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46年历史的诺基亚怎能在4年时间里就濒临崩溃

    濒临崩微软宣布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部门,一个手机巨人的时代就此终结。此文是2012年亚洲出版人大奖最佳解释性报道,出自台湾《商业周刊》,它也是《商业周刊》全面分析诺基亚陨落的封面文章,绝对值得一读。
 
      2011年初夏,我们造访在地图上海程距离与台湾最远的北欧国度——芬兰,只为了解开一个谜题:“一个有146年历史的.企业,怎能够在4年时间,就濒临崩溃?”
 
  当飞机越过俄国的圣彼得堡,往芬兰赫尔辛基机场降低高度时。我手上的书籍,都是有关于谜题主角诺基亚(Nokia)的成功传奇。它从芬兰起家,是全球手机产业的.者,每天有9亿人通过它通话。因为它,手机开始真正走入普通人的生活。《新闻周刊》(Newsweek)曾如此评论:“因为它,未来是芬兰人的天下。”
 
  芬兰传奇正在消失……
 
  债评近垃圾等级、地位将被三星取代
 
  但我电脑上的惊人数据却告诉我,传奇正在消失。
 
  数据一:跟2007年高峰相比,诺基亚今日市值已暴跌87%,还被台湾的宏达电超越。
 
  数据二:诺基亚下调今年财测,分析师预估从第二季起将从获利往下成为损益两平,甚至亏损。
 
  数据三:诺基亚市占率从2008年的4成以上,降到今日的25%。野村证券预估,连续14年的全球手机市占冠军地位,将在第二季被韩国三星电子(Samsung)取代,到第三季更会被苹果(Apple)超越,跌至第三。
 
  数据四:信评机构惠誉国际(Fitch Ratings)已把诺基亚的债务评级,从“BBB+”下调至“BBB-”,即尚差一级就与垃圾级别看齐。
 
  诺基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抛出了所有媒体提出的理由:“差的.力、自满、过度成功后的弊玻”却没能下出定论?大家只会说:因为太大,所以诺基亚无法应变,来不及推出智能手机,在高阶市场被苹果的iPhone占据,低价市场被中国的山寨手机侵蚀的情况下,等于腹背受敌。
 
  但,这就能解释诺基亚今日的境地?芬兰阿尔托(Aalto)大学经济学院,专教诺基亚个案的教授拉斐欧(Raimo Lovio)直接对我说:“我也很想知道,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输在老大心态?错!曾濒临破产,它战战 兢兢
 
  走一趟芬兰,我们发现,诺基亚的问题不能简单化用一句“老大心态”来形容。
 
  拉斐欧不认为,骄傲而自大的心态,就可以解释一切。他的论点是:诺基亚与芬兰的命运相似,从未处于安逸。
 
  我们在赫尔辛基火车站,搭上开往诺基亚的起源地——诺基亚市(Nokia)的第一班火车。这里,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站,邻近德国与俄罗斯的芬兰如夹心饼干般,在二次大战期间,只能任由他国军队踩过自己的国土,就算躲过了战争,年均气温6度的气候,也让芬兰人总不断思考,如何才能挣脱雪国命运,走向世界。
 
  “硅谷的创业者,一大开门就是占全球5成的现成市场等在面前,而芬兰人一开门,却只能见到三寸雪,”1984年,诺基亚集团旗下的手机公司——诺基亚莫卑盖(Nokia Mobira)首席执行官执行J.o.Nieminen说。
 
  当我站在桥上,远眺诺基亚工厂岛(Factory island)时,我想起 J.o.Nieminen所说的这段话。眼前的老纸浆厂房,就像是三角形的孤岛,岛的两边,被附近爱玛柯斯基河(Emakoski)的支流包围,只剩下远方三根冒着白烟,直冲天际的长烟囱提醒着人们,这里就是诺基亚帝国的源起地。
 
  诺基亚好不容易从这里走了出去。
 
  当年,诺基亚在这里开始造纸行业,之后做橡胶轮胎,战后发展卫生纸与电视机产业,最后进入网路电信产业。1990年代,诺基亚面临几乎破产、CEO自杀的命运,最后依靠现任董事长欧里拉(Jorma Ollila)大da0阔斧卖掉与手机无关的事业,才得以存活。
 
  “芬兰人就是在寒冷的环境中成长,我们必须让自己不断适应以求生存。”欧里拉不只一次对外强调。
 
  坐在小镇火车站的候车亭,我们等待着,一天只有7班开往赫尔辛基的火车,这里的铁轨紧靠着大马路,就如同台湾乡村的小车站。小镇的年轻人问我为何而来,我说,为了诺基亚的殒落。拿着三星手机的他,耸了耸肩对我说:“他们总要自己想办法Survive(存活)。”
 
  输在视野狭隘?错!20年前就有行动网路概念
 
  历史资讯告诉我们:曾濒临死亡的诺基亚,一直不敢掉以轻心。
 
  1990年底,欧里拉就提出,行动电话就是把网路放在每个人口袋产品的概念。
 
  1996年,诺基亚推出智能手机的概念机。比苹果的iPhone早了10年以上。2007年,诺基亚率先在全球推出行动网路品牌OVI,比苹果的App Store早了1年。
 
  2007年10月,诺基亚以81亿美元收购美国地图供应商Navteq,因为诺基亚知道,未来的竞争在服务。
 
  早就看到趋势,怎么还是走向败局?是因为诺基亚内部技术力跟不上大趋势?
 
  输在技术落后?错!触控开发进程,和苹果有得拚
 
  “诺基亚真的有好多好的想法!”描述诺基亚产品行 销史书籍《Behind the screen》作者,在诺基亚工作8年,负责诺基亚早期智能手机N60系列行销的前员工Ari Hakkarainen驳斥我的推测。
 
  他不加思索说出很多例子:早在2004年,诺基亚内部就开发出触控技术;甚至是现在当红的3D技术。翻开诺基亚的财报,单去年诺基亚的研发费用,估计就花到58亿欧元,是苹果的4倍以上。
 
  诺基亚拥有最庞大的研发资源,但是这几年却没能力将其化为战场上的武器。“他们总说,这市场太小,没人要买,这花太多成本……。”“他们杀掉了它!”Ari Hakkarainen感叹。他口中的他们,是诺基亚的管理阶层。直到iPhone推出一年后,诺基亚才推出第一款触控技术的手机。
 
  所以,诺基亚已经是个迂腐失能的官僚组织?当我把这个推测与已经观察诺基亚超过10年的芬兰经济研究所研究主管亚尔柯(Jyrki Ali Yrkk?)博士分享时,他摇头对我说:“诺基亚是个很追求高效率的公司,非常的成本导向(cost-driven),这些都是它的优点,只是,走得太远了。(Goes too far)”
 
  败给“高效率控制成本”!隔绝竞争对手的高q1ang害惨自己
 
  是优点,但走得太远了?“最后,核心能力就会变核心障碍。”手机厂商华冠副总经理洪一峰解释。
 
  诺基亚的成本控制能力,早已成为成功教案。《哈佛商业评论》一篇名为〈新兴的诺基亚?〉(Emerging Nokia? )说:“诺基亚1616型号手机已经成了在新兴市场的成功案例……,在供应链、采购与大量生产能力上的强化,让诺基亚能推出这款售价仅32美元的手机,与此同时,类似功能手机的平均售价,在美国与欧洲,分别是206美元与238美元。”诺基亚能做到这点,靠的是高超的设计能力。
 
  在手机开发时间平均需要1年的周期时,诺基亚1年却可以推出超过50款以上的手机,同一时期,销售的机种超过100种。如果说,一款手机的零件数约为三百个,需要50几种不同的零件。诺基亚销售100款手机,却只需要储备500种零件。“其他竞争者(的备料量)是它的1.5倍。”一位手机业者说。这让其不仅可降低零件储备成本,也因为零件共用,得以透过庞大的经济规模,降低采购成本。
 
  精密计算,不是没有原因。诺基亚几乎拥有全世界最复杂的供应链。目前,诺基亚在全球有超过10个生产基地,有50个策略合作伙伴,单在印度,诺基亚就有超过800个维修中心,覆盖412个城镇。每个环节,都必须精确控制风险与成本。
 
  但现在,结果却告诉我们,这些帮诺基亚隔绝竞争对手的高q1ang,却困住了诺基亚自己!
 
  当我们站在诺基亚位于赫尔辛基西部约20分钟车程的卫星城市艾斯普(Espoo)企业总部时,我看着这栋有玻璃帷幕与天桥,背后是湖畔的大楼,很难想像,诺基亚在2008年才创下4成手机的市占率颠峰,但去年刚上任,从微软商用企业部门挖来的CEO埃洛普(Stephen Elop),却发出了一封内部备忘录,他用这篇名为“燃烧的平台”(Burning Platform)的文章,揭示诺基亚面临的紧急状态。
 
  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们的竞争对手用来抢走市占的并非是硬件产品,而是一套(有竞争力)的手机生态系统”“我们犯了不少错误、错过了太多机会……。诺基亚,我们的平台正燃赏蛞谂呀!”(编按:燃烧的平台,是形容站在燃烧的石油平台的工人,跳海,可能在15分钟后丧命;不跳则一定会马上死于大火。)
 
  追求成本与极致效率的态度,似乎真让诺基亚连续犯下失误。
 
  诺基亚舍弃了触控风潮,因为它的高成本风险。若以iPhone4使用的触控面板单价推估,一支手机至少要多花10美元的成本。对一个年销售量4亿支手机的公司而言,一个一块钱零件的采购错误,都要花上新台币四亿元代价。更遑论这个还未被证实的市场新技术。
 
  败给“追求规模和速度”!拒绝客制化,失去美国市场
 
  缺席美国市场,是因为怕延迟在其他市场推出新品的速度。“我们是规模跟成功的牺牲者,”诺基亚执行副总裁麦德薇(Mary T. McDowell)接受《哈佛商业评论》访问时曾说。美国市场主要是由大电信商所主导,为了市钞分,他们会非常强力个别要求打造特殊功能。相对剥夺其他市场产品开发的资源。
 
  不愿早一点放弃已落后的软件作业系统Symbian,原因在于,除Symbian曾在市场有近8成的成功纪录外,其另一个关键是,诺基亚就是靠软、硬件一手包,才能随时需要改变设计时,又快又便宜。
 
  而这点,也是当初摩托罗拉(Motorola)败给它的理由。
 
  最后,诺基亚连翻身的希望——新作业平台MeeGo都失去。
 
  “那是2007年,iPhone推出那一年,我得到一个新的任务,去设计一个全新的作业系统Maemo。我们集中了全球最好的软件人才,大约60人。在赫尔辛基的大楼里,我们是最重要、最神秘的计划,我们被隔绝,大家不能接触我们,我知道有些事将发生(Something is coming)。”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诺基亚前设计主管对我说了一个故事。
 
  但是,当2009年诺基亚做了组织改组后,情况开始出现变化。
 
  诺基亚把设计团队分成两块————装置与服务,“两边软件的看法不同,一个要用QT,一个用Webkit。”于是,就在琢磨哪种技术的风险较低时,Maemo整个开发行程大延。
 
  “为什么没有主管可以跳出来强势主导?”我问。
 
  “管理的主管罩不住技术的。他关心value,他关心figures(数字)他不关心产品。”他回答。
 
  “你看这张照片,”他把电脑打开,照片里,有六个人围着在一起。
 
  “这是iPhone第一次出现在诺基亚大楼,大家第一次去解析它。”
 
  “这些人呢?”我随口问。
 
  “有三个已经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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