以把拒敌方案暂时秘而不宣，他相信关键时候张辽等人能以大局为重，且互相激励，一定能出奇致胜。
之所以让张辽、李典出战，是因为曹操了解他们的性格，张辽作战勇猛，有狠劲，李典号称“军中长者”，是一员儒将，他们在性格上形成了补充，面对强敌，既需要勇猛、也需要冷静。
为什么曹操特意强调不许护军薛悌出战呢？薛悌是文职，冲锋陷阵不是他的长项，当然这算个理由。而更重要的理由是，薛悌在合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别人无法替代。
当时合肥的防务是由互不隶属、主将军职也相当的几路人马共同担任，薛悌这个护军作用除了监督部队外，还负责各路人马的沟通、联络，相当于联席参谋长。
薛梯22岁当过郡太守，是曹操格外欣赏、信任的文职人员之一，他可直接向曹操本人汇报情况，直接接受曹操的指令，因而很重要。
张辽等3人资历差不多，脾气也都不小，平时互相也不太服气别人，薛悌的作用就是代表曹操协调他们的关系，这种协调作用很重要，如果首战失利其作用更加重要，所以曹操特意强调要保证薛参谋长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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