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处抛人间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玉茗 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
我在《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台北:允晨,一九九五年)书中指出:“这里展示的无奈心境是很突出的,而且正是因为无奈,才借着文学艺术的想像来排遣,来稳定他不平静的心理状态。显祖希望借着对‘情’的描绘,创造一个真挚的理想世界,以美好想像的升华取代人世真实的龌龊。他笔下的杜丽娘就是‘情之至’的化身,也是他艺术想像所能推展的极致。假如艺术想像是心理实存的投射,则想像的美好世界或许也有其超越的真实性,那么,杜丽娘的创造就不只是罗汝芳批评的‘泮涣悲歌’,而是与‘性命’意义有关,趋近于不朽的追求了。”
《牡丹亭》能够给人强烈的感染,最主要的力量,来自作者对人类追求自由、幸福、理想的执著与讴歌,而非由于剧本辞藻华美,更不是才子佳人屡经波折而终能团圆的曲折情节。才子佳人大团圆这类情节,在明清传奇中很多,有的更为曲折离奇,花样翻新,并不令人感动。《牡丹亭》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启示是,人要追求幸福,要认识自我主体,要为了理想不惜身家性命,不畏生死的考验。
汤显祖塑造了一个光辉亮丽的杜丽娘,她百折不挠,坚定不渝,不畏艰难险阻。在她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了显祖对人性光辉的信念,看到心性之学的“赤子良知”如何绽放在春光明媚的想像世界。显祖一生所坚守的人格尊严,抵拒浊世污染的“掩门自贞”,捍卫真理、不畏 强权的抗疏行动,以及挂冠求去、归隐田园,都与杜丽娘的“情之至”一脉相通。
长期以来,妇女是最受《牡丹亭》感染的读者与观众。杜丽娘的世间处境,展现了明清妇女共同经历的心理挫折及对人生幸福的憧憬。她令明清闺阁中人感动,不但因为她吐露了内心的情怀与对幸福的憧憬,还敢于起而行,走入梦的世界,去追求梦中情人,去实现她对幸福与快乐的向往。梦醒之后,她并不甘心放弃理想,还要去“寻梦”,还把自己的生命投入理想爱情的追索,为“情”而死,而且“虽九死而未悔”,在冥界也不曾忘情,终能因情痴而冲破生死界限,还魂复生,实现了理想的幸福,与梦中情人结合。
对明清妇女来说,杜丽娘的还魂情节当然是不实际的,无法模仿。但杜丽娘的执著与百折不挠的信念,却是当时妇女内心向往的最鲜亮榜样。社会环境不容纳,道德规范不允许,但妇女的内心世界里,幸福的想像却可以翱翔,可以像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那样去经历美好的憧憬。“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就算此生无法得到,或许,还有来生吧?
汤显祖在塑造杜丽娘角色时,除了考虑到当时的妇女社会处境,还想到自己一生所处的时代困境。现实中有太多的压制与桎梏,有太多悲惨与不平,只有通过意识的拓展,通过想像世界里的追求,才能在梦中实现理想的幸福。这是不是缘木求鱼,这是不是自相矛盾?这到底是不是完全的虚幻与自欺?还是在真幻之间追索一条未来的道路?汤显祖在《牡丹亭还魂记题词》中,这样说过:“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艺术的理想,使他看到了青春亮丽的未来,为了筑一条路,他写了《牡丹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