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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2017年数据显示，中国全年人均 GDP 已达 8836 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同时，拼多多的爆红，披露出的是大部分活跃用户收入阶层为 5500—12000 元人民币之间， 折合美元约 900—2000 美元，仿佛扯下了经济的遮羞布。依旧庞大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中国该如何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说起斯坦福大学的罗斯高教授（Scott Rozelle），大家或许有点陌生。但说起一篇曾在网络上疯传的文章：《现实是有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怎么办？》，应该不陌生。这背后是罗斯高教授团队对中国农村多年的研究成果。
（截图自网络）
从80年代起，罗斯高已经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如今是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FSI）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学者、发展经济学家。
（罗斯高教授在一席的演讲）
农村孩子如果没上过高中，这意味着什么？这会给中国的产业转型和社会发展带来什么问题？科技又能如何帮助这群孩子呢？密探在斯坦福中国访问学者 2018 年学术年会上跟罗斯高教授进行了交流。
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劳动力要有高中水平
“如果你从北京去西安，350公里的高铁，一下子就过了。高铁代替了乡间小路，农村问题‘看不见’了”。
回忆起农村问题，罗斯高教授说，自己80年代去中国，发现农村问题更容易看见。当时大部分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无论去哪个地方，车子也更容易经过农村。但是现在，农村问题已经“看不见”了。
但是，看不见并不意味着不重要。相反，罗斯高教授认为，在研究中国人力资本发展跟中国未来发展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村教育的问题。
罗斯高教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表示，中国在当前阶段，确实不需要所有孩子都进入大学，甚至无需高中毕业也能找到工作，比如装配 iPhone。他还记得，自己初中时每到夏天会去工厂工作，因为工厂的工人夏天往往会放一周的假。当时美国工人工资高，因为没有国际贸易，也没有机械化。
但是，如今美国高工资的工作都需要高技能。像工地、工厂这些低技能的工人工资越来越低，稍微需要一点技能的工作，都需要高中相等学历。
比如，罗斯高教授说，自己最近需要给车换零件，帮忙处理的工人用电脑上网订零件，也在网上跟客户交流。后来一问，这位工作人员是社区学院毕业的（community college，大致相当于国内的大专）。
“中国20年之内，就会出现美国过去50年的情况。”
罗斯高教授指出，中国工厂机械化水平非常快，一旦机械化，500多万初中学历毕业生，就可能面临失去工作。如果中国想从中等发展收入国家迈入高等收入国家，而不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话，劳动力必须要有高中水平以上。
密探稍微解释下“中等收入陷阱”困境，指的是那些过去以廉价劳动力为吸引力的国家，在其经济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那过去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如果无法完成产业价值链提升，也无法进入快速增长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业和劳务市场，可能面临的是经济增速的下降甚至经济的倒退，导致该国家不能过渡为高收入国家。
从更广阔的国家来看，罗斯高教授举例，过去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当中，像韩国、以色列、台湾、香港等，10个里面有7、8个是具有高中学历的毕业生，这有助于完成产业升级后带来的劳动力升级。比如70年代韩国纺织业很发达，但纺织女工们除了白天工作，晚上还上夜校进修。纺织业转移后，曾经的纺织女工就进入了服务业，成为了办公室坐班的会计等，顺利转工。
“中国当前10个劳动力里，大约3个人上高中，7个人是没有上过高中的。现在没有问题，但是20年后，会是个大问题。”
读不到高中？前1000天很关键
在罗斯高教授这番言论出来后，不少人质疑数字：我们周围高中生的比例，不是很高吗？
罗斯高教授指出，2005年，中国 15—17 岁年龄段的孩子有 50% 左右上高中；今天大约是 90%。从 2005 年到 2014 年，中国增加了 1000 万的高中生，确实快速地增加。但是这属于有城市户口的孩子：城市户口孩子当中，有 93% 上了高中，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即使在美国，比例是 91%，而德国的比例，也只有92%。
但是，中国 100 个孩子里，75% 是农村户口，25% 才是城市户口。虽然不少孩子住在城市，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有城市户口。
可见，在中国当下极高的高中教育比例当中，从更庞大的农村孩子人口来说，是不足以概括的。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罗斯高教授的结论是：有 63% 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注，这个数据已更新至 50% 左右）
为什么这些农村孩子无法接受高中教育呢？不是他们不想，而是能力无法达到。罗斯高教授和团队进行多年的追踪后发现，有两个要素很关键。一个是：孩子出生后1000天的认知能力培养；第二个是，小学阶段学习能力。
（罗斯高教授在学术年会现场）
从孩子的认知能力来看，罗斯高教授指出，据芝加哥大学相关研究，孩子出生后1000天，对于大脑的培养是极为重要的。孩子 90% 的IQ，是这段时间发展起来的。而且，如果 IQ 基础不好，会发展不出更好的 EQ。EQ 包括耐力、个性等多个指标，EQ 弱的话，综合下来会导致孩子学习能力弱，导致越来越难读到高中了。
这并不是父母不希望孩子读高中。相反，罗斯高教授团队在多地访谈当中，有 17% 的农村父母表示，希望孩子能够读到博士学位。
但是，中国极大多数农村的现状是：农村父母不了解如何“刺激”孩子的大脑发育。
这并不怪父母。因为多年来农村父母在自己这一代被养育成人的过程中，其实是按照农民的目标去培养的。孩子只需要达到：健康、茁壮，日后能够种田，帮忙干农活即可。显然，目标跟养育现实的差距，导致了孩子日后的成长和教育轨迹，依旧难以改变。
不过，罗斯高教授认为，根据大脑发育理论，均衡营养（nutrition）和科学养育的刺激（nurturing stimulation），可以改变大脑基因的表达。
如今中国农村孩子 0—3 岁的 IQ 发展能力如何？团队在西安省商洛市、安康市、汉中市三个市进行调查发现，1000天的孩子，有53%认知能力低下，没有发展好，而6个月时，有29%是认知能力低，可见是越来越“差”。
为什么呢？原因：农民不会培养一名现代大学生，不会“刺激”孩子大脑。
罗斯高说，比如跟孩子说话、一起玩玩具，给孩子读书，这些都是“刺激”大脑的方式。所以，团队到农村里培养妈妈跟孩子交流，第一个月，妈妈们可能还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三个月之后，这些妈妈却是最相信“刺激”理论的，因为她们看到孩子的反应是积极的。
第二个缺乏学习又怎么理解呢？罗斯高团队追踪了八年的城乡孩子学习能力发现，如果以四年级的数学成绩来看，四年级的农村孩子其实只相当于城市孩子二年级的数学能力。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学习能力的差距？
团队十年的调研结果显示：27%的农村孩子贫血；33%的孩子有寄生虫；25% 近视的孩子没戴眼镜；三分之二的孩子，都有或多或少的健康和营养问题，这些都导致了小学阶段就开始落后。
尽管如此多的问题，罗斯高教授坚信一项项都可以解决。
比如，针对营养和健康问题，罗斯高教授已经在国内为 60 个村庄的孩子提供营养包；为 60 个村庄的家庭，每家提供两本书，让妈妈给孩子读书；针对母亲不会“刺激”孩子大脑的现状，发起 26 个星期培训母亲和奶奶的计划，让孩子跟妈妈、奶奶一起在农村修建的养育中心玩耍。
（罗斯高教授在学术年会现场）
科技能帮什么忙？
如今这个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科技能帮上什么吗？ 罗斯高教授回答，当然可以。
正如前面说的，美国一名修车工人，可能都需要懂如何用电脑操作，下订单。但中国的现实是——“数字鸿沟”依旧很大。城市家用电脑的拥有率接近80％，然而在许多农村地区，这个数字大约是 2％。部分贫困地区孩子可能从未见过电脑。因此，缩小“数字鸿沟”对农村孩子参与未来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至关重要。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罗斯高教授团队发起了“计算机辅助学习计划”（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以下简称CAL）。这是什么计划呢？
2011 年起，团队重点展开了 9 项大型随机干预试验。团队给每个干预学校安装 6 到 8台装有数学学习软件的电脑，学生每周会花两到三个小时使用电脑教学。干预之前，每个年级教师需要参加为期3天的强化培训课程。据罗斯高教授介绍，CAL 曾经在美国、印度等多个国家此前都有相关研究证实，用计算机进行辅助学习是能够提高孩子成绩的。
（图片来自CAL计划）
实验发现，孩子在数学、语文、英语这三科上，都出现了显著的成绩提高。团队还发现，数学分数的最大改进发生在经济上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学生中。可见，这足以弥补经济因素对孩子带来的影响。比如三年级学生的标准化数学分数提高了近0.15标准差，五年级学生提高了0.11至0.12，这一进步幅度相当可观。
“如果按成绩提高的标准差来看，美国、印度提升的标准差大约在0.1，而中国达到了0.15左右。” 这是非常显著的改善。
成立社会企业，100万孩子用上OCAL
尽管 CAL 的结果让团队振奋不已，但是过程中需要派人到学校指导，存在人力、距离，如何让习题更加丰富等多个问题。
2016年3月起，CAL 计划正式发展为 OCAL for 1 Million（Online-CAL for One Million），用罗斯高教授的话说，希望让100万个中国农村孩子都用上计算机辅助学习，改善学习成绩和能力。
OCAL 跟 CAL 有什么不同呢？首先从题目的设计上来看，是以游戏特征为主的网络在线学习软件，学生根据使用角色，像冒险岛一样的游戏，打怪通关，获取金币。而那些“怪”，就是各种学习中的题目。如果答对了，可以获取金币，答错了，系统会告诉学生为什么错。系统还会根据难度进行下一关题目的设计。
从学习效果来看，OCAL 比 CAL 变得更让人激动：达到了 0.45 个标准差，至少是 CAL 的两倍。罗斯高教授分析，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生动、有趣的情景带入，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动力，第二，在一个在线互动的环境中，同班学生之间的互动，排位比较，带来了竞争，提升了学生使用这款软件的效率。
从2016年3月开始，OCAL 已经在中国 45 个学校开展了干预实验，其中 30多所学校位于陕西，剩下的 11 所遍布中国各地，比如福建、重庆、江西、贵州、辽宁、河北、四川等。
按照罗斯高教授希望，今年将继续升级改进这款软件，包括设计指导手册，让学生跟老师更方便使用；今年9月起，着手成立基于 OCAL 的社会企业，用企业的运作方式推动学生人数迅速走向一百万。
“希望到2020年，项目覆盖 100 万个农村贫困孩子。” 这就是 OCAL 和罗斯高教授团队的愿望和目标。
跟罗斯高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聊完，小探深深佩服罗斯高教授三十多年不遗余力地扎根中国教育问题，还是围绕农村教育问题的决心和行动。发现问题并不难，但难的是三十多年的坚持，围绕问题找到众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密探欢迎有社会企业经验的研究机构、公益机构、企业跟密探联系，密探会转达给罗斯高教授团队，促成 OCAL 计划。
（对于本次采访，感谢斯坦福中国访问学者2018学术年会支持，本次年会由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资助，斯坦福大学中国学者联合会学者部主办、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博后部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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