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ants across cultures in the face and emotion[论文翻译]

Constants across cultures in the face and emotion[论文翻译]

不同文化在面部表情和情绪上的差异

EKMAN P.Contacts across cultures in the face and emotion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1,17(2):124-129.

原文链接

摘要

  这项研究解决的问题是，是否任何面部表情所表达的情绪都是普遍的。最近的研究表明，所有文字文化总是将相同的情绪概念与相同的面部行为联系起来，但至少在某些面部表情所表达的情绪并不是普遍的。这些文化的面部表情对比已经被一些大众媒体用相同的展示显露出来，这也许教会了不同文化的人们去认识其他文化独特的面部表情。为了证明对文字文化接触最少的无文字文化会像东西方的文字文化一样，将相同的情绪概念与相同的面部行为联系起来，我们在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北方岛屿）收集了数据——通过对受试者讲述一个故事，然后向他们展示三张脸，并要求他们从中选取一张与故事相适应的脸。所得到的结果为假设提供了支撑证据，即特定的面部肌肉模式与离散的情绪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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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时间且时而激烈的争论未能证明面部行为与情绪的相关性，是人类普遍的，还是每种文化所特有的。达尔文（1872）在他的进化论的基础上假定了面部行为的普遍性。奥尔波特（1924），阿希（1952），和汤姆金斯（1962,1963）也假设了面部行为情绪的共性，尽管每位笔者都为自己的期望提供了不同的理论基础。文化特定观点认为，面部表情与情绪是通过文化上不同的学习开始联系起来的，该观点在克林伯格（1938）关于中国文学中描述的面部行为与西方世界中与情绪相关的面部行为有何不同的描述中得到了支持。近期，博威斯特（1963）和拉巴里（1947）辩论反对情绪面部行为共性的一切可能性，并举出了大量不同文化之间有趣的例子。
  埃克曼(1968)和埃克曼和弗里森(1969)在一个框架内考虑这些矛盾的观点，给框架区分了面部行为中的共性因素和文化个性因素。他们假设，在面部肌肉的特定模式与特定情绪（快乐、悲伤、愤怒、恐惧、惊讶、厌恶、兴趣）之间的关系中，可以发现共性。他们认为，文化差异存在于某些刺激中，这些刺激通过学习称为特定情绪的激发子，存在于特定环境中控制面部行为的规则中，存在于许多情绪激发的结果中。
  为证明假设的共性因素，埃克曼和弗里森（1969）进行了实验，其中他们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展示面部的静止图片，已确定无论观察者是何背景，相同的面部行为是否会被认为是相同的情绪。这些面部的选择是基于他们是否符合埃克曼、弗里森、和汤姆金斯（出版中）对涉及每种情绪的面部肌肉的先验描述。研究人员发现，来自巴西、美国、阿根廷、智利和日本的受过大学教育的受试者，会将相同的面部与相同的情感词联系起来，像来自两个尚无文字的文化（婆罗洲的沙洞和新几内亚的法尔）且广泛接触西方文化的受试者一样，尽管后者结果并没有前者明显（埃克曼，索伦森，&弗里森，1969）。Izard(1968,1969)，用自己的面孔独立工作，获得了其他七个文化语言组的比较结果。
  当这些研究员说他们的结果可以作为面部行为共性的证据时，他们解释值的商榷。因为他们所用于对比的所有文化都曾铺管在一些相同的大众媒体面部行为画像中，这些文化的受试者可能已经学会去辨别相同的习俗，或熟悉其他文化面部行为的差异。
  为克服之前所述结果的一些困难，有必要证明与文字文化接触最少的文化对面部行为的解释与这些文化显示相似。本文的目的就是测试，曾被选中确认视野上最离群索居的无文字文化的受试者能够和东西方文化的受试者一样，在同样的面孔上识别出同样的情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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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们对新几内亚东南部高地的法尔语言文化组进行了研究。直到12年前，这还是一个孤立的，新时代的物质文化（Gajdusek，1963；Sorenson & Gajdusek,1966）。而如今，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已经和传教士、政府工作人员、销售商和美国科学家有了广泛的联系。只有达到筛选标准的人，即除有少量机会学习去模仿和识别独特西方面部行为的人之外的所有人，都被招募到这个实验中。该标准使得受试者能够全面学习一些外国面部情绪表达的情况变得十分不可能，所以他们的判断会与那些文字文化的受试者没有差别。这些被选中的人从未看过电影，不会说也不理解英语或者洋泾浜，没有在任何西方殖民或管辖城镇生活过，并且从未为高加索人工作过（据他们自己所说）。189个成年人和130个儿童，有男有女，达到了这些标准。该样本由该文化中的成员的3%组成。
  数据的收集来源除了这些更离群索居的南法尔人，还有该文化中与西方人接触最多的成员。这些受试者全部说英语，看过电影，住在西方殖民或管辖的城镇，并且在教会学校或政府学校学习超过一年。23个成年男性达到了标准，无任何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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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任务

  在一项一年前对该相同文化背景的成员的初步研究中，尝试了许多不同的判断任务。最西化的受试者不能从一份打印的情绪术语表中选出一个与照片最合适的术语，因为他们不识字。当这个列表和照片一起重复给他们时，他们似乎很难记住这个列表。之后，他们对于将英语直译为南法尔语是否能够恰当地传达特定情绪概念的意义持有疑问。要求受试者对一张图片中所展现的情绪编造出他自己的故事并没有很成功，尽管问题不同。受试者认为这是项非常困难的工作，重复检测是必要的，并且过程开始变得冗长，受试者开始变得不情愿。
  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决定采用一种类似于Dashiell为幼儿开发的任务。Dashiell向孩子展示三张图片的同时讲述一个故事，并让孩子指出故事描绘了哪个人脸所展示的情绪。在文字前文化中这个判断任务的优点是：
(a) 译者复述的精心编写的故事，可以记录下来，并进行核对，以便准确地翻译；
(b) 这项任务不需要阅读；
(c) 受试者不需要记忆情感术语的列表；
(d) 受试者不需要讲话就能给出他的答案；
(e) 不需要完美的情感词汇翻译，因为故事会帮助提供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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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故事

  除了关于恐惧和惊奇的故事，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故事都是从在初步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故事中挑选的。为确保每个故事都与法尔文化中的一个情绪相关，他们都非常谨慎，并且该文化的成员对这种情绪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因为实验对象因恐惧和惊讶所讲出的故事未能达到标准，这些作者基于该文化下他们的经历，为这些情感创作了故事。使用的故事如下：
  快乐：他（她）的朋友来了，他（她）很开心。
  悲伤：他（她）的孩子（妈妈）死了，他（她）感到很难过。
  生气：他（她）很生气；或者，他（她）很生气，准备打架。
  惊奇：他（她）现在正在看一件意想不到的新东西。
  厌恶：他（她）正在看一件他（她）讨厌的东西；或者，他（她）正在看一件难闻的东西。
  恐惧：他（她）正独自坐在他（她）的房子里，并且村里没有人。房子里没有刀子，斧头，或者弓箭。一只野猪站在房子的门口，并且这个男人（女人）正看着野猪，并很害怕，这头猪没有离开门口，他（她）担心这头猪会咬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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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和情绪

  所研究的六种情绪被不止一名研究员发现，可以被任何一种文字文化辨别。（对比Ekman, Friesen, 和Ellsworth, 出版中，来回顾一下研究结果）。在对一种以上文化进行的研究中，超过70%的观察者认为，用于显示六种情绪的面部行为的照片显示了它要表示的情绪。这些样本既包括了故作的行为，也包括了自发的行为，被Ekman和Friesen(1968)，Frijda(1968), Frois-Wittmann(1930), Izard(1968), Engen, Levy, 和Schlosberg(1957), 和Tomkins和McCarter(1964)。使用了40张24个不同刺激对象的照片，有男有女，有大有小。这些照片为3*5英寸，裁剪得只露出脸和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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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照片试验

  一个项目包含一个情感故事，一个恰当的照片（其中展示的面部行为合乎故事的描述）以及一至两张不正确的照片。成年受试者每张正确照片就给出两张不正确照片；儿童则仅给一张，因为刺激源副本缺乏。
  由于可用照片数量的短缺，也取决于受试者的时间，并不是所有可能的正确和不正确的照片组合都被测试。反而，受试者被要求对情绪进行一些可能更难的区分。在至少一张不正确的照片显示的情绪，是过去在文字文化研究中发现的最常被误认为正确情绪的情绪。例如，当生气作为故事描述的一种情绪，不正确的选择，包括厌恶、恐惧、或悲伤，常被误认为生气。试验中，正确和不正确照片中的刺激人的年龄和性别为保持不变。
  没有受试者被给予所有的情感区分，因为刺激源太少，任务时间太长。反而，来自不同村庄的受试者需要一些相同和一些不同的区分。受试者被展示6至12组照片，但是没有一组以上的图片出现在任何一个特定受试者面前。一个受试者任务包括辨别至少三组不同的情绪；配合正确和不正确的照片，听相同的故事至少一次，并需要辨别不同的情绪。例如，愤怒的故事可能配合愤怒照片A，悲伤照片B，和恐惧照片C；相同的故事可能会对相同的受试者再读一次，但是配合愤怒照片D，厌恶照片E，和惊讶照片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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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两人团队指导这个实验。南法尔部落中的一人招募的受试者，解释任务，并读被翻译的故事；一个白人记录这些受试者的反应。三个这样的队伍在一个村庄中操作一次；一个队伍由一个男性白人和一个成年男性受试者一起工作；另外两个由女性白人带领的实验和成年女性受试者以及儿童一起工作。在大多是情况下，几乎每个村庄的所有村民都在3小时内参加了实验。
  译者进行了大量的时间和解释。他们被告知没有正确回应，并被劝阻不要催促。重复实验的进行是为了确认译者一直用一种方式重复故事，抵制住修饰的念头。抽查磁带录音和反向翻译，证实这是成功的。这些知道正确回应的白人，把脸从受试者身上移开，低头看他们的记录册，以减少不知情的实验者偏见带来影响的可能性。数据分析没有揭露出不同译者的回答存在系统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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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男性和女性受试者之间没有差异，并且在文字文化数据中也没有发现不同。然而，在新几内亚组，女性对于参加实验更为抵触，被大多数外来者认为与白人的接触比男性少。每个受试者正确回应的数量分为男性和女性以及大人和小孩进行计算。t测试是没有意义的；趋势是妇女和女孩的表现更好。数据显示，在对特定情绪区分上，男性和女性没有系统性的差异，也不与照片上的刺激人性别有关。在后文的分析中，男性和女性的数据会被整合。
  表格1显示了最西化成年人对每个情绪分类的结果。在每行中，是计算得出的，对三种情绪之间的特定分类给出正确回答的受试者的百分比，无论用来代表三种情绪的照片是否不同，都显示出特定的判定。在每行中，每个受试者仅提供一个回应，并且因为回应的总和都是从独立的总体分离出来。然而，行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根据他要求制作的特定分类，来自给定主题的数据存在于不同行中。如果一个受试者组被要求从其他两种情感中不止一次地辨别同样地情感，表中仅包含一个随机选择的回应。

表一

表2

  假设概率表现为三分之一的二项显著性检验表明，除了惊讶恐惧外，所有的判别（行）都在显著水平上选择了正确的面孔。有两次，没有区分出惊讶和恐惧，有一次，选择惊讶比选择恐惧的多，尽管这个故事旨在描述恐惧。假设概率为二分之一的二项检验（一个更加保守的检验，证明在一组三张照片中，是否存在一张明显是错误的照片），除了惊讶恐惧外，所有的判别仍然在显著水平上。
  最西化成年男性的结果几乎与表1中最不西华的成年男性和女性报告的结果完全相同。计算每个受试者所做出正确回应的数量；t实验中最西化与最不西化的受试者没有显著差异。此外，唯一一次选择正确图片失败是恐惧被辨别为惊喜时。
  表2展示了孩子们的结果，以类似的方式制表和测试。孩子们为所有的辨别选择了正确的面孔。通过一个监督，一个成年人无法做到的辨别——恐惧和惊讶，孩子们却可以做到。表2报告的百分比普遍高于表1，但这可能是由于给孩子的是两张照片而不是三张这样的事实，并且概率表现为50%而不是33%。用与比较男性和女性相同的步骤，将6、7岁的孩子和14、15岁的孩子做对比。没有标记出显著的差异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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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成人和孩子的结果都明确地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即特定的面部行为与特定的情绪之间的联系存在普遍性。只有一个例外，一个面孔在文字文化中得到的判断，与来自于无文字文化，又很少有机会学会识别独特的西方面部表情的人得到的判断类似。进一步证据在另一个实验中获得，即这些新几内亚人的面部行为被一些文字文化的人精准识别。在那个研究中，视觉上孤立的南法尔人演示情绪，美国的大学生从他们面部行为的录像中精准识别情绪倾向。两项研究的证据与所有面部表情表达的情绪都与特定文化有关，且面部行为是一种受文化限制的独特习俗，其他文化的人无法理解的观点矛盾。
  把从辨别和展示的研究中得出的证据否定的唯一方法，就是声称即使这些从未看过电影、说过英语或洋泾浜、从未为白人工作的新几内亚人，仍旧与西方人存在联系，并且这些联系足够他们辨别和模仿，将每种情绪与文化特别，独特的西方面部表情联系起来。虽然这些受试者与西方人有一些接触，但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可信，原因有三。首先，选择这些受试者的标志使得他们不太可能学会一套“外国”面部行为，以至于他们不仅能识别它们，而且还能够像本地人一样展示它们。第二，与白人的交流似乎对情绪的辨别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因为最西化的受试者并不必最不西化的受试者好，而且像后者一样，无法区分恐惧和惊讶。第三，通常比男人与西方人联系更少的女人，在识别情绪上也一样。
  Eibl-Eibesfeldt’s(1970)的电影支持了在一些文化中存在情绪变化常量的假说，该电影描述了在许多无文字文化中在自然背景下发生的面部行为。跨文化的面部行为和情绪的常量证据也与早期研究一致，早期研究表明盲人和视力正常的儿童的面部行为有许多相似之处（Fulcher,1942;Goodenough,1932;Thompson,1941）。与情绪相关的面部行为的普遍性可以从许多非排他性的观点来解释，这些观点由于进化，先天神经程序或学习经验在人类发展中趋于同化，无关于文化（例如，Allport, 1924; Asch, 1952; Darwin, 1872; Huber, 1931; Izard, 1969; Peiper, 1963; Tomkins, 1962,1963）。为评估不同的观点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早期发展。
  新几内亚成年人无法从惊讶辨别恐惧，能够从恐惧中辨别惊讶，从其他情绪中辨别恐惧，表明文化可能不相同的区别，但并不减损主要发现，即大多数区别是跨文化的。一个文化的经历，典型地引发特殊情绪的一类事件，也许表现出影响辨别特定的几对情感的能力。恐惧面孔也许没有被从惊讶面孔中区别出来，因为在这个文化中具有恐惧色彩的事件几乎也都令人惊讶；也就是说，另一个村庄的敌对村民突然出现，幽灵或巫师的意外相遇等。
  情绪面部行为中跨文化元素的证据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面部和情绪方面缺乏文化差异。Ekman(1968)和Ekman与Friesen(1969)表明，文化差异将会在引发一种情绪的情况中显现，在情绪的行动结果中，在特定的社会环境由面部行为管理的表现规则中。Izard(1969)同意在前因后果的事件中存在文化差异的观点，也找到了表明关于特定情绪的态度差异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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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