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中堂闲话》 2011年第一期。
第一次见到死亡是在小学四年级,那个中午,在镇医院工作的母亲突然心急火燎的来学校拽我回家,一同前来的还有我哥们的母亲,她们是同事。很奇怪的景象,在那个天热的中午,两个小孩被各自的母亲驱赶着前行,那本是充满乐趣的一条公路,我和他经常在这条路上来回追逐,路两旁高大的杨树是我们欺凌的对象,甚至,连那臭不可闻的水沟也是我们嬉戏的源头,我们都喜欢闻那好闻的汽车尾气,但是,这次,因为母亲们存在,整条路变得索然无味,她们只是催促我们快点,好像不远处有个巨大的欣喜在等待着我们,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具尸体,一具小孩的尸体,因为在路上玩耍,被汽车撞死,车轮从肚子上压过,内脏全部被积压出来,就那样躺在医院的长条凳子上,滴滴答答淌着血。似乎没有恐惧,我和哥们只看那小孩几秒钟就互相挤了挤眼,准备溜走,因为我们发现,几乎医院所有的孩子们都被自己的父亲母亲们带来了,这种盛大聚会的景象并不多见。我们的表现让母亲很失望,她揪了我的耳朵,说,好好看,以后再在路上玩就是这种下场!我再看一眼那个小孩,他躺在那里,脸色平静,没有痛苦,反倒是围观的大人们,脸上充满了兴奋之色。
再见死亡却是2000年的事情,那年我17岁,住进某军医院的血肿科。
住院第二天认识了赵海宁,他是一名战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等待骨髓移植,他常说的一句话是:知道吗,我得活着,我还没谈女朋友呢。那段时间,他就两件事情,一是给一个年轻的女孩写信,二是趴在骨髓移植室的窗户上看,里面是医院历史上第一例的骨髓移植病人,一个18岁的小伙子,他经常和小伙子的父亲说话,那个父亲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个子不高,背略微有些驼,不爱说话,每天早晨,他沉默的提着尿壶从儿子的移植室出来,沉默的走到走廊的尽头,倒尿,然后再沉默的返回他儿子的病房,一坐,就是一天,偶尔,也看到他一个人坐在楼层的楼梯上,弯着腰,把整个身子都埋到两腿中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从赵海宁那里,我知道,他很早就和老婆离了婚,好不容易一个人把孩子拉大,却不想得了白血病,为了治病,他借遍了亲戚,最后都没有人愿意理他,最后,他把房子卖了,带着儿子,两个人,从广东到北京来,做骨髓移植。一切似乎很顺利,孩子的情况很好,甚至,他们搬出了层流间,搬进了普通单间病房,解放军报也有记者过来进行了采访,但是搬出来的第三天晚上,情况却急转直下,植入的细胞全部死亡了,检测不到白细胞,于是,迅速的转进层流间,却没抢救过来。整个抢救的过程中,那个父亲一直站在门口紧张的看,最后,医生摇摇头,他却突然笑起来,那是见他第一次笑,一个人踉踉跄跄的朝科室外边跑,所有的人都叫不住,所有的人都拉不住,他只是那么笑着,踉跄的往外走,不再看他的儿子,不再管他的儿子了。几天后,他变成了一个干缩的老头,来领儿子的尸体,也正是在那天,新的军报送过来,整整一版报道医院第一例移植成功的新闻,上面,他的儿子戴着口罩,却笑容灿烂。
这件事给赵海宁的打击很大,他几乎是立刻要求出院。医生和护士轮流做他的工作,说他的条件非常好,他和他弟弟的骨髓配型完全符合,不能这样放弃,否则就是等死。两个星期后,他终于又开口说话了:知道吗,我得活着,我还没谈女朋友呢。他能有骨髓移植非常不容易,家在甘肃农村,没有钱,只能依靠部队。为了让部队出钱,他想尽了办法,团长躲着他,他就冒充总部参谋给团里打电话指明要团长接;团里不给钱,他就说要带着两把菜刀去天*安*门。终于部队拿出了20万,他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争取到这个机会。
但是他的这些行为在来照顾他的战友嘴里却又是另一番情景。知道吗,他就是一喂猪的,一个喂猪的向团里要20万,真不要脸,这钱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我们的伙食费里抠出来的。
不管怎样,赵海宁进了层流间。我也认识了更多的人们,在这里,只要你越没有希望,就越有希望交到更多的朋友,因为你是他们的希望:一个河北邯郸来的胖子农民,每次化疗结束都要吃整整一只烧鸡,他说这样才能恢复的快;同部队的士官司机,得了脑瘤,不愿意做手术,疼起来的时候就拼命打篮球;天津来的胖子总工程师,每次来都要到处找人下棋,却从不见输液,司机说他是借治病之名骗钱根本就没病,他毫不示弱的喊司机为脑瘤,说,脑瘤,来,有本事搞盘,两个人就真搞起来;年轻的宣传干事,每次来都带着专业相机,在护士站给护士们照相,惹得她们花心乱颤,脑瘤说,活该,搞女人搞多了,报应了,得了睾丸癌;民航总局的年轻科长,一天中总是在对母亲的发火中度过,直到他漂亮的女朋友来;得了淋巴癌的某中医院院长,不停的问他的女儿,我得的不是癌症吧,女儿说,不是的,这才放下心来让护士输液;还有一个混黑社会的老大,身上都纹着纹身,带着年轻漂亮的女人来,晚上不住在医院里,住在外边的宾馆里,每次来都要请我们出去大吃一顿;某集团的退休书记,每天都要看报纸,谈论国家大事,最大的愿望就是申奥成功看到奥运会。
死亡很快密集的到来,压着我喘不过气。首先是民航总局的科长,刚30岁,白血病,全身开始渗血,血渗到肌肉里,撑开皮肤,疼得厉害,一天要打好几针吗*啡。到死他也不愿意原谅他的父母,他的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为国家奋斗了一辈子,都不愿意照顾家庭,从他记事起都一直吵架,把他丢到奶奶家长大。接下来是胖子农民,癌细胞几乎一直在扩散,他的妻子一直在瞒着他,最后,眼睛都肿的睁不开,却想吃最后一顿烧鸡,看他以前的照片,其实一点都不胖,本打算买辆车跑运输的,却不想碰到这档子事。中医院院长,医生说回家多吃些好东西吧,就没再来。还是黑社会潇洒,说,妈的,我这辈子已经值了,想想我玩过多少女人。说完这话他开始数指头,最后他吃惊的放弃了,妈的,数不过来。
所有的人都不想死,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会抓住。经常有进病房散发小广告的,上面的疗效让人吃惊,很多人在吃所谓的灵芝孢子粉,却是保健品批号,价格贵的惊人;有人在传一些民间偏方的小册子,里面有着各种稀奇古怪的药方。母亲开始给家里打电话找一些巫师烧纸送纸钱。
有些人不想死,有些人却很容易的死了。一个阳光很好的早上,前面外科住院部的楼下,躺着一具尸体,两个保安站在旁边,尸体上盖着一层白布。消息很快传开,死者是外汇局局长,保外就医,直接从楼上跳下来。那个早上,我和赵海宁盯着那具尸体看了好久,赵海宁说,妈的,我这么想活着,他那么亲亲一跳,就死了。赵海宁第一次骨髓移植失败了,没有种上。我说,你说哪种死法比较没有痛苦呢,跳楼还是卧轨?下午的时候,我专门跑去那家伙跳下的13层看了,同一个位置,我突然幻想起跳下去的种种感觉,我对自己说跳下去算了,就那么几秒,所有痛苦都不存在了。
年轻人似乎死得更快。一个北京的工人老头,白血病前期,得了几年了,一直死不了,就是经常需要输血,子女们经常为照顾他的问题争吵。
有人死去,自然有人还幸运的活着。10年的义务兵刘一洲,江苏人,高高大大,今年是他第7年的化疗,也是最后一次的化疗,特别喜欢神侃,最喜欢说的是他老婆,知道吗,他说,她一生气就会骂人,会飞快的说妈个屁,哈哈,妈个屁。淋巴癌患者刘一洲3年前在家化疗时骗一个小护士结了婚,老实说,他长得不赖,也有女人缘,一来就能和护士们打成一片,但是,和一个癌症患者结婚,还是要付出很多东西的,脑瘤直接对他嗤之以鼻,说,你就是一大骗子,淋巴癌反唇相讥,你是骗不着。知道吗,妈个屁,听到这句话,就知道刘一洲在那里。赵海宁听到这句话是羡慕的,他说,知道吗,我得活着,我还没谈女朋友呢。他准备做第二次的骨髓移植。
经常和赵海宁写信的那个不是他的女朋友,是他的初中同学,他初中毕业当了兵,人家则在读高中。没有女人的日子很难熬,一天,赵海宁突然神神秘秘的塞给我一本杂志,说,好书你看看。我打开一看,却是一本香港的成人杂志,里面有着大幅的彩色艳照,于是,去了厕所,在那里,一边看照片一边释放自己。
到了秋天,新的实习护士来了,她们都是女人。于是,一个晚上,看到一个女人和已结婚的医生在阳台上接吻,她想留下来,脑瘤说,她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看见没,走路两腿撇的老开;还有一个女人,重庆人,皮肤那个好,笑起来很好看,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来病房安慰我们,直到突然好几天不见,再见时却是看见她一个人偷偷在下面的花园里哭泣,她突然被查出得了乳腺癌。
赵海宁第二次骨髓移植失败,刚植入细胞没多久他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需要手术,送他去手术室的时候,他说,没事的,我还没谈女朋友呢,我不会死。他果然就没有死,但癌细胞依旧,他没钱了,他要出院了,他又要用各种卑劣的办法去搞钱了。
医院的最后一段时光是和李冰一起度过的,他是我老乡,肚子里长了一个肿瘤,做单杠4练习的时候破了,流了一肚子都是,于是满肚子都是肿瘤。他喜欢听羽泉,于是总陪他去音像店买羽泉的磁带,他一边听着羽泉一边把一个来北京陪床的女孩上了,上完之后还得意洋洋的向我炫耀,我就是在那个长椅上把她上了。这个事情很让我嫉妒,但他的身体却在一天天坏下去,终于,除了输些蛋白乳,他吃不下任何东西了。他开始嫉妒我,我的情况在冬天到来的时候出人意料的好转了,与此同时,认识了一个青年报社的编辑,书信往来,竟然发表了一篇文章,参加北京晚报的征文竟然也中奖了,虽然是个纪念奖,高中暗恋的女孩子在校友录看到我的情况竟然给我写信了,这些,都让我一天天的好起来。我们的患病友谊有出现破裂的征兆,还好,在破裂之前,我出院了。半年后当我复查身体再去看他时,他的整个身体都浮肿了,我知道这种情况,整个肝脏都坏掉了,如果肿到胸口那么就完了,会被活活憋死。他看见我,眼泪不停的留下来,吃力的对我说,你走吧,我不想见你,不想见你。
出院那天北京下着大雪,用大衣把自己裹了个严严实实,戴只大大的口罩,只露出眼睛,一袋子的药,走起来像只鸭子,感觉怪怪的,走出医院大门时回头一望,一年了,突然就想到自己17岁的青春就丢在这个地方了。
至于赵海宁,他重新做了第三次骨髓移植,这次是在307医院,手术很成功。他给我打了电话,言语中掩饰不住高兴。我想,他终于可以找个女朋友了吧。不想,半年后得到的却是他死亡的消息,手术是成功了,但有严重的排斥反应,需要服用自费的免疫抑制剂,部队这次再不给钱了,于是,在慢慢的排斥过程中,他就慢慢的死去了。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们没有钱,来一趟北京那需要很多钱,于是直到他死,他们才来,至于那个写信的女孩子,人家上了大学,就不再联系。
那么多人死了,我还活着,就是这样。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医院复查身体,等待结果的时候,就情不自禁的想起这些人来。我知道,在不远的住院部里,这样的故事还在一年接一年的上演。而我,还要坚强的活下去。
第一次见到死亡是在小学四年级,那个中午,在镇医院工作的母亲突然心急火燎的来学校拽我回家,一同前来的还有我哥们的母亲,她们是同事。很奇怪的景象,在那个天热的中午,两个小孩被各自的母亲驱赶着前行,那本是充满乐趣的一条公路,我和他经常在这条路上来回追逐,路两旁高大的杨树是我们欺凌的对象,甚至,连那臭不可闻的水沟也是我们嬉戏的源头,我们都喜欢闻那好闻的汽车尾气,但是,这次,因为母亲们存在,整条路变得索然无味,她们只是催促我们快点,好像不远处有个巨大的欣喜在等待着我们,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具尸体,一具小孩的尸体,因为在路上玩耍,被汽车撞死,车轮从肚子上压过,内脏全部被积压出来,就那样躺在医院的长条凳子上,滴滴答答淌着血。似乎没有恐惧,我和哥们只看那小孩几秒钟就互相挤了挤眼,准备溜走,因为我们发现,几乎医院所有的孩子们都被自己的父亲母亲们带来了,这种盛大聚会的景象并不多见。我们的表现让母亲很失望,她揪了我的耳朵,说,好好看,以后再在路上玩就是这种下场!我再看一眼那个小孩,他躺在那里,脸色平静,没有痛苦,反倒是围观的大人们,脸上充满了兴奋之色。
再见死亡却是2000年的事情,那年我17岁,住进某军医院的血肿科。
住院第二天认识了赵海宁,他是一名战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等待骨髓移植,他常说的一句话是:知道吗,我得活着,我还没谈女朋友呢。那段时间,他就两件事情,一是给一个年轻的女孩写信,二是趴在骨髓移植室的窗户上看,里面是医院历史上第一例的骨髓移植病人,一个18岁的小伙子,他经常和小伙子的父亲说话,那个父亲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个子不高,背略微有些驼,不爱说话,每天早晨,他沉默的提着尿壶从儿子的移植室出来,沉默的走到走廊的尽头,倒尿,然后再沉默的返回他儿子的病房,一坐,就是一天,偶尔,也看到他一个人坐在楼层的楼梯上,弯着腰,把整个身子都埋到两腿中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从赵海宁那里,我知道,他很早就和老婆离了婚,好不容易一个人把孩子拉大,却不想得了白血病,为了治病,他借遍了亲戚,最后都没有人愿意理他,最后,他把房子卖了,带着儿子,两个人,从广东到北京来,做骨髓移植。一切似乎很顺利,孩子的情况很好,甚至,他们搬出了层流间,搬进了普通单间病房,解放军报也有记者过来进行了采访,但是搬出来的第三天晚上,情况却急转直下,植入的细胞全部死亡了,检测不到白细胞,于是,迅速的转进层流间,却没抢救过来。整个抢救的过程中,那个父亲一直站在门口紧张的看,最后,医生摇摇头,他却突然笑起来,那是见他第一次笑,一个人踉踉跄跄的朝科室外边跑,所有的人都叫不住,所有的人都拉不住,他只是那么笑着,踉跄的往外走,不再看他的儿子,不再管他的儿子了。几天后,他变成了一个干缩的老头,来领儿子的尸体,也正是在那天,新的军报送过来,整整一版报道医院第一例移植成功的新闻,上面,他的儿子戴着口罩,却笑容灿烂。
这件事给赵海宁的打击很大,他几乎是立刻要求出院。医生和护士轮流做他的工作,说他的条件非常好,他和他弟弟的骨髓配型完全符合,不能这样放弃,否则就是等死。两个星期后,他终于又开口说话了:知道吗,我得活着,我还没谈女朋友呢。他能有骨髓移植非常不容易,家在甘肃农村,没有钱,只能依靠部队。为了让部队出钱,他想尽了办法,团长躲着他,他就冒充总部参谋给团里打电话指明要团长接;团里不给钱,他就说要带着两把菜刀去天*安*门。终于部队拿出了20万,他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争取到这个机会。
但是他的这些行为在来照顾他的战友嘴里却又是另一番情景。知道吗,他就是一喂猪的,一个喂猪的向团里要20万,真不要脸,这钱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我们的伙食费里抠出来的。
不管怎样,赵海宁进了层流间。我也认识了更多的人们,在这里,只要你越没有希望,就越有希望交到更多的朋友,因为你是他们的希望:一个河北邯郸来的胖子农民,每次化疗结束都要吃整整一只烧鸡,他说这样才能恢复的快;同部队的士官司机,得了脑瘤,不愿意做手术,疼起来的时候就拼命打篮球;天津来的胖子总工程师,每次来都要到处找人下棋,却从不见输液,司机说他是借治病之名骗钱根本就没病,他毫不示弱的喊司机为脑瘤,说,脑瘤,来,有本事搞盘,两个人就真搞起来;年轻的宣传干事,每次来都带着专业相机,在护士站给护士们照相,惹得她们花心乱颤,脑瘤说,活该,搞女人搞多了,报应了,得了睾丸癌;民航总局的年轻科长,一天中总是在对母亲的发火中度过,直到他漂亮的女朋友来;得了淋巴癌的某中医院院长,不停的问他的女儿,我得的不是癌症吧,女儿说,不是的,这才放下心来让护士输液;还有一个混黑社会的老大,身上都纹着纹身,带着年轻漂亮的女人来,晚上不住在医院里,住在外边的宾馆里,每次来都要请我们出去大吃一顿;某集团的退休书记,每天都要看报纸,谈论国家大事,最大的愿望就是申奥成功看到奥运会。
死亡很快密集的到来,压着我喘不过气。首先是民航总局的科长,刚30岁,白血病,全身开始渗血,血渗到肌肉里,撑开皮肤,疼得厉害,一天要打好几针吗*啡。到死他也不愿意原谅他的父母,他的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为国家奋斗了一辈子,都不愿意照顾家庭,从他记事起都一直吵架,把他丢到奶奶家长大。接下来是胖子农民,癌细胞几乎一直在扩散,他的妻子一直在瞒着他,最后,眼睛都肿的睁不开,却想吃最后一顿烧鸡,看他以前的照片,其实一点都不胖,本打算买辆车跑运输的,却不想碰到这档子事。中医院院长,医生说回家多吃些好东西吧,就没再来。还是黑社会潇洒,说,妈的,我这辈子已经值了,想想我玩过多少女人。说完这话他开始数指头,最后他吃惊的放弃了,妈的,数不过来。
所有的人都不想死,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会抓住。经常有进病房散发小广告的,上面的疗效让人吃惊,很多人在吃所谓的灵芝孢子粉,却是保健品批号,价格贵的惊人;有人在传一些民间偏方的小册子,里面有着各种稀奇古怪的药方。母亲开始给家里打电话找一些巫师烧纸送纸钱。
有些人不想死,有些人却很容易的死了。一个阳光很好的早上,前面外科住院部的楼下,躺着一具尸体,两个保安站在旁边,尸体上盖着一层白布。消息很快传开,死者是外汇局局长,保外就医,直接从楼上跳下来。那个早上,我和赵海宁盯着那具尸体看了好久,赵海宁说,妈的,我这么想活着,他那么亲亲一跳,就死了。赵海宁第一次骨髓移植失败了,没有种上。我说,你说哪种死法比较没有痛苦呢,跳楼还是卧轨?下午的时候,我专门跑去那家伙跳下的13层看了,同一个位置,我突然幻想起跳下去的种种感觉,我对自己说跳下去算了,就那么几秒,所有痛苦都不存在了。
年轻人似乎死得更快。一个北京的工人老头,白血病前期,得了几年了,一直死不了,就是经常需要输血,子女们经常为照顾他的问题争吵。
有人死去,自然有人还幸运的活着。10年的义务兵刘一洲,江苏人,高高大大,今年是他第7年的化疗,也是最后一次的化疗,特别喜欢神侃,最喜欢说的是他老婆,知道吗,他说,她一生气就会骂人,会飞快的说妈个屁,哈哈,妈个屁。淋巴癌患者刘一洲3年前在家化疗时骗一个小护士结了婚,老实说,他长得不赖,也有女人缘,一来就能和护士们打成一片,但是,和一个癌症患者结婚,还是要付出很多东西的,脑瘤直接对他嗤之以鼻,说,你就是一大骗子,淋巴癌反唇相讥,你是骗不着。知道吗,妈个屁,听到这句话,就知道刘一洲在那里。赵海宁听到这句话是羡慕的,他说,知道吗,我得活着,我还没谈女朋友呢。他准备做第二次的骨髓移植。
经常和赵海宁写信的那个不是他的女朋友,是他的初中同学,他初中毕业当了兵,人家则在读高中。没有女人的日子很难熬,一天,赵海宁突然神神秘秘的塞给我一本杂志,说,好书你看看。我打开一看,却是一本香港的成人杂志,里面有着大幅的彩色艳照,于是,去了厕所,在那里,一边看照片一边释放自己。
到了秋天,新的实习护士来了,她们都是女人。于是,一个晚上,看到一个女人和已结婚的医生在阳台上接吻,她想留下来,脑瘤说,她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看见没,走路两腿撇的老开;还有一个女人,重庆人,皮肤那个好,笑起来很好看,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来病房安慰我们,直到突然好几天不见,再见时却是看见她一个人偷偷在下面的花园里哭泣,她突然被查出得了乳腺癌。
赵海宁第二次骨髓移植失败,刚植入细胞没多久他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需要手术,送他去手术室的时候,他说,没事的,我还没谈女朋友呢,我不会死。他果然就没有死,但癌细胞依旧,他没钱了,他要出院了,他又要用各种卑劣的办法去搞钱了。
医院的最后一段时光是和李冰一起度过的,他是我老乡,肚子里长了一个肿瘤,做单杠4练习的时候破了,流了一肚子都是,于是满肚子都是肿瘤。他喜欢听羽泉,于是总陪他去音像店买羽泉的磁带,他一边听着羽泉一边把一个来北京陪床的女孩上了,上完之后还得意洋洋的向我炫耀,我就是在那个长椅上把她上了。这个事情很让我嫉妒,但他的身体却在一天天坏下去,终于,除了输些蛋白乳,他吃不下任何东西了。他开始嫉妒我,我的情况在冬天到来的时候出人意料的好转了,与此同时,认识了一个青年报社的编辑,书信往来,竟然发表了一篇文章,参加北京晚报的征文竟然也中奖了,虽然是个纪念奖,高中暗恋的女孩子在校友录看到我的情况竟然给我写信了,这些,都让我一天天的好起来。我们的患病友谊有出现破裂的征兆,还好,在破裂之前,我出院了。半年后当我复查身体再去看他时,他的整个身体都浮肿了,我知道这种情况,整个肝脏都坏掉了,如果肿到胸口那么就完了,会被活活憋死。他看见我,眼泪不停的留下来,吃力的对我说,你走吧,我不想见你,不想见你。
出院那天北京下着大雪,用大衣把自己裹了个严严实实,戴只大大的口罩,只露出眼睛,一袋子的药,走起来像只鸭子,感觉怪怪的,走出医院大门时回头一望,一年了,突然就想到自己17岁的青春就丢在这个地方了。
至于赵海宁,他重新做了第三次骨髓移植,这次是在307医院,手术很成功。他给我打了电话,言语中掩饰不住高兴。我想,他终于可以找个女朋友了吧。不想,半年后得到的却是他死亡的消息,手术是成功了,但有严重的排斥反应,需要服用自费的免疫抑制剂,部队这次再不给钱了,于是,在慢慢的排斥过程中,他就慢慢的死去了。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们没有钱,来一趟北京那需要很多钱,于是直到他死,他们才来,至于那个写信的女孩子,人家上了大学,就不再联系。
那么多人死了,我还活着,就是这样。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医院复查身体,等待结果的时候,就情不自禁的想起这些人来。我知道,在不远的住院部里,这样的故事还在一年接一年的上演。而我,还要坚强的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