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欢庆你们毕业,欢送一些同学离开校园的场合,我说两句话,作为你们大学生活的结语。
第一句更多是说给马上要走向工作岗位的同学的,一句大实话:社会和学校很不一样。
在校园里,个人努力也起作用,但作用更大的其实是天分。老师不要求你们的物质回报,只要你考试成绩好,人格上没有大毛病,基本上就会获得老师的欢心,就会获得以分数表现的奖励。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基本是一个“贤人政治”或“精英政治”的环境,更像家庭,评价体系基本由老师来定,以一种中央集权的方式,奖励的是你的智力。
社会则很不同。社会更多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场所,是一个市场,是“平民政治”。评价的主要不是你的智力优越与否(尽管你的聪明和智慧仍然可以帮助你),而是你能否拿出什么别人想要的东西。这个标准不再由中心———老师确定,而是分散———由众多消费者确定的。因此,才有了“傻子瓜子”年广九,才有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才有了 IT产业中的退学现象。这种“脑体倒挂”不完美,但它恰恰表明了市场的标准。
人类的局限———你甭指望通过教育或其他,把消费者都变成钱钟书或纳什。因此,我们的同学千万不要把自己 16年来习惯了的校园标准原封不动地带进社会,否则你就会发现“楚材晋不用”,只能像李白那样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来安慰自己,更极端地,甚至成为一个与社会、与市场格格不入的人。
尽管社会和市场的手是看不见的,但它讲的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不讲期货,讲的都是将之转为现货。你可以批评它短视,但它通常还是不会,而且没有义务,等待你成长和成熟。它把每个进入社会的人都当做平等的,不考虑你刚毕业,没有经验。如果你失去了一次机会,你就失去了;不像在学校,会让你补考,或者到老师那里求个情,改个分数。“北大学生有潜力,有后劲”,别人这样说行,你们自己则千万不要说,也不要相信。这种说法不是安慰剂,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行,至少现在不行。如果你有什么素质,有什么潜力,有什么后劲,你就得给我拿出来,你就得给我变成实打实的东西———也许是一份合同起草,也许是一次成功诉讼。
文科学生,大学四年,往往是同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交往,在同古今中外的大师“会谈”。大学的文科教育,往往会令许多人从骨子里更喜欢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甚至使人膨胀起来。但这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而只是学院中想象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日常的琐细之中。
因此,第二句话,要安分守己,这是对每个同学说的。
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也许过时了,但对你们,可能还不过时。因为我从来也不担心北大的毕业生会没有理想以及理想是否远大,而更多担心你们能否从容坦然面对平凡的生活,特别是当年轻时的理想变得日益遥远、模糊和暗淡起来的时候;还因为,我要说,几乎———如果还不是全部的话———每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都注定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想。
我当然希望而且相信,你们当中能涌现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法律家、学问家,但只可能是少数———多了就挤不下了,多了也就不那么值钱了———边际效用总是递减的。无论在世俗的眼光还是在自我评价中,绝大多数人都必定是不那么成功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成功并不必定同幸福相联系,所谓的不成功也未必等于不幸福。因此,在你们离开校园之际,你们不仅要树立自己的雄心,更必须界定自己的成功。
安分守己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甚至不是一个中性词,“安分”是不容易的,在这个时代,“守己”则更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