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一线城市的程序员们后悔了吗?这里有一些真实的打工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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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程序员的职业生涯有些迷惘的不妨来看看

互联网红利时代的悄然落幕,以写代码为生的一些职场人,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过去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互联网从业者在北上广深杭这些城市之间流动,比如从北京这种房价比较高的城市,向杭州这种有房价优势的城市流动。”互联网招聘平台拉勾联合创始人鲍艾乐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但最近几年,她发现一些从业者开始大量从北上广深杭向其他二三线城市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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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行业的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期,即便在北上广深杭这样互联网产业发达的城市,新晋“打工人”也很难迅速积累财富。

“互联网行业刚刚爆发时是带有光环的,这很像20年前的外企,很多程序员可以靠频繁跳槽获得高薪,企业也愿意为这个泡沫付钱,但现在这种溢价少了,大家都渐渐回归到生意的本质。”鲍艾乐说。

另一个趋势是,二三线城市对于码农的岗位需求在增加。根据职场社交平台“脉脉”发布的《2020人才流动与迁徙报告》,中国IT互联网产业正在向二线城市扩展,所需岗位也从测试、运维等基础技术岗位,向产品研发等核心岗位倾斜。在厦门、珠海、南京等城市,高级JAVA开发工程师、前端开发工程师、C++开发工程师等岗位的需求量都排在首位。

更重要的是,在很多二三线城市,互联网行业的边界已经被打开,一些深受“996”“007”之苦,同时很难晋升到管理岗的码农会意识到,自己大可不必局限于租房敲代码的生活,他们可以将学到的互联网思维用在任意城市的任意行业。至于工作技能,那就更不必担心,因为从一线城市积累的经验,可以让他们“降维打击”。

然而,多位从一线“转战”二三线城市的程序员向《第一财经》YiMagazine坦言,现实并没有想象得简单和轻松。虽然物质层面的生活压力变小了,但想要适应二三线城市的新工作环境并不简单,他们多少都经历了技能需求、职场沟通、职业规划上的“水土不服”,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人还萌生了再次回到一线城市的想法。

那么,当面对是否要回到二三线城市的抉择时,程序员应该如何选择,几位“过来人”的真实经历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01

岗位相同,但环境可能会“截然不同”

从动机来说,一位职场人从一线回到二三线城市的原因,大多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关键词:生活成本,精神压力,家庭和爱情。程序员们也不例外。

赵祺钧是较早一批从一线转战二三线的程序员,2004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一家消费类电子企业的总部上班,地点在广东省惠州市。这份工作持续了4年,互联网浪潮来临后,由于惠州距离深圳不过90多公里的车程,因此赵祺钧和很多想要“拼一把”的年轻人一样,跳槽到深圳一家风头正盛的通信技术公司上班。但这份工作仅仅维持了2年,他便再次回到惠州。

“最主要的原因是妻子怀孕了。”赵祺钧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当时他也有另一个选择,就是让妻子过来深圳安家,但那时深圳的房价对他来说太高了,坂田的万科城已经接近1万,是惠州的三倍。已经在惠州置业的他,决定回去。

2010年,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红利刚刚开始,阿里巴巴已经推出淘宝商城,百度的网页搜索市场份额即将突破80%,腾讯QQ的最高同时在线用户数突破1亿,华为超越了诺基亚西门子和阿尔卡特朗讯,成为全球仅次于爱立信的第二大通信设备制造商。

赵祺钧做出这样“急流勇退”的选择并不容易,他所在的部门是信息管理部,负责公司的信息化系统建设。过去两年里,他非常适应公司倡导的“狼性”文化,离职之前,领导还正在计划派他去欧洲一起开拓市场,这对收入和岗位晋升都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但陪伴小孩成长更重要,这不是钱的事。”赵祺钧说。幸运的是,惠州的老东家依然有相关的岗位空缺,这让他不必在IT岗位本不充足的城市重新寻找工作,只是薪酬降了30%。

需求不足、岗位不对口、收入低曾是很多程序员考虑去二三线城市的顾虑点,然而最近几年,互联网红利已然下沉到更低线城市,不少大厂也在二三线城市设立了分公司,想找到一个对口岗位,已经变得容易多了。

徐跃便踩中了这样的“红利”。2017年以前,他在杭州华为工作了3年,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就在他刚刚拥有车牌和购房摇号资格时,一位猎头找到他,称他的家乡浙江金华有一家“独角兽”游戏公司正在招人。想到有机会离身体状况欠佳的母亲、异地恋的女友更近一点,他第一次动了回家的念头。

徐跃是一个保守的人,他只身回到金华参加面试,并没有告诉家人。虽然只是一次面试,但下火车、坐上公交车的那一刻,他瞬间感到了不舍:“毕竟习惯了杭州的繁华,而且想到我身边最最优秀的人脉,也都在杭州。”

入职不久,落差感更加明显。在金华的公司里,员工基本各自操作一个模块,之间沟通需求的效率很低,没有明显的“团队感”,更令他不适应的是,除了沟通交互、测试外,同事之间很少探讨工作之外的技术话题。

除了分工、协作等工作方式的不同,一些管理规则上的差异,也会让追求高效的程序员难以适应。

两年的深圳大厂生活,让赵祺钧多了很多对照视角,他坦言自己回到惠州的头半年,时常会产生“看不惯”的情绪。

在深圳的公司,信息管理部的技术团队会被分成一二三级,当业务部门发来需求时,一级团队解决不了的会过滤给二级团队,如果再解决不了,则会过滤给三级团队,这样能够提高解决问题的精确度和满意度。然而在惠州的公司,IT部门的人员分组是“粗放”的,因为统共不到50余人,技术人员随时会被业务部门的各种问题打断。

“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可能是真的问题,有一些可能根本就不是问题。”赵祺钧说。

其实不管是IT岗位还是其他岗位,一线相比二三线城市,在人才和岗位数量的储备上都更为充足,人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竞争激烈、流动性也很大,这大大降低了岗位的错配率。然而在二三线城市,很多岗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流动性小,甚至一人分饰多角,同时负责很多项工作,这导致很多岗位的专业性不强。

类似的效率低下问题也体现在规则的设置上。赵祺钧回忆,在财务报销流程上,深圳的公司是假设每个员工都是诚信的,因此只要提交报销电子流,财务便会快速打款,纸质凭证可后续再补,如果发现员工作弊,就会降低他的诚信等级,取消快速报销的资格。然而惠州的公司则是假设每个员工都有可能作弊,要提交全部凭证才能报销,且财务审核的过程十分冗长。

虽然赵祺钧很快调整心态接受了这样的现象,但显而易见的差距,为他后来决定辞职创业埋下了伏笔。多位有相似经历的码农都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表示:“到了这你会发现,写代码不累,和同事沟通,理解技术需求,反而更累。”

02

生活压力小了,但职场焦虑没有消失

虽然二三线城市的竞争并没有一线城市激烈,但程序员也无法回避一名技术人员的职业规划问题。需要警惕的是,在一线城市勾勒的职业规划,可能并不适用于二三线城市,选择公司的逻辑也不能按照以往的惯性思维。

郭剑辉就吃过这方面的亏。他的前几份工作经历都在杭州、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且都是互联网大厂的开发岗,在北京,他还曾进入一家做教育的创业公司。2018年,出于和父母子女团聚的考虑,郭剑辉打算回到老家济南生活,但“转移”的过程花费了他漫长的3个月时间。

用他的话来说,济南是一座缺乏互联网基因的城市,这里的传统行业居多,几家公司沟通下来,他发现这些公司的开发项目大多采取“外包”形式,老板对开发的需求描述甚至都不明确。因此,后来郭剑辉不再考虑一些上了规模的企业,而是想找一家能一起成长的创业公司。

“如果现在让我重新做这个选择,可能会截然不同吧。”他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但遗憾的是,最终他没有找到这种理想中的“小而美”的公司,权衡各方条件后,他选择了一家待遇相对较高、对公司愿景比较认同的创业公司,担任技术负责人。

让郭剑辉一度有些苦恼的原因是,在这种二三线城市的创业公司,一位技术负责人想要有好的职业发展,除了技术好之外,还需要更多的“软技能”。比如他要和市场人员一起写方案、拿项目,和B端和G端的客户直接对接——在大公司,这更多是市场部、产品部才需要深度参与的内容,郭剑辉此前并不擅长。

造成这种定位差距的原因是,一些二三线城市缺乏优质高校,因此IT技术人才的供给很少,从而缺乏以技术为驱动的公司,更多是解决软件服务的场景,工作内容也是“项目制”的。在技术壁垒不高的情况下,公司为了生存,就需要花更多时间打理关系,从而拿到项目。

“了解招聘市场的人会知道,一线城市有大量To C的互联网产品,需要人们擅长处理高并发等技术问题,并且不断迭代;而二三线城市更多需要的是做软件系统的人,是To B的,对于程序员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才模型。”鲍艾乐说。

在她看来,去二三线城市找工作之前,程序员们最好先充分了解当地的产业现状,可优先选择本地“优势产业”,比如成都的游戏类企业,珠三角地区的软件类企业,以及江浙沪的电商、直播类企业。此外,大国企的信息化部门也是一个稳定系数比较高的选择。

不过郭剑辉提到,像他这样在一家非一线城市的创业公司工作,没有24小时oncall和被996、007支配的恐惧,精神压力也小了很多。

“二线城市很难碰到一个有海量用户的场景,流量也没有多大,甚至都不会出现高并发的现象,你不用拼命抢占市场、争夺用户资源,所以开发人员的压力小,更容易实现WLB(work life balance),这也是很多中年互联网人不惜奋斗到头发掉光而追求的生活状态。”虽然他有些遗憾自己没有像一些技术专家一样在技术领域持续深入,但作为一家创业公司的技术负责人,他已经摆脱了码农的35岁失业恐惧,在公司里建立起自己的技术体系,从“吃青春饭”过渡到“事业”上。

“技术”是行业从业者普遍存在的焦虑。对于身处二三线城市的程序员来说更是如此。一线城市的互联网公司通常也是技术牛人的聚集地,无论是公司内部讨论还是民间的交流活动,IT气氛都比二三线城市浓厚,同时二三线城市的生活节奏更为安逸,因此不少程序员也会丧失探索新技术的动力。

然而,如果放松对新技术的学习,二三线城市的程序员也很可能会遭受从一线城市来的“后浪”的降维打击。

为了避免掉队,很多程序员会通过社群、知识付费等方式,让自己的技术进步速度和一线城市看齐。“其实学习这件事和城市无关,现在上班时间少了,反而有更多时间看书,研究新技术,在一线城市,你可能光忙着写代码搬砖了。”徐跃说,同时让他欣慰的是,最近几年金华陆续建成了多个科技园,阿里、百度的运营团队也在其中,让这里IT气氛多少有些改善。

03

有人回到一线城市,有人成了“斜杠青年”

一个必要的心理准备是,来到二三线城市要做好克服“失落感”的准备——不那么高效的工作流程,不那么创新的技术,不那么野心勃勃的公司愿景,与不是大牛的人共事,锐减的薪酬和福利,以及不那么“酷”的生活圈子。

“尤其对于程序员,回老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选择,而是一系列的组合选择,要调研好是否有匹配的岗位,如果需要团队协作,还要看当地有没有这个环境,生活层面也要考虑,虽然都说二三线城市岁月静好,但你去了以后是否真的‘静’得下来。”鲍艾乐说。

对二三线城市的种种水土不服,也让一些码农“逃回”了一线城市。

郭剑辉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案例——某公司用几个月的时间挖来一线城市某大厂的总监,仅猎头费就高达数万元,然而半年不到,这些总监就陆续离职回到一线城市,他们无法适应薪资待遇、公司气氛和工作方式上的落差,这与他们的职业规划不符。

赵祺钧也遇到了类似的职业瓶颈,那是在2015年,他已经在公司的信息管理部做到中层。“到了中层后,你会发现很多公司的结构性问题,一些自上而下传递下来的东西,你明明知道那是错的,但还是要去执行,就会觉得很荒谬。”

于是,赵祺钧决定和另外四名同事一起出来创业,对接一些企业的IT系统建设需求。然而几位技术背景出身的人,都不谙熟销售之道,这让他们新公司几度陷入“接单难”的境地。同时,惠州的IT技术人员,尤其是前端开发人才匮乏,几位创始人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招聘。这些新技能的“get”,本不在赵祺钧的职业规划中。

徐跃也获得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职业发展,如今他已经晋升为架构师,是项目组里后端开发的骨干,不过他今年的目标是,把自己培养成一名“斜杠青年”。

工作之余,徐跃正在尝试将学习到的IT知识输出到一个名为“程序员小跃”的公众号上,这个动力很多来自于在大城市里搞副业的小伙伴,比如他看到一位杭州的程序员会利用周末时间当西湖的导游。还有的人在二三线城市做着制作短视频的副业,或者利用大城市的技术积累,为一些小公司提供技术咨询服务。这些“兼职”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还能提高生活的充实感。

不过,徐跃依然会劝身边有回二三线城市想法的程序员,谨慎再谨慎。“《三十而已》中的王漫妮就是个例子,在大城市生活久了,很多潜移默化的习惯是你意识不到的。”他说。

今年上半年,赵祺钧的公司已经发展到20余人,他刚刚在惠州购入了一套2万元/平方米的学区房。有趣的是,作为公司的研发和产品负责人,他又恢复了早8晚8、大小周的工作节奏,甚至还打算在明年转去销售岗尝试一段时间,挑战自我。

赵祺钧发现,在他的朋友圈里,有不少过了30岁的程序员会思考去压力更小的城市生活,其中不乏有人转行考公务员,或者用一线城市攒下的积蓄做点小生意。不过他会建议年轻的IT工作者最好多去一线城市打拼几年,这样在二三线城市才会有更多的选择。

“有的人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然后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他们的每一步都是非常坚定的。但也有人在一线城市工作,觉得压力大、买不起房,回到小城市又不甘心,害怕没什么机会,所以来回做权衡。如果你会这么去想的话,那就表示你是像我一样的普通人了。”赵祺钧说,“而我们有能力做到的,就是不为自己的人生设限。”

文章转自第一财经杂志,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84751946266896245,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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