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晨光04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对人类有实用价值，而不是一伙从种族偏见、部落的专横和广大居民的无知中坐收渔利的人所结下的联盟。

　　谁要是对此怀有疑心，便请在我几页前所写的这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寻找佐证吧。

　　请他研究一下最初四个世纪教会领导者的生平。

　　他肯定会发现，教会头目都出身于古老的异端社会，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受过栽培，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一个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当然其中有几个人是受了新思想的吸引，至诚尽意地接受基督的教诲，但大部分人从效忠凡世主人转变到效忠天国统治者，是因为晋升的机会多一些。

　　教会一方也通情达理，通人心灵，因而并不过份细究许多新信徒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突然改奉基督教的，还认真地对所有人做到仁至义尽。有些人向往实利凡俗的生活，教会便提供机会使他们在政界和经济界大显身手。情趣不同的人对信仰情深义重，教会便提供机会让他们离开拥挤不堪的城市，在安宁中深思冥想生存的弊端，追寻他们认为对灵魂的永恒幸福至关重要的个人圣境。

　　开始时，这种信奉上帝、默祷冥思的生活显得非常自在。

　　教会在建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只是对住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下层百姓有松弛的约束。但是当教会继帝国之后成为世界的主宰、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政治组织之后，隐居生活的可能性便减少了，许多善男信女开始向往"过去的好日子"，那时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可以致力于做善事和祷告。为了追寻幸福，他们便想用人为的方法创造一些条件，再现过去在自然发展中形成的局面。

　　这场争取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起源于东方，它对以后一千年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教会镇压不信教者或异教徒的战争提供了一支忠实有用的突击队。

　　我们对此不必惊诧。

　　滨临地中海东岸的国家的文明已经很古老了，人民已经精疲力尽。仅在埃及就有十种不同文化此伏彼起，自从第一个居民在尼罗河谷住下来，这些文化便以不同方式循环往复，底格利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也是这样。生活的虚无缥缈和人类努力的徒劳无益，都反映在路旁成千上万个庙宇和宫殿的废墟里，比比皆是。欧洲年青一代接受了基督教，是出为它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迫切期望，激发了他们刚刚复苏的精力和热情。但是，埃乃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的宗教生活却有迥然不同的看法。

　　宗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盼望已久的解脱。他们怀着对死亡的快乐时辰的期望，逃离记忆的尸骨场，躲进沙漠，只与悲伤和上帝做伴，把存在的现实置之脑后。

　　出于某些难以解释的原因，改革似乎总能对士兵有特殊号召力。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为直接地接触到文明的野蛮和恐怖的一面。此外他们还懂得，没有纪律就一事无成。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勇士是查理五世军队中的一个上尉。他是把精神落伍者组成简单团体的第一个人，曾在君士坦丁皇帝的军队中当过列乓，名叫帕肖米厄斯，埃及人。他服完兵役后，便加入到一小撮隐居者当中，头目是来自同一国家的人，叫安东尼。帕肖米厄斯离开了城市，与沙漠上的豺狗泰然相处。不过，隐居生活往往会导致种种思想矛盾，引起某些可悲的过份虔诚，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荒芜的坟墓里面度日（这给异教徒以笑料，使真正信仰者悲伤），于是帕肖米厄斯决定把这个运动建立在更为实际的基础上。他成了第一个宗教秩序的奠基者。从那时起（四世纪中叶），住在一起的隐居者都服从一个司令官，称他是"最高统帅"，他可以任命不同修道院的院长，把林立的修道院称为主的堡垒。

　　帕肖米厄斯死于三四六年。在他死去之前，他的修道院思想被亚力山大时代的阿塔纳修斯主教从埃及带到了罗马。数以千计的人开始借此机会逃离现实世界，避开它的邪恶和欲壑难填的勒索。

　　然而，欧洲的气侯和人们的本性使创始人必须把宏图稍做修改。在冰天雪地里，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不象在尼罗河谷那样容易忍受。况且，西方人的头脑很实际，神圣的东方理想表现出的又肮脏又邋遢，不但不会给他们以启迪，反而使他们觉得恶心。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们心自问，"早期教会呕心沥血做的善事有什么结果呢？几个人住在千里之外深山老林的潮湿帐篷里禁欲苦行，难道这样寡妇、孤儿和病人就从中受益了吗？"

　　西方的头脑非要把修道院体系改变得合理一些不可，这要归功于一位住在亚平宁山脉的纳西亚镇人。他叫本尼迪克特，通称圣人本尼迪克特。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求学，但这座城市使他的基督心灵充满了恐怖。他逃到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躲进了尼鲁时代的一座古老乡间行宫里。

　　他与世隔绝地隐居了三年，美德的盛名便在乡间传开了。愿意与他接近的人很快能名骚天下，于是隐居者蜂拥而至，多的足以组建十几座修道院。

　　本尼迪克特便告别了土窟，成为修道生活的制典人。他首先立法，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罗马血统的痕迹。发誓遵守他制定的院规的僧人可别指望能游手好闲，除去做祝福和默祷之外，他们还要在田野里躬耕。年纪太大不能干农活的，要教育年轻僧人如何当一个好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他们审慎守职，使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的教育在一千年中独树一帆，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得到获准教养才能超著的年轻人。

　　做为报酬，僧人们得到了体面的衣服，丰富宜口的食品和床铺，每天不干活不祷告的时候还能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僧人不可只是逃离现实世界和义务去为来世灵魂做准备的凡夫俗子，而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必须在漫长痛苦的试用期内使自己配得上新的尊称，继而在传播上帝王国的力量和荣耀中起直接积极的作用。

　　在欧洲不信教的人们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不过，为了不使教徒的成果化为乌有，必须得到居民百姓和官员们有组织的支持。于是僧人们扛着铁锹和斧头，捧着祷告书，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和远方冰岛的不毛之地，耕耘，收获，布道，办学，第一次为遥远的土地带来了大多数入只是道听途说的文明之音。

　　所有教会的最高执行首脑罗马教皇正是用这种方法激发了形形色色的人类精神力量。

　　务实的人可以得到机会扬名天下，就象做梦者能找到静静丛林中的幸福一样，没有白做的运动，没有浪费的事情，它所导致的是力量的增长。很快，皇帝和国王如果不屈尊体亲自诩为基督迫随者的要求，就坐不稳自己的宝座了。

　　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也很有意思，因为它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有确实原因的，绝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心血来潮迸发出来的浩荡宗教狂热的结果。

　　对基督徒的最后迫害发生在戴奥里先皇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