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脸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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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桌人在吃烧烤，其中有三个人不小心将酱汁沾到脸上，大家都能看到别人的脸但不知道自己的。出于礼貌各人都默不吱声，也不敢露怯去摸自个儿的脸。这时候女招待进来说：“这里有人脸脏了，请他自己擦了。”连说两次都没人反应，到了第三次，刚好是这三个人明白过来，把自个儿的脏脸擦了。问：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问题是 1953 年 Littlewood 书中一个例子的变种，中文称为“脏脸博弈”。其他诸如帽子颜色，眼睛颜色，一个村庄的惨案等等都是这个问题的变种，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这类问题逻辑上比较绕，需要有很清晰的头脑才能想通。我看过的解法都没把道理说透。直到学了“公共知识”的理论才想通了。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女招待的话包含两个内容。一是：至少有一个人脸脏了。二是：要求知道了的人自己出来承认。这一桌人都不傻，都会根据女招待的话和大家的反应去推测自己的状态。

女招待说后，“至少有一个脸脏了”这个判断就成为大家的公共知识，谁都可以用它来进行推断。这时候大家想：如果只有一个人脸脏了，那么这个脏脸的人会看到别人全是干净的脸，他就该明白这个脏脸人是他自己了。女招待说了一次后，他就会马上把自己脸给擦了。女招待说了一次后没人行动，这说明原来的假设不对了，这脏脸的人至少得有两个。

大家都是聪明人，我知道这推断，你也知道这推断，我知道谁都知道这推断，谁都知道我知道这推断，。。。，一句话，这“脏脸的人至少有两个”也成了公共知识，大家都可以用来推测别人的推断。好了，如果只有两个脏脸，那其中一人只能看到一个脏脸，他就该明白自己也是脏脸。女招待催促第二次后，他俩会乖乖地把脸擦了。还没人出来认账，说明这脏脸的人至少有三个。

当这三位脏脸的老兄，在现实中只看到桌上两个脏脸时，就会在女招待第三次催促时把脸给擦了。至于桌上的其他人，知道至少有三个脏脸时，他们看到的是三张脏脸，正在忐忑不安地看别人的反应，还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脏脸。到了这三位脏脸的老兄擦了脸，其他人就明白了原来自己的脸不脏，不然这脏脸的老兄看到的也是三张脏脸，就不会推断出自己的脸脏。依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 N 个脏脸人的情况，他们都会在女招待第 N 次催促后明白过来。请注意，这桌中可以有任何数量脸没脏的人。

举例

有个村子有100对夫妻，村里有一个奇特的风俗：每天晚上，村里的男人们都将点起篝火，绕圈围坐举行会议，议题是谈论自己的妻子。在会议开始时，如果一个男人有理由相信他的妻子对他总是忠贞的，那么他就在会议上当众赞扬她的美德。另一方面，如果在会议之前的任何时间，只要他发现他妻子不贞的证据，那他就会在会议上悲鸣恸哭，并企求神灵严厉地惩罚妻子。如果一个妻子曾有不贞，那她和她的情人会立即告知村里除她丈夫之外所有的已婚男人。这个风俗虽然十分奇怪，但是人人遵守。
　　事实上，每个妻子都已对丈夫不忠。于是每个丈夫都知道除自己妻子之外其他人的妻子都是不贞的女子，因而每个晚上的会议上每个男人都赞美自己的妻子。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位传教士。传教士参加了篝火会议，并听到每个男人都在赞美自己的妻子，他站起来走到围坐圆圈的中心，大声地提醒说：“这个村子里至少有一个妻子已经不贞了。”
　　在此后的99个晚上，丈夫们继续赞美各自的妻子，但在第100个晚上，他们全都悲鸣恸哭，并企求神灵严惩自己的妻子。
　　这是一个有趣的推理过程：由于这个村里的每个男人都知道另外的99个女人对自己的丈夫不忠，当传教士说“至少有一个妻子不贞了”，由此并不能必然推出这个“不贞”的女人是自己的妻子，因为他知道还有99个女人对自己的丈夫不忠。
　　于是这样的推理持续了99天，前99天每个丈夫不能确切怀疑到自己的妻子。而当第100天的时候，如果还没有人恸哭，那表明所有的女人都忠于自己的丈夫，而这显然与“至少有一个妻子不贞”的事实相悖。于是，每个男人都可确定地推理出来自己的妻子已经红杏出墙，于是，总体的推论结果便是：这100个妻子都出轨了。
　　传教士对“至少有一个妻子不贞了”这个事实的宣布，似乎并没有增加这些男人对村里女人不忠行为的知识，他们其实都知道这个事实。为什么100天后他们都伤心欲绝呢？根源在于共同知识的作用。一件事一旦在某个群体中成为共同知识，则从任何一个个体出发，他对这件事的理解都已达到了与这个群体的完全统一。
　　传教士的宣布使得村子里的男人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本来“至少一个妻子不贞了”对每个男人都是知识，但不是共同知识，而传教士的宣布使得这个事实成为大家的“共同知识”。
　　“公共知识”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逻辑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之后经过逻辑学家辛迪卡以及博弈论专家阿曼等人的发展，现已成为逻辑学、博弈论等学科里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
　　所谓“公共知识”，是指某一个群体的知识，也就是一个群体人们之间的对某个事实知道的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事实都是公共知识，比如，人总会有一死、地球绕着太阳转，对于这些事实，人所共知，你知道的，别人知道，别人知道的，你也知道。公共知识在我们日常对话和交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既是人们进行交流和对话的起点——从已知的公共知识入题，也是交流和对话的终点——形成新的公共知识。
　　假设一个人群只有甲、乙两个人构成，两人均知道且相信一件事实P，那么，我们就可以说P是甲、乙的知识，但此时并不能说P就是他们的公共知识，只有当甲、乙双方均知道对方知道P，并且他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知道自己知道P，这时才可以说P成了甲、乙之间的公共知识。
　　如果这个群体是由多人组成的，就不单指任意两个人这样一个双方“知道”某件事实的过程，还指群体当中每个人知道该群体的其他人知道这个事实，并且其他人也知道其他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事实，脏脸博弈是一个无穷的知道过程。
　　在生活交际中，共同知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只不过多数时候我们并没有留心而已。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小王决定做一个体检，在经历抽血、B超等多方位检查后，发现有一项“屈光不正”需要去眼科诊疗。花了8元钱的挂号费后，根据指引去做光学检验。原来，“屈光不正”就是近视眼。“屈光不正”是医学工作者的共同知识，但小王并不清楚这样的知识，以致让自己多花冤枉钱。
　　由此可以看出，没有共同知识，会给整个社会增加许多沟通成本。对于我们而言，多掌握一些共同知识，脏脸博弈对于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假设一个老师教3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脸上有泥巴，而每个孩子不知道自己脸上有没有泥巴，如果老师说，你们3个人中，有的脸上有泥巴，有的没有，那么这些孩子是如何做出判断的呢？

这里我们用到一个词汇：公共知识。这里的公共知识是什么呢，首先，每个孩子都有逻辑推理能力，孩子看不到自己脸上是否有泥巴，孩子们都相信老师的话。

那么判断是如何做出呢，假设这3个孩子里只有一个人脸上有泥巴，那么他看到其他两个孩子脸上都是干净的，会立刻判断出自己脸上有泥巴，而另外两个孩子都不能确定自己脸上是否有泥巴，所以在判断时犹疑不定，拿不准主意了。

但如果假设这3个孩子中有2个孩子脸上有泥巴，那么结果就将发生微妙的变化，如果这时老师说，知道自己脸上有泥巴的同学请举手，这个时候由于两个脸上有泥巴的孩子都不能确定自己脸上是否与有泥巴，所以会犹疑，而当所有人都未举手时，这两个有泥巴的孩子会立刻判断出自己脸上也有泥巴，因此到等到老师问第二次的时候，这两个孩子都会举起手。

分析

“公共知识”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逻辑学家刘易斯提出的，之后经过逻辑学家辛迪卡以及博弈论专家阿曼等人的发展，现已成为逻辑学、博弈论等学科里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
　　所谓“公共知识”，是指某一个群体的知识，也就是一个群体人们之间的对某个事实知道的关系。公共知识，比如今天下雨，甲乙两人都知道这个情况，但这并不是公共知识，真正的公共知识包括：甲明白乙知道今天下雨，乙也明白甲知道今天要下雨；并且甲要明白乙知道自己知道今天要下雨，乙也要明白甲知道自己知道今天会下雨。只有具备以上条件，甲乙二人的公共知识才是“今天下雨”。也就是说，双方对某一件事必须达到相互间的完全了解，才能说这一事物是二人的共识。

“知识”是指包含事实，拥有的人理解它，并相信它的事件。但是“我知道，你知道，大家都知道的知识”并不就是公共知识。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个知识，尽管事实上你是知道的。所以我不能用“你知道”这个知识的事实作为根据来推理。同样，这时你也不知道我有这知识，也不能据此来推测我是怎么想的。所以“我知道，你知道，大家都知道的知识”只是“彼此的知识（ Mutual Knowledge ）”，彼此的知识不能用来推理，因为即使你事实上已经知道了，而且大家都是理性的人，但不了解你是否知道，我怎么知道你会怎么想呢？用想当然来猜测别人知道些什么，依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和推断是不可靠的，这也是世界上许多错误的根源。要借用对方的看法来推理，我必须知道：你知道了什么。记为“我知道（你知道的知识）”。我从你的角度来推理，我想象中的你所用的知识，不是实际上的你所知道的知识，而是“我知道（你知道的知识）”。别人想知道我的逻辑推理，根据的是“你知道（我知道的知识）”，如果是多人各自从对方的角度推理就必须根据“每个人知道（其他人知道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就叫做“二阶彼此的知识”。如果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二阶彼此的知识，其中包括诸如“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知识））”和“张三知道（李四知道（王五知道的知识））”等等各种组合，有各种三重的“知道”，这叫三阶彼此的知识，就可以用来进行三层从对方角度的推理。这阶数一直加到无穷的知识就叫做“公共知识”。公共知识是无穷阶彼此的知识。在博弈研究中原来大家对博弈者有否公共知识是很马虎的，自从1976年Aumann在他的《AGREEING TO DISGREE》论文中强调公共知识对相互理解的重要性后，这个概念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两个博弈学者R. Aumann和K. Binmore 长达几十年关于Backward Induction需要什么知识的争论，也促进了Aumann等人将公共知识公理化严格化。近十年来公共知识已经成为认知科学的基础，进而成为许多学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