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守千秋——感悟王安石

   

    民间疾苦不堪，国家积贫积弱，内患不断，外敌欺凌，这一切都可以忍耐，唯一不能忍耐的就是改革。这是另一种的含污纳垢，这是另一种的卑躬屈膝。

    自古文人多才干，但是中国的历史文人当配角的时候更多，这是不是与文人的忍耐有关呢？然而，你不能忍耐。你不是一个空想家，而是一个实践家；你不只是一个思想家，还是一个实干家。

    说司马光为了自己的利益好像说不过去，他和你一样是一个崇尚节俭，洁身自爱的人。但是我不得不说，他代表的不是百姓的利益，而是官宦土豪的利益。也许真的，他爱护百姓，爱护每一个人，但是他的思维让他代表了他可能讨厌的人。他批评新法“彼设法夺民，其害乃有甚于加赋”，这里的“民”，不是百姓，而是官宦土豪，苏辙不是这样指责新法吗？“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且不说新法对国家的好处，就说苏辙这句话本身所表达出的意思，“破富民以惠贫民”不是很多社会要做的一件事吗？但是，苏辙就认为是错的，可见反对变法者是代表了谁的利益。司马光则认为社会之所以有贫富不均，由于愚智懒勤不同，贫民必懒惰、愚蠢、爱享受。另一个宰相文彦博说的就明白多了，与神宗辩论，他说：“ 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便，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这才是反对派反对改革的根本原因：“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原来，天下是士大夫的天下，不是百姓的天下呀！

    你不这样认为，你的一首诗说出了你的感受：“畚筑今三岁，康庄始一修。何言野人意，能助令君忧？戮力非无补，论心岂有求？十年空志食，因汝起予羞。”（《 慎县修路者》）修路的农民化了三年时间修成一条康庄大道，谁说山野的农民愚昧无知，只会给当官的添麻烦呢？他们任劳任怨，戮力国家，并无求名求利之心。比起这些踏实劳动的修路人，你觉得自己空食官禄十年之久，却于事无补，感到非常羞愧。也许就是基于这样纯朴的感情，你要让修路者富起来。于是，你变法；于是，有人反对变法。

    而即便反对变法者本身，他们反对的“新法”也各不相同。曾巩反对变法，却支持“保甲法”；苏轼反对变法，却支持变俗易风、以实取材；二程、朱熹反对变法，却支持办学校、罢诗赋，而办学校、罢诗赋恰恰又是苏东坡第一个反对的；司马光呢？什么都反对。

    再议论“新法”的内容意义不大，但我知道，唯有你明白你要干什么。

    现在我还在吟咏你的《收盐》一诗，它告诉我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百姓的：

                   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

                   穷囚破屋正嗟欷，吏兵操舟去复出。

                   海中诸岛古不毛，岛夷为生今独劳。

                   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

                   尔来盗贼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而在士大夫的眼里，一民之生尚不如草芥，文彦搏不是说了吗：天下乃士大夫的天下。

                               （三）

    你要干什么？你要使这个国家摆脱忧患，富国强民。

    历史上把你称作“拗相公”，说你单凭幻想，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你是这样的吗？

    “熙宁新法”实际上是兼收并蓄的集体智慧。“青苗法”参考了李参在陕西发放青苗钱的经验；“免役法”吸收了江浙数郡雇役的经验；“方田均税法”首创为大理丞郭谘；“均输法”用汉武帝时桑弘羊之说；“农田水利法”范仲淹曾经实践过……这一切都不是主观臆断，空穴来风，而是分析思考，总结实践的结果。你不是一个狭隘偏执的陋儒，而是一个开放自信的真儒。

    有人说你急于求成，不顾实际。但有一个故事说明你的谨慎严密。神宗对“免役法”中“官户减半优待”的做法很不满意，“疑官户取助役钱少”，你则耐心劝告，以为“度时之宜，只可如此”。对待冒进，你是有分寸的。

（一）

    我多么想把自己的思绪编织成一个花环送给你，它没有鲜艳没有娇美，我却想让它可以慰藉你孤独的心灵；我多想把我的思绪化作一缕青烟在你坟头缭绕，它没有缤纷也不灿烂，或许可以陪伴你的寂寞；甚至，我还想用我的思绪为你建造一座灵堂，让我的思绪凝结成墓碑。身前没有人为你立传，身后没有人为你写墓志铭，我想用我的思绪在你的墓碑上刻下七个大字——独守千秋王荆公。
 
    我笨拙的笔让我无法梳理我的思绪，但今人陈亮也为你燃起了一缕心香：“有人向他吐了九百多年的唾沫，有人向他抛了九百多年的桂冠。于是我的眼前，便出现了这样一座近乎荒诞的塑像：他头戴光环，绣袍上却沾满了污水。我想把他的光环调得不那么刺目，把他的污水尽可能擦去，他们不适合患有洁癖的王安石……尽管他可能不需要我这么做，回我一句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话：‘我行我素，如此而已。’”

    徽宗之时你配享孔子庙，列于颜回、孟子之次，同时追封舒王；到了理宗淳佑元年，面临覆亡的南宋皇帝理宗，下诏又把你称作“万世罪人”，并削去从祀；号称明朝“第一文人”的杨慎称你为“古今第一小人”；林语堂为苏东坡作传时也没有忘记把你骂作“小人权谋集大成者”；比林语堂早一点的梁启超却称你为“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而这一切，都来自你的“熙宁新法”。

    梁启超说舜、尧、禹之后，中国只有你一个完人也许过誉，林语堂骂你将小人权谋集于一身过于无知。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文人曾经象你那样权倾一时，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思想；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文人身前曾遭到那么多的攻击，身后又遭到那么多的唾骂。

    有人是“身前寂寞身后名”，你却是“长悲事业典刑间”。



（二）

    要不要变法呢？我们不看变法者的观点，且看看反对派的论断。

    司马光是坚决反对变法的，神宗薨，哲宗即位，任司马光为相，司马光一上任即宣布：“五日内尽废新法。”

    司马光怎么认为的呢？

    首先在变与不变上，司马光说：“古之天地有以异于今乎？古之万物有以异于今乎？古之性情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天地万物是否在变化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连同样反对变法的苏东坡都说：“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人当然是要死的，可是反对派看到了人要死，却没看到道要变。

    在政治需不需要改革的问题上，司马光说：“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可存也。汉武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肖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按照他的论断，我们今天不用立法，用三代之法就可以解决诸如职工下岗、噪音扰民、性骚扰等问题。这不禁又让我想起诗词格律的争论，诗词格律要不要适应新韵，有人又搬出了“老祖宗”，司马光早就说过：“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是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祖宗之法自然有祖宗之法的道理，可是祖宗之法能适应现代的社会吗？司马光的历史观可能极其消极，他认为三代是最好的时代，三代的法律是最好的法律，今天的改革只有越改越糟的结果，没有越改越好的可能。而历史不是向着进步的方向前进的，而是向着愚昧的方向发展的。

    关于经济，司马光的论断更是近乎愚蠢。他说：“天地所生财物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有甚于加赋。”天地财富是不是定数？这是一个生活常识，根本连学问都算不上。以司马光的学问而不知财富可以生产，实在是儒家“重义轻利”的极至。

    道不可改，法不可变，财富不可增，那么今人该怎么办呢？面对变法，司马光说：“利不百，不变法”；面对守法，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反对派是两面派，用高得不可能的要求来要求变法，变法要有百利而无一害才能变法；而对于守法却要求极低，能守着破屋子也是成就，只要有个样子，只要还能遮风挡雨，只要天下还没彻底大乱，就算是成功。


    对你诬陷最深的算是你“专任小人”。但骂你的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改革之初，急需人才的你连“二程”、张载这样在民间讲学的人都提拔到中央重用，更何况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可是，这些人不为你所用，纷纷离去，或争执于朝，或谩骂于野。改革使你不得不重用人才，那些所谓的人才的争执与谩骂又不得不让你使用投奔来的人。吕惠卿、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历史中有很多污点，但你必须重用。但是，即便已经被历史钉到耻辱柱上的这些人真的就如反对派说的那样吗？吕惠卿的才干不用说了，“熙宁新法”的大部分正文是他拟定起草的；反对派骂李定“母死不守孝”，且不说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李定连自己的生身母亲是谁都不知道，他怎么守孝？舒亶可谓至孝之人，任地方官的时候曾亲手杀死一个殴打自己母亲的人，反对派夸奖过他吗？翻遍历史，除了那些后人的杜撰，何正臣并无污点，但他就是因为直接审理了“乌台诗案”而遗臭万年。李定是宋朝状元，舒亶少有英明，何正臣九岁赐进士出身，重用这些人，并不过分。行笔至此，我不得不感叹人言的可畏了。

    说你“专任小人”，真不知道你“专任小人”的勇气和利益从何而来。当代大学者林语堂专门为你列了一个表，上边是改革派，下边是反对派。在改革派后面括号的注释里大都简单地写上“小人”“两面派”“声名狼藉”等字眼，在反对派后面括号的注释里大都简单地写上“元老”“忠臣”“伟人”的评判。但是就是这个表格，恰恰证明了你的无私无畏，因为反对派里赫然有你两个弟弟的名字，王安礼和王安国。连你的弟弟都反对你变法，你变法是为了谁？是为了你自己吗？是为了你的家族吗？

    有人偏偏视而不见，所有能够诋毁一个人人格的词汇全部用到了你的身上。说你不近人情、不识好歹；说你褊狭任性、睚眦必报；说你玩弄权谋、诬陷良善；甚至说你虚伪奸诈、藏污纳垢。

    你所有的骂名和一个人的命运脱不开干系，这个人就是苏东坡。而你的反对者利用苏东坡来诋毁你，后人却想当然地想象你不容东坡。当代大学者余秋雨先生甚至说，你指使人诬陷苏东坡，是因为你的才华不如他，你嫉妒东坡。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说“乌台诗案”的来龙去脉，就说苏东坡的为人。苏东坡思想敏锐，颇有主见，且敢于直言，无所畏惧。这是他的优点，却也是他惨遭舛运的必然。苏东坡能骂别人写的诗象“吃了苍蝇，必须呕吐出来”，可见其刻薄；他敢指责皇上“帝王改过，其如是哉？”批评皇上“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说驾矣”，可见其胆大；而他的才华让他不可能在反对变法的思想指导下选择沉默，在诗词中发牢骚应是必然。李定等人收集苏东坡言论一百多条，说他“诂终不悔，其恶已著”，“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讪上骂下”，“怨己不用”，并非一点道理一点根据没有。苏东坡因诗启祸，确实是有感而发，不能说是无意为之，为此受责不能说成政敌有意对他进行栽赃陷害。翻遍历史，没有李定等人与苏东坡私人矛盾记载，说李定为了报私仇毫无根据。说你因为嫉妒东坡才华而指使别人诬陷东坡，也只有杨慎、邵伯温这样毫无政治经验的人能够想象得到，也只有林语堂、余秋雨这样不长脑子的人才会相信。苏东坡不冤，不该。不冤是因为他的确有言有论；但李定等人也不该非要置他于死地。因诗获罪，何必如此呀。

    有人不相信事实，他们相信自己的想象和揣度。不是有人相信你褊狭任性、睚眦必报吗？不是有人说你刻薄残忍，不事宽厚吗？与那些“君子”相比，你们到底谁更宽厚呢？

    有一个叫阿云的姑娘，因为不愿嫁给丑陋的夫婿，便乘其在田舍睡觉时怀刀斫之，其婿身披十余创，一指被断，侥幸未死。然后阿云到官府自首。当时的知州许遵认为阿云纳采订婚之日，尚在服母丧，因而这一婚约是不合法的，只是平常的杀伤，不能算是杀夫，并且阿云自首，理当二等罪。狱上于朝，有司定为谋杀已伤，主张处以绞刑。你则对阿云非常同情，认为阿云虽是谋杀，但受害者并未致死，而且阿云有自首的行为，应当从轻减等判刑。这一下惹恼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他们对阿云有的只是痛恨而无任何同情，以为以妻杀夫，罪加一等，因而坚决主张判阿云死罪。司马光在这里有一个自相矛盾，儒家以“孝”为先，阿云母死正在服孝，有人逼她成婚，这本来应该是司马光这个大儒极力反对的，但是，司马光没看到，他偏偏承认了阿云的婚约。最后在你的坚持下，留下了阿云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