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主流”经济学家的错误理念

作者：众天 来源于: 天涯社区

 

1、 自由市场与人的自私的欲望
　　　　
　　　　 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人们恍然觉悟到人的自私本性能够产生的巨大动力。近代资本帝国主义的兴起，是通过纵容人自私贪婪的欲望来实现的。但是，过分的纵容人的自私贪婪本性，也是资本帝国主义走到了末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末期后，西方混乱的社会环境以及经济利益驱动下造成人的道德良心的丧失，使西方社会陷入到巨大的社会危机。
　　　　
　　　　 而我们现在的产权改革，所谓的“冰棍理论”，其实质也是纵容人的自私的本性，也是试图利用人的自私本性可能带来的个人动力，从而拯救企业。用一句很经典的话来说，现代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情况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哭的自然挨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营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积极行，最后全部“MBO”。
　　　　
　　　　 但是，现代市场发展的灵魂驱动力已经从原始传统的“通过纵容人的自私本性来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转变为“企业自身利益与社会、劳动者利益平行共进的福利时代”。过度的纵容企业经营者自私的本性，最后会使他们富裕，但是整个过程是通过损失社会大众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自私利益。这种自私，已经超出了人可以容忍的自私范围。这种自私是严重丧失社会责任感的自私。
　　　　
　　　　 张维迎等人的所谓冰棍理论，无视社会进步带来的人的理念的变化以及企业在社会中将要扮演的角色，竟然用18世纪的经济理念（自私驱动市场）来处理21世纪的这个‘公平和福利’已经成为主流理念的时代，其造成的结果必然是无视“以人为本”的理念，片面追求市场发展。这样做的下一个结果必然是社会矛盾的激化，人的劳动积极性降低，以及社会福利的缓慢发展。生产力的载体是人，不同时代的生产力的各方面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张维迎等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无视劳动者（生产力载体）的历史性变化，无视人的理念（平等、福利）的变化，而始终鼓吹富人的经济学，忽略劳动者和穷人的利益，已经上升为一种“罪过”。“主流”必将成为“末流”。
　　　　
　　　　 侯若石教授建议张维迎学习下宪法、经济学，我建议他学习下经济学史，好好研究研究下近代西方如何从以人的自私的本性驱动市场发展、纵容为数不多的大资本家的贪婪自私的本性的错误理念中走出来，去研究下西方人从何时开始意识到社会的生产力的主体不是贪婪的资本家、而是占社会大多数的劳动者，去研究下西方人从何时开始、如何实现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如何发展与劳动者密切相关的社会福利事业，又是如何做到藏富于民的。
　　　　
　　　　2、 建设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永远是我们的“口头禅”，但是现在摆在我们的面前的事实确是：我们老是照搬我们理解的西方的制度工具和经济学工具。我们是应该坚持中国特色，我们的政府官员也在各种会议中也把“坚持中国特色”作为口头禅，但是，他们同很多人一样，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何进行中国特色？
　　　　
　　　　 如何进行“中国特色”的制度建设？个人认为，这个靠那些“不做功课”的政府官员是没有出路的。喝酒，吃肉，贪污受贿，听人巴结和巴结别人可以，做这个就没能力了。我的答案是学者。除了学者还不行，我们还需要给学者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不然，如果某些政府官员和富有的企业管理者刻意扶植某些学者服务于背离人民利益的制度建设，那么想学真话的学者必然人人自危。中国学者的可怜之处还在于，不敢坚持自己的判断——因为即便他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按照自己的判断研究下去，很可能触及“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利益和一些权力阶层的利益，不仅学术做不成，生活还会被人搞的很不愉快。学者的这种悲哀，学者应该最有感触。
　　　　
　　　　只有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人人敢言，才不会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错到终点。
　　　　
　　　　还有，郎咸平教授一听“产权改革”就毛骨悚然，我一听“中国特色”也很不舒服——不知道又会有什么人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以此作为维护自己错误理论成果的借口，对别人的学术观点“坚持不屑”，并且将自己的观点“坚持不懈”下去。
　　　　
　　　　3、贫富差距严重两极分化
　　　　
　　　　 我们的企业家们，难道你们以为你们富裕是因为你们有多聪明，穷人贫穷是因为穷人有多愚蠢吗？错。你们的富裕是制度造成的，穷人的贫穷，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也是制度造成的。不是穷人不学无术，富人很有能力。不是穷人有什么仇富心态，他们“仇”的是如此贫富差距，“仇”的是富人可以如此MBO国有企业，如此买断工龄，“仇”的是我们的福利制度为何如此无力。
　　　　
　　　　 贫富差距是制度造成的，但是我笔下先不谈制度，先谈谈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有很多人批评说我们的企业家没有多少社会责任心，单从社会捐赠上看，中国企业家比之欧美、日本，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毛不拔”——当然，也不能据此否定所有人。想一想我们的这代企业家是怎么发家的，或许就能够理解这个事实了——我们的这批企业家，一部分是靠钻政策的空子，打着漂亮的“擦边球”积累起自己的资本的；还有一部分人，是乘着东风起来的；还有一部分是靠着自己是“皇亲国戚”的独特身份发家的；更有一部分是权钱交易。我不否认一些勤勤恳恳经营起来的人，会对社会有更多的回馈，但是如此成长起来的一代企业家，我们是否真要对他们的回馈抱有多大希望？
　　　　
　　　　 再从他们对中小股民的态度上来看看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试问一下，有多少企业是通过盘剥中小股民的利益来发家的？股市在中国变了味道。正如郎咸平教授所言，股市不应该是一个有风险的地方，股市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一个有着完善金融体制的国家，其股市应该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而稳定发展的，而不是充斥着泡沫或者剧烈的起伏波动。正因为如此，股市才有可能是一个社会的福利机构，一个藏富于民的场所。然而我们的股市不是，我们的股市不仅没有保障中小股民的利益，而且，我们还看到，最后中小股民成了各级金融操作手靠各种手段敛财的对象——股市丧失了其应该具有的福利性，而成了一个巨大的投机场所，这个是股市的失败，也是人们金融理念的巨大错误。
　　　　
　　　　 至于那些故意把企业经营至死，然后MBO，之后再卖掉的人，我们就不屑谈之了—— 败类和无耻之徒。
　　　　
　　　　4、GDP为纲与政府体制改革
　　　　
　　　　 为何以GDP为纲？政府应该是考虑到我国的基础设施非常的不完善而采取这种策略。但是，地方政府如此热衷GDP，甚至不惜“修路拆路”的类似做法来提高GDP，其用意就值得怀疑了。GDP增长的确来说，是一个容易操作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于地方政府官员，这个是最容易了解和操作的。所以，他就造一个政府大楼，一方面GDP增长了，另一方面，自己还享受。
　　　　
　　　　 最近政府虽然已经明确提出要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但是，依个人看来，这个实施的难度相当大，其最大的难度是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支持。GDP的增长模式对应的是一个集权政府，这种增长模式，与其说是解放了生产力，不如说是整个政府权利在操作市场的运行。如果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种政府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是与我国相对薄弱的基础设施、国防力量相适应的，但是生产力在发展，这种模式也必将面临被改造的命运。
　　　　
　　　　 我国最近几年提出的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反映。说“服务型政府”，还未触到问题的核心。我们应该用“福利型政府”来代替这个名词：“服务”这个词语太模糊，很多政府官员也搞不懂什么是服务。“福利型政府”，是一个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的政府。政府虽然已经明确提出要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我说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治体制——一个福利事业不发达的社会，一个政府形态还未实现“福利型政府”的政治体制，消费者没有未来的保障，根本上不会产生强烈的消费需求。
　　　　
　　　　 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对于社会福利认识的浅薄，让人惊讶。其中厉以宁就说过“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这般“惊人之语”。什么是现代的文明社会？现代的文明社会必定是一个高福利的社会，其次才是一个高收入的社会。你要建设一个发达文明的国家，只看重GDP，看重一个国家有多少世界顶级富豪，你没有对社会发展的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么你必将本末倒置。社会的发展，除了经济技术的发展，还有人的理念的进步，社会制度的进步。而后两者，其主体是社会的劳动者。体制的改革是围绕着劳动者的利益来改革的，是为了谋求劳动者的权益来改革的，是为了建筑福利事业来改革的，不是为了解决供需矛盾。供需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这绝不能成为剥夺劳动者各种权利的理由——社会福利是保障劳动者权利的重要手段。
　　　　
　　　　 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同社会福利制度不完善的矛盾。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并且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我们的福利制度非常落后（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一个高福利社会），我们要扩大消费需求是非常困难的。而要建立完善我国的福利制度，首先就是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对政府的职能进行改革，把我们的政府转型为福利型政府。
　　　　
　　　　 或许，也只有在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下，我们的决策者才会觉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