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咱们”与上海“阿拉”

有一次在北京太平洋，陪一位上海朋友试衣服，营业员素不相识，但态度极好，麻利地拿了一件衣服，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宝贝儿，穿上试试吧!”我的朋友立马一愣，估计是第一次被陌生人叫“宝贝儿”，哪怕是再怎么期待完美服务的顾客，听到这句“宝贝儿”，恐怕也会有点水土不服吧。其实，从第一印象来看，北京人是热情的，他们喜欢套近乎，不过有时候，一南一北的语言信息不对称，会让你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就好像有人说了一个幽默事儿，底下却没人笑着帮衬。

　　比如，一句问候语“咱爸咱妈身体好吗？”，如果你第一次听见这句话，肯定会做一番思想斗争，到底这问的是哪个爸，哪个妈？谁的爸，谁的妈？

　　如果问的是“我”的爸妈，那为什么对方要用“咱”？如果问的是“他”的爸妈，那对方又为什么要问“我”？——其实，真正的意思就等同于“你爸你妈身体好吗？”用了“咱”就显得亲切些。

　　不过对于上海人来说，“咱”这个词往往带着一种学生时代语文考试受挫的阴影，除非你家里有北方亲戚或长辈，否则一定是通过某道做错了的题，才被“教会”了“咱们”和“我们”的区别。这绝对是一个需要用心记一记的知识点，因为在上海话里，别说是“咱们”和“我们”不分，就连“我”和“我们”也几乎是合二为一的，一个“阿拉”就完事了。

　　比“阿拉”更有包容精神的词是上海话里的“馒头”，有馅没馅的都叫馒头，如果用普通话来说，也是“豆沙馒头”、“菜馒头”这样地叫。如果一个北京小孩第一次听到“豆沙馒头”这种说法，碰巧他还挺有想象力，说不定会觉得这种食物是在馒头外面裹了一层豆沙，就像巧克力甜面包圈一样。

　　至于上海人常说的“生煎馒头”、“小笼馒头”，如果不验明正身解释清楚，北京人很难想象你所描述的美味和获得这种美味所需要的“咬一小口”技巧，因为在他们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保不齐就是“一群刀切馒头在蒸笼里”——这能好吃到哪去？

　　我还曾经胡乱猜想过，为什么上海话里压根儿就没有“包子”这个词，会不会是因为在上海话里，“包子”和“报纸”的发音极其相像？点心摊和早报业，都是“一日之际在于晨”，况且解放前，上海的报业竞争已经相当激烈，虽然买早点的未必要看报纸，但一大清早买报纸的总得买早点吧。目标消费群体比较相像，估计彼此的地盘挨得挺近，再加上以前做买卖都得吆喝，“包子”和“报纸”的发音那么像，吆喝起来岂不是自乱阵脚、互拆台面？所以还是“馒头”和“报纸”界限分明、相安无事。

　　和上海的“馒头”一样，在北京人所用的词和字里，也有不少能起到“以偏概全”的作用。最常用也比较好理解的就是“家”这字，除了我们传统理解的意思，还指“公司”“办公室”“团队”“品牌”，比如翻阅杂志，看到一页广告，就会问“这是谁家做的广告？”比较商品的价格，经常会说“他们家的东西便宜”，提到你办公室的一位同事，他们会说“你们家的某某某最近好吗？”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北京，“哥”“姐”这种称呼非常普遍和自然，就好像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也就有“家”，大家都在同一屋檐下，称兄道弟也就很正常。不过也要注意，如果你听到别人提高了嗓门或者用特别无奈的口气对你说出完整的“姐姐”二字，那很有可能你是招着谁或惹着谁了。

　　对上海人来说，很难想象或理解上文所提到的“家”“哥”“姐”的引申意义。不过有时候，为了表示对朋友的特别亲近，上海人也会在餐桌或麻将桌上说“阿哥”或“阿姐”，但这通常都局限于上了年纪的中年人。如果出生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年轻人对周围的朋友或同事说“阿哥”或“阿姐”，要么他们是真有血缘关系，要么就得翻江倒海地上演一出《孽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