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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能永远这么便宜
一个普遍贫困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的。过去20年，中国一直遵循着贫困国家的发展战略：利用自己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靠低廉的价格打败对手，占领世界市场。如今“中国制造”遍布全球，正是这一战略成功的明证。 然而，当中国发展成一个小康社会后，这样的战略就会失误。在未来几十年，如果中国的劳动力还是这么便宜，就说明中国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将制约中国的发展。 一个穷国要崛起成一个世界大国，就是像跑一场马拉松。如果只看眼前的便宜，拼命快跑，而完全不考虑后半程的战术，到时就会精疲力竭，被迫退出竞争。常识告诉我们，一个马拉松运动员的后半程战略，绝对不应该建立在其前半程的身体状态透支之上。中国小康后的发展战略，也绝不能以中国人便宜为前提。相反，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想想中国人“贵”起来以后怎么办。不错，美国的劳动力价值确实高，但是，高工资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高消费，而且还有高投资。 个人的小规模投资，常常比企业大规模的投资更有效率，就像企业的投资常常比更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更有效率一样。且不说一半美国人手中持有股票，成为“投资阶层”，高工资还使美国人能够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教育投资。干粗活的父母，能够培养自己的孩子上常青藤。结果，干粗活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从事高技术、高智能产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里呢？我们给工人的工资仅仅够他们维持生存，他们很难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要有效地开发这一宝贵资源，第一是要对人进行投资，第二要保证这样的投资是自由的、非计划的（既不能由国家来计划，也不能由企业来计划）。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靠压低工人的工资来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结果虽然迅速崛起，却是“脱亚”而不“入欧”，在经济上一直没有达到主要西方工业国家的水平。二战后日本再度以廉价的劳动力崛起，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及时完成了小康社会的战略转型，把高工资、高生产力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终于改变了战前“跑得完工业化的前半程，跑不完后半程”的局面，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再看印度，在教育投资、法治、高技术产业等方面，比中国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贫富差距太大，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没有资源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所以发展的动力一直赶不上中国。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哪怕前半程跑慢些、少吸引点投资，也要保证劳动阶层的基本权利和生活水平，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对自己投资、向上发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人力资源是一种再生的资源，保证我们的“后半程”有足够的动力。
沃尔玛的例子
《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一家给沃尔玛提供小电器的企业，10年前出厂批发价为7美元的产品，如今被砍到4美元（在美国销售价则是15～40美元），如此低的价格使企业几乎无法生存。
所以，中国的出口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利润大部分都是这样被别人赚去，中国社会从中获益十分有限。最近，美国政府和国会企图迫使中国升值人民币。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一反常态，相继站出来为中国辩护。《华尔街日报》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是天下最好的买卖。中国为我们生产我们觉得没有赚头的产品，而且价格奇低，利润大部分也被美国公司赚走，我们则得到了长时段的高增长中的低通货膨胀率，能够集中精力提升产业的层次和劳动生产率。现在的问题不是担心便宜的中国货，而是要操心这样的好买卖能持续多久。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们的问题则是：难道中国人要永远像这样为世界打工？ 沃尔玛之所以能够如此上下其手，无限压低价格，在于它抓住了中国的几个弱点。 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亏损企业无法被淘汰，优异企业无法脱颖而出。经济起飞十几年，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但仍然没有索尼、东芝、尼桑、丰田乃至现代、三星这样的名牌。我们除了东西便宜、劳动力便宜外，没有任何砝码。 其次，劳动力便宜，国内的购买力就低。 内需不足，只好依靠出口，于是沃尔玛就成了衣食父母。我们自然也就永远抬不起头来。 中国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很像20世纪60年代初的日本，正处于一个战略性的十字路口。 我们不能因为有13亿还很穷困的人口，就认定中国人可以永远这样便宜下去。我们必须对这13亿人进行投资，使他们逐渐“贵”起来。这样，他们不仅有足够的技能从事高层次的生产活动，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购买力。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同时，应该迅速健全市场经济体系。这包括独立、高效率的司法制度，自由的信息流动，高度透明的政府行为等等。因为真正国际级的大企业，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够成长。
中国经济的出路
中国必须提高产业层次，中国的政经界并非没有意识。联想以17.5亿美元的天价买下IBM的PC系统，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一个大手笔。这笔交易，把人们的目光转向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的文章，称中国的一些大企业，如华为、ZTE、海尔、TCL等等，竞相到海外收购、兼并、联营，试图创造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 实际上，这些大企业的行为，有极大的风险。企业兼并，并非是在国际竞争中成功的必由之路。相反，野心过大的兼并，最终常常制造“白象工程”。耗资甚巨，高成本压低了盈利，甚至使企业长期负债，最后吃不了兜着走。真正的企业成功，在于提供领先的技术，而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像当年的索尼，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庞然大物，但在电器市场上几乎处处领先。现在的丰田，也比如今的通用汽车规模小，但总是能够比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早走半步。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在技术上没有一处领先，全处于跟跑的状态。海外收购，一个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技术，创不出名牌，于是希望通过收购一些知名的大企业，获得人家的技术和品牌。但是，借来的拳头打不了人。真正技术领先的企业，一般不会让外人染指的。能够收购的，大多是一些垂垂老矣、在技术和品牌上已经丧失了竞争力、并有许多不良债务的企业。如上海的汽车制造商，就收购了这样一家英国汽车公司。这样花大价钱把昔日的名牌买到手，就像是斥巨资请现在已经快走不动的马拉多纳来为我们踢球一样，最后可能输得更惨。 更糟糕的是，这些能够走向世界，斥巨资兼并、收购、联营的大企业，大多是国有或有着国有背景。它们目前的成功，往往不是靠市场上充分的竞争，而是靠自己所占有的优惠性或垄断性的地位。它们的企业行为，常常倾向于好大喜功、不计成本。 如果它们算计不精，经营不善，又不能及时受到真正的市场竞争的惩罚，那么盲目扩张的结果，可能会制造一些负债累累的硕大病夫。 实际上，大企业的行为，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充满危机。比如汽车业，由于大家一拥而上，生产能力已经有过剩的危机。有些人预测，中国的汽车业如果不能在2010年大规模占领世界市场，国内就会充斥着卖不出去的车。但是，在几年之间我们有能力大规模占领世界市场吗？事实上，大企业的行为，常常是追随式、从众式的，看见人家造汽车自己也造汽车，看人家做电脑自己也做电脑。有创造性的个人，则能够在一些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异军突起。当年的苹果电脑，如今的Google，都是这样诞生的。 中国的经济要更新，不应该仅仅从大处做起，还应该从小处做起。国家的责任，是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保证小人物的基本权利。中国的经济要长久繁荣，首先要等民工拿得到体面的工钱。他们有了基本的经济资源，才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创立自己的产业。一大批小企业才能够迅速地崛起。 align="center"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src="http://www.koreabuddy.net/xl/468-15.html" frameborder="0" width="468" scrolling="no" height="60">
个人富了，才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劳动力贵了，才会逼着企业提高经营水平和技术成分。靠肆无忌惮地压低自己员工的工资来竞争，等于把企业越惯越懒，越来越固步自封，最后使中国经济走入死局。
一个普遍贫困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的。过去20年，中国一直遵循着贫困国家的发展战略：利用自己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靠低廉的价格打败对手，占领世界市场。如今“中国制造”遍布全球，正是这一战略成功的明证。 然而，当中国发展成一个小康社会后，这样的战略就会失误。在未来几十年，如果中国的劳动力还是这么便宜，就说明中国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将制约中国的发展。 一个穷国要崛起成一个世界大国，就是像跑一场马拉松。如果只看眼前的便宜，拼命快跑，而完全不考虑后半程的战术，到时就会精疲力竭，被迫退出竞争。常识告诉我们，一个马拉松运动员的后半程战略，绝对不应该建立在其前半程的身体状态透支之上。中国小康后的发展战略，也绝不能以中国人便宜为前提。相反，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想想中国人“贵”起来以后怎么办。不错，美国的劳动力价值确实高，但是，高工资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高消费，而且还有高投资。 个人的小规模投资，常常比企业大规模的投资更有效率，就像企业的投资常常比更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更有效率一样。且不说一半美国人手中持有股票，成为“投资阶层”，高工资还使美国人能够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教育投资。干粗活的父母，能够培养自己的孩子上常青藤。结果，干粗活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从事高技术、高智能产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里呢？我们给工人的工资仅仅够他们维持生存，他们很难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要有效地开发这一宝贵资源，第一是要对人进行投资，第二要保证这样的投资是自由的、非计划的（既不能由国家来计划，也不能由企业来计划）。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靠压低工人的工资来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结果虽然迅速崛起，却是“脱亚”而不“入欧”，在经济上一直没有达到主要西方工业国家的水平。二战后日本再度以廉价的劳动力崛起，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及时完成了小康社会的战略转型，把高工资、高生产力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终于改变了战前“跑得完工业化的前半程，跑不完后半程”的局面，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再看印度，在教育投资、法治、高技术产业等方面，比中国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贫富差距太大，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没有资源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所以发展的动力一直赶不上中国。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哪怕前半程跑慢些、少吸引点投资，也要保证劳动阶层的基本权利和生活水平，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对自己投资、向上发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人力资源是一种再生的资源，保证我们的“后半程”有足够的动力。
沃尔玛的例子
《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一家给沃尔玛提供小电器的企业，10年前出厂批发价为7美元的产品，如今被砍到4美元（在美国销售价则是15～40美元），如此低的价格使企业几乎无法生存。
所以，中国的出口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利润大部分都是这样被别人赚去，中国社会从中获益十分有限。最近，美国政府和国会企图迫使中国升值人民币。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一反常态，相继站出来为中国辩护。《华尔街日报》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是天下最好的买卖。中国为我们生产我们觉得没有赚头的产品，而且价格奇低，利润大部分也被美国公司赚走，我们则得到了长时段的高增长中的低通货膨胀率，能够集中精力提升产业的层次和劳动生产率。现在的问题不是担心便宜的中国货，而是要操心这样的好买卖能持续多久。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们的问题则是：难道中国人要永远像这样为世界打工？ 沃尔玛之所以能够如此上下其手，无限压低价格，在于它抓住了中国的几个弱点。 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亏损企业无法被淘汰，优异企业无法脱颖而出。经济起飞十几年，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但仍然没有索尼、东芝、尼桑、丰田乃至现代、三星这样的名牌。我们除了东西便宜、劳动力便宜外，没有任何砝码。 其次，劳动力便宜，国内的购买力就低。 内需不足，只好依靠出口，于是沃尔玛就成了衣食父母。我们自然也就永远抬不起头来。 中国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很像20世纪60年代初的日本，正处于一个战略性的十字路口。 我们不能因为有13亿还很穷困的人口，就认定中国人可以永远这样便宜下去。我们必须对这13亿人进行投资，使他们逐渐“贵”起来。这样，他们不仅有足够的技能从事高层次的生产活动，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购买力。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同时，应该迅速健全市场经济体系。这包括独立、高效率的司法制度，自由的信息流动，高度透明的政府行为等等。因为真正国际级的大企业，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够成长。
中国经济的出路
中国必须提高产业层次，中国的政经界并非没有意识。联想以17.5亿美元的天价买下IBM的PC系统，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一个大手笔。这笔交易，把人们的目光转向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的文章，称中国的一些大企业，如华为、ZTE、海尔、TCL等等，竞相到海外收购、兼并、联营，试图创造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 实际上，这些大企业的行为，有极大的风险。企业兼并，并非是在国际竞争中成功的必由之路。相反，野心过大的兼并，最终常常制造“白象工程”。耗资甚巨，高成本压低了盈利，甚至使企业长期负债，最后吃不了兜着走。真正的企业成功，在于提供领先的技术，而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像当年的索尼，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庞然大物，但在电器市场上几乎处处领先。现在的丰田，也比如今的通用汽车规模小，但总是能够比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早走半步。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在技术上没有一处领先，全处于跟跑的状态。海外收购，一个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技术，创不出名牌，于是希望通过收购一些知名的大企业，获得人家的技术和品牌。但是，借来的拳头打不了人。真正技术领先的企业，一般不会让外人染指的。能够收购的，大多是一些垂垂老矣、在技术和品牌上已经丧失了竞争力、并有许多不良债务的企业。如上海的汽车制造商，就收购了这样一家英国汽车公司。这样花大价钱把昔日的名牌买到手，就像是斥巨资请现在已经快走不动的马拉多纳来为我们踢球一样，最后可能输得更惨。 更糟糕的是，这些能够走向世界，斥巨资兼并、收购、联营的大企业，大多是国有或有着国有背景。它们目前的成功，往往不是靠市场上充分的竞争，而是靠自己所占有的优惠性或垄断性的地位。它们的企业行为，常常倾向于好大喜功、不计成本。 如果它们算计不精，经营不善，又不能及时受到真正的市场竞争的惩罚，那么盲目扩张的结果，可能会制造一些负债累累的硕大病夫。 实际上，大企业的行为，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充满危机。比如汽车业，由于大家一拥而上，生产能力已经有过剩的危机。有些人预测，中国的汽车业如果不能在2010年大规模占领世界市场，国内就会充斥着卖不出去的车。但是，在几年之间我们有能力大规模占领世界市场吗？事实上，大企业的行为，常常是追随式、从众式的，看见人家造汽车自己也造汽车，看人家做电脑自己也做电脑。有创造性的个人，则能够在一些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异军突起。当年的苹果电脑，如今的Google，都是这样诞生的。 中国的经济要更新，不应该仅仅从大处做起，还应该从小处做起。国家的责任，是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保证小人物的基本权利。中国的经济要长久繁荣，首先要等民工拿得到体面的工钱。他们有了基本的经济资源，才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创立自己的产业。一大批小企业才能够迅速地崛起。 align="center"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src="http://www.koreabuddy.net/xl/468-15.html" frameborder="0" width="468" scrolling="no" height="60">
中国人不能永远这么便宜
一个普遍贫困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的。过去20年，中国一直遵循着贫困国家的发展战略：利用自己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靠低廉的价格打败对手，占领世界市场。如今“中国制造”遍布全球，正是这一战略成功的明证。 然而，当中国发展成一个小康社会后，这样的战略就会失误。在未来几十年，如果中国的劳动力还是这么便宜，就说明中国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将制约中国的发展。 一个穷国要崛起成一个世界大国，就是像跑一场马拉松。如果只看眼前的便宜，拼命快跑，而完全不考虑后半程的战术，到时就会精疲力竭，被迫退出竞争。常识告诉我们，一个马拉松运动员的后半程战略，绝对不应该建立在其前半程的身体状态透支之上。中国小康后的发展战略，也绝不能以中国人便宜为前提。相反，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想想中国人“贵”起来以后怎么办。不错，美国的劳动力价值确实高，但是，高工资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高消费，而且还有高投资。 个人的小规模投资，常常比企业大规模的投资更有效率，就像企业的投资常常比更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更有效率一样。且不说一半美国人手中持有股票，成为“投资阶层”，高工资还使美国人能够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教育投资。干粗活的父母，能够培养自己的孩子上常青藤。结果，干粗活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从事高技术、高智能产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里呢？我们给工人的工资仅仅够他们维持生存，他们很难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要有效地开发这一宝贵资源，第一是要对人进行投资，第二要保证这样的投资是自由的、非计划的（既不能由国家来计划，也不能由企业来计划）。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靠压低工人的工资来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结果虽然迅速崛起，却是“脱亚”而不“入欧”，在经济上一直没有达到主要西方工业国家的水平。二战后日本再度以廉价的劳动力崛起，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及时完成了小康社会的战略转型，把高工资、高生产力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终于改变了战前“跑得完工业化的前半程，跑不完后半程”的局面，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再看印度，在教育投资、法治、高技术产业等方面，比中国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贫富差距太大，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没有资源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所以发展的动力一直赶不上中国。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哪怕前半程跑慢些、少吸引点投资，也要保证劳动阶层的基本权利和生活水平，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对自己投资、向上发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人力资源是一种再生的资源，保证我们的“后半程”有足够的动力。
沃尔玛的例子
《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一家给沃尔玛提供小电器的企业，10年前出厂批发价为7美元的产品，如今被砍到4美元（在美国销售价则是15～40美元），如此低的价格使企业几乎无法生存。
所以，中国的出口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利润大部分都是这样被别人赚去，中国社会从中获益十分有限。最近，美国政府和国会企图迫使中国升值人民币。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一反常态，相继站出来为中国辩护。《华尔街日报》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是天下最好的买卖。中国为我们生产我们觉得没有赚头的产品，而且价格奇低，利润大部分也被美国公司赚走，我们则得到了长时段的高增长中的低通货膨胀率，能够集中精力提升产业的层次和劳动生产率。现在的问题不是担心便宜的中国货，而是要操心这样的好买卖能持续多久。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们的问题则是：难道中国人要永远像这样为世界打工？ 沃尔玛之所以能够如此上下其手，无限压低价格，在于它抓住了中国的几个弱点。 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亏损企业无法被淘汰，优异企业无法脱颖而出。经济起飞十几年，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但仍然没有索尼、东芝、尼桑、丰田乃至现代、三星这样的名牌。我们除了东西便宜、劳动力便宜外，没有任何砝码。 其次，劳动力便宜，国内的购买力就低。 内需不足，只好依靠出口，于是沃尔玛就成了衣食父母。我们自然也就永远抬不起头来。 中国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很像20世纪60年代初的日本，正处于一个战略性的十字路口。 我们不能因为有13亿还很穷困的人口，就认定中国人可以永远这样便宜下去。我们必须对这13亿人进行投资，使他们逐渐“贵”起来。这样，他们不仅有足够的技能从事高层次的生产活动，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购买力。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同时，应该迅速健全市场经济体系。这包括独立、高效率的司法制度，自由的信息流动，高度透明的政府行为等等。因为真正国际级的大企业，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够成长。
中国经济的出路
中国必须提高产业层次，中国的政经界并非没有意识。联想以17.5亿美元的天价买下IBM的PC系统，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一个大手笔。这笔交易，把人们的目光转向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的文章，称中国的一些大企业，如华为、ZTE、海尔、TCL等等，竞相到海外收购、兼并、联营，试图创造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 实际上，这些大企业的行为，有极大的风险。企业兼并，并非是在国际竞争中成功的必由之路。相反，野心过大的兼并，最终常常制造“白象工程”。耗资甚巨，高成本压低了盈利，甚至使企业长期负债，最后吃不了兜着走。真正的企业成功，在于提供领先的技术，而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像当年的索尼，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庞然大物，但在电器市场上几乎处处领先。现在的丰田，也比如今的通用汽车规模小，但总是能够比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早走半步。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在技术上没有一处领先，全处于跟跑的状态。海外收购，一个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技术，创不出名牌，于是希望通过收购一些知名的大企业，获得人家的技术和品牌。但是，借来的拳头打不了人。真正技术领先的企业，一般不会让外人染指的。能够收购的，大多是一些垂垂老矣、在技术和品牌上已经丧失了竞争力、并有许多不良债务的企业。如上海的汽车制造商，就收购了这样一家英国汽车公司。这样花大价钱把昔日的名牌买到手，就像是斥巨资请现在已经快走不动的马拉多纳来为我们踢球一样，最后可能输得更惨。 更糟糕的是，这些能够走向世界，斥巨资兼并、收购、联营的大企业，大多是国有或有着国有背景。它们目前的成功，往往不是靠市场上充分的竞争，而是靠自己所占有的优惠性或垄断性的地位。它们的企业行为，常常倾向于好大喜功、不计成本。 如果它们算计不精，经营不善，又不能及时受到真正的市场竞争的惩罚，那么盲目扩张的结果，可能会制造一些负债累累的硕大病夫。 实际上，大企业的行为，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充满危机。比如汽车业，由于大家一拥而上，生产能力已经有过剩的危机。有些人预测，中国的汽车业如果不能在2010年大规模占领世界市场，国内就会充斥着卖不出去的车。但是，在几年之间我们有能力大规模占领世界市场吗？事实上，大企业的行为，常常是追随式、从众式的，看见人家造汽车自己也造汽车，看人家做电脑自己也做电脑。有创造性的个人，则能够在一些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异军突起。当年的苹果电脑，如今的Google，都是这样诞生的。 中国的经济要更新，不应该仅仅从大处做起，还应该从小处做起。国家的责任，是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保证小人物的基本权利。中国的经济要长久繁荣，首先要等民工拿得到体面的工钱。他们有了基本的经济资源，才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创立自己的产业。一大批小企业才能够迅速地崛起。 个人富了，才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劳动力贵了，才会逼着企业提高经营水平和技术成分。靠肆无忌惮地压低自己员工的工资来竞争，等于把企业越惯越懒，越来越固步自封，最后使中国经济走入死局。
一个普遍贫困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的。过去20年，中国一直遵循着贫困国家的发展战略：利用自己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靠低廉的价格打败对手，占领世界市场。如今“中国制造”遍布全球，正是这一战略成功的明证。 然而，当中国发展成一个小康社会后，这样的战略就会失误。在未来几十年，如果中国的劳动力还是这么便宜，就说明中国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将制约中国的发展。 一个穷国要崛起成一个世界大国，就是像跑一场马拉松。如果只看眼前的便宜，拼命快跑，而完全不考虑后半程的战术，到时就会精疲力竭，被迫退出竞争。常识告诉我们，一个马拉松运动员的后半程战略，绝对不应该建立在其前半程的身体状态透支之上。中国小康后的发展战略，也绝不能以中国人便宜为前提。相反，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想想中国人“贵”起来以后怎么办。不错，美国的劳动力价值确实高，但是，高工资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高消费，而且还有高投资。 个人的小规模投资，常常比企业大规模的投资更有效率，就像企业的投资常常比更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更有效率一样。且不说一半美国人手中持有股票，成为“投资阶层”，高工资还使美国人能够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教育投资。干粗活的父母，能够培养自己的孩子上常青藤。结果，干粗活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从事高技术、高智能产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里呢？我们给工人的工资仅仅够他们维持生存，他们很难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要有效地开发这一宝贵资源，第一是要对人进行投资，第二要保证这样的投资是自由的、非计划的（既不能由国家来计划，也不能由企业来计划）。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靠压低工人的工资来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结果虽然迅速崛起，却是“脱亚”而不“入欧”，在经济上一直没有达到主要西方工业国家的水平。二战后日本再度以廉价的劳动力崛起，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及时完成了小康社会的战略转型，把高工资、高生产力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终于改变了战前“跑得完工业化的前半程，跑不完后半程”的局面，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再看印度，在教育投资、法治、高技术产业等方面，比中国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贫富差距太大，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没有资源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所以发展的动力一直赶不上中国。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哪怕前半程跑慢些、少吸引点投资，也要保证劳动阶层的基本权利和生活水平，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对自己投资、向上发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人力资源是一种再生的资源，保证我们的“后半程”有足够的动力。
沃尔玛的例子
《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一家给沃尔玛提供小电器的企业，10年前出厂批发价为7美元的产品，如今被砍到4美元（在美国销售价则是15～40美元），如此低的价格使企业几乎无法生存。
所以，中国的出口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利润大部分都是这样被别人赚去，中国社会从中获益十分有限。最近，美国政府和国会企图迫使中国升值人民币。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一反常态，相继站出来为中国辩护。《华尔街日报》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是天下最好的买卖。中国为我们生产我们觉得没有赚头的产品，而且价格奇低，利润大部分也被美国公司赚走，我们则得到了长时段的高增长中的低通货膨胀率，能够集中精力提升产业的层次和劳动生产率。现在的问题不是担心便宜的中国货，而是要操心这样的好买卖能持续多久。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们的问题则是：难道中国人要永远像这样为世界打工？ 沃尔玛之所以能够如此上下其手，无限压低价格，在于它抓住了中国的几个弱点。 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亏损企业无法被淘汰，优异企业无法脱颖而出。经济起飞十几年，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但仍然没有索尼、东芝、尼桑、丰田乃至现代、三星这样的名牌。我们除了东西便宜、劳动力便宜外，没有任何砝码。 其次，劳动力便宜，国内的购买力就低。 内需不足，只好依靠出口，于是沃尔玛就成了衣食父母。我们自然也就永远抬不起头来。 中国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很像20世纪60年代初的日本，正处于一个战略性的十字路口。 我们不能因为有13亿还很穷困的人口，就认定中国人可以永远这样便宜下去。我们必须对这13亿人进行投资，使他们逐渐“贵”起来。这样，他们不仅有足够的技能从事高层次的生产活动，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购买力。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同时，应该迅速健全市场经济体系。这包括独立、高效率的司法制度，自由的信息流动，高度透明的政府行为等等。因为真正国际级的大企业，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够成长。
中国经济的出路
中国必须提高产业层次，中国的政经界并非没有意识。联想以17.5亿美元的天价买下IBM的PC系统，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一个大手笔。这笔交易，把人们的目光转向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的文章，称中国的一些大企业，如华为、ZTE、海尔、TCL等等，竞相到海外收购、兼并、联营，试图创造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 实际上，这些大企业的行为，有极大的风险。企业兼并，并非是在国际竞争中成功的必由之路。相反，野心过大的兼并，最终常常制造“白象工程”。耗资甚巨，高成本压低了盈利，甚至使企业长期负债，最后吃不了兜着走。真正的企业成功，在于提供领先的技术，而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像当年的索尼，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庞然大物，但在电器市场上几乎处处领先。现在的丰田，也比如今的通用汽车规模小，但总是能够比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早走半步。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在技术上没有一处领先，全处于跟跑的状态。海外收购，一个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技术，创不出名牌，于是希望通过收购一些知名的大企业，获得人家的技术和品牌。但是，借来的拳头打不了人。真正技术领先的企业，一般不会让外人染指的。能够收购的，大多是一些垂垂老矣、在技术和品牌上已经丧失了竞争力、并有许多不良债务的企业。如上海的汽车制造商，就收购了这样一家英国汽车公司。这样花大价钱把昔日的名牌买到手，就像是斥巨资请现在已经快走不动的马拉多纳来为我们踢球一样，最后可能输得更惨。 更糟糕的是，这些能够走向世界，斥巨资兼并、收购、联营的大企业，大多是国有或有着国有背景。它们目前的成功，往往不是靠市场上充分的竞争，而是靠自己所占有的优惠性或垄断性的地位。它们的企业行为，常常倾向于好大喜功、不计成本。 如果它们算计不精，经营不善，又不能及时受到真正的市场竞争的惩罚，那么盲目扩张的结果，可能会制造一些负债累累的硕大病夫。 实际上，大企业的行为，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充满危机。比如汽车业，由于大家一拥而上，生产能力已经有过剩的危机。有些人预测，中国的汽车业如果不能在2010年大规模占领世界市场，国内就会充斥着卖不出去的车。但是，在几年之间我们有能力大规模占领世界市场吗？事实上，大企业的行为，常常是追随式、从众式的，看见人家造汽车自己也造汽车，看人家做电脑自己也做电脑。有创造性的个人，则能够在一些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异军突起。当年的苹果电脑，如今的Google，都是这样诞生的。 中国的经济要更新，不应该仅仅从大处做起，还应该从小处做起。国家的责任，是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保证小人物的基本权利。中国的经济要长久繁荣，首先要等民工拿得到体面的工钱。他们有了基本的经济资源，才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创立自己的产业。一大批小企业才能够迅速地崛起。 个人富了，才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劳动力贵了，才会逼着企业提高经营水平和技术成分。靠肆无忌惮地压低自己员工的工资来竞争，等于把企业越惯越懒，越来越固步自封，最后使中国经济走入死局。
中国人不能永远这么便宜
一个普遍贫困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的。过去20年，中国一直遵循着贫困国家的发展战略：利用自己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靠低廉的价格打败对手，占领世界市场。如今“中国制造”遍布全球，正是这一战略成功的明证。 然而，当中国发展成一个小康社会后，这样的战略就会失误。在未来几十年，如果中国的劳动力还是这么便宜，就说明中国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将制约中国的发展。 一个穷国要崛起成一个世界大国，就是像跑一场马拉松。如果只看眼前的便宜，拼命快跑，而完全不考虑后半程的战术，到时就会精疲力竭，被迫退出竞争。常识告诉我们，一个马拉松运动员的后半程战略，绝对不应该建立在其前半程的身体状态透支之上。中国小康后的发展战略，也绝不能以中国人便宜为前提。相反，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想想中国人“贵”起来以后怎么办。不错，美国的劳动力价值确实高，但是，高工资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高消费，而且还有高投资。 个人的小规模投资，常常比企业大规模的投资更有效率，就像企业的投资常常比更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更有效率一样。且不说一半美国人手中持有股票，成为“投资阶层”，高工资还使美国人能够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教育投资。干粗活的父母，能够培养自己的孩子上常青藤。结果，干粗活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从事高技术、高智能产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里呢？我们给工人的工资仅仅够他们维持生存，他们很难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要有效地开发这一宝贵资源，第一是要对人进行投资，第二要保证这样的投资是自由的、非计划的（既不能由国家来计划，也不能由企业来计划）。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靠压低工人的工资来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结果虽然迅速崛起，却是“脱亚”而不“入欧”，在经济上一直没有达到主要西方工业国家的水平。二战后日本再度以廉价的劳动力崛起，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及时完成了小康社会的战略转型，把高工资、高生产力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终于改变了战前“跑得完工业化的前半程，跑不完后半程”的局面，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再看印度，在教育投资、法治、高技术产业等方面，比中国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贫富差距太大，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没有资源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所以发展的动力一直赶不上中国。 align="center"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src="http://www.koreabuddy.net/xl/468-60.html" frameborder="0" width="468" scrolling="no" height="60">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哪怕前半程跑慢些、少吸引点投资，也要保证劳动阶层的基本权利和生活水平，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对自己投资、向上发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人力资源是一种再生的资源，保证我们的“后半程”有足够的动力。
沃尔玛的例子
《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一家给沃尔玛提供小电器的企业，10年前出厂批发价为7美元的产品，如今被砍到4美元（在美国销售价则是15～40美元），如此低的价格使企业几乎无法生存。
所以，中国的出口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利润大部分都是这样被别人赚去，中国社会从中获益十分有限。最近，美国政府和国会企图迫使中国升值人民币。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一反常态，相继站出来为中国辩护。《华尔街日报》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是天下最好的买卖。中国为我们生产我们觉得没有赚头的产品，而且价格奇低，利润大部分也被美国公司赚走，我们则得到了长时段的高增长中的低通货膨胀率，能够集中精力提升产业的层次和劳动生产率。现在的问题不是担心便宜的中国货，而是要操心这样的好买卖能持续多久。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们的问题则是：难道中国人要永远像这样为世界打工？ 沃尔玛之所以能够如此上下其手，无限压低价格，在于它抓住了中国的几个弱点。 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亏损企业无法被淘汰，优异企业无法脱颖而出。经济起飞十几年，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但仍然没有索尼、东芝、尼桑、丰田乃至现代、三星这样的名牌。我们除了东西便宜、劳动力便宜外，没有任何砝码。 其次，劳动力便宜，国内的购买力就低。 内需不足，只好依靠出口，于是沃尔玛就成了衣食父母。我们自然也就永远抬不起头来。 中国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很像20世纪60年代初的日本，正处于一个战略性的十字路口。 我们不能因为有13亿还很穷困的人口，就认定中国人可以永远这样便宜下去。我们必须对这13亿人进行投资，使他们逐渐“贵”起来。这样，他们不仅有足够的技能从事高层次的生产活动，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购买力。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同时，应该迅速健全市场经济体系。这包括独立、高效率的司法制度，自由的信息流动，高度透明的政府行为等等。因为真正国际级的大企业，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够成长。
中国经济的出路
中国必须提高产业层次，中国的政经界并非没有意识。联想以17.5亿美元的天价买下IBM的PC系统，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一个大手笔。这笔交易，把人们的目光转向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的文章，称中国的一些大企业，如华为、ZTE、海尔、TCL等等，竞相到海外收购、兼并、联营，试图创造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 实际上，这些大企业的行为，有极大的风险。企业兼并，并非是在国际竞争中成功的必由之路。相反，野心过大的兼并，最终常常制造“白象工程”。耗资甚巨，高成本压低了盈利，甚至使企业长期负债，最后吃不了兜着走。真正的企业成功，在于提供领先的技术，而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像当年的索尼，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庞然大物，但在电器市场上几乎处处领先。现在的丰田，也比如今的通用汽车规模小，但总是能够比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早走半步。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在技术上没有一处领先，全处于跟跑的状态。海外收购，一个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技术，创不出名牌，于是希望通过收购一些知名的大企业，获得人家的技术和品牌。但是，借来的拳头打不了人。真正技术领先的企业，一般不会让外人染指的。能够收购的，大多是一些垂垂老矣、在技术和品牌上已经丧失了竞争力、并有许多不良债务的企业。如上海的汽车制造商，就收购了这样一家英国汽车公司。这样花大价钱把昔日的名牌买到手，就像是斥巨资请现在已经快走不动的马拉多纳来为我们踢球一样，最后可能输得更惨。 更糟糕的是，这些能够走向世界，斥巨资兼并、收购、联营的大企业，大多是国有或有着国有背景。它们目前的成功，往往不是靠市场上充分的竞争，而是靠自己所占有的优惠性或垄断性的地位。它们的企业行为，常常倾向于好大喜功、不计成本。 如果它们算计不精，经营不善，又不能及时受到真正的市场竞争的惩罚，那么盲目扩张的结果，可能会制造一些负债累累的硕大病夫。 实际上，大企业的行为，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充满危机。比如汽车业，由于大家一拥而上，生产能力已经有过剩的危机。有些人预测，中国的汽车业如果不能在2010年大规模占领世界市场，国内就会充斥着卖不出去的车。但是，在几年之间我们有能力大规模占领世界市场吗？事实上，大企业的行为，常常是追随式、从众式的，看见人家造汽车自己也造汽车，看人家做电脑自己也做电脑。有创造性的个人，则能够在一些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异军突起。当年的苹果电脑，如今的Google，都是这样诞生的。 中国的经济要更新，不应该仅仅从大处做起，还应该从小处做起。国家的责任，是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保证小人物的基本权利。中国的经济要长久繁荣，首先要等民工拿得到体面的工钱。他们有了基本的经济资源，才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创立自己的产业。一大批小企业才能够迅速地崛起。 个人富了，才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劳动力贵了，才会逼着企业提高经营水平和技术成分。靠肆无忌惮地压低自己员工的工资来竞争，等于把企业越惯越懒，越来越固步自封，最后使中国经济走入死局。
一个普遍贫困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的。过去20年，中国一直遵循着贫困国家的发展战略：利用自己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靠低廉的价格打败对手，占领世界市场。如今“中国制造”遍布全球，正是这一战略成功的明证。 然而，当中国发展成一个小康社会后，这样的战略就会失误。在未来几十年，如果中国的劳动力还是这么便宜，就说明中国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将制约中国的发展。 一个穷国要崛起成一个世界大国，就是像跑一场马拉松。如果只看眼前的便宜，拼命快跑，而完全不考虑后半程的战术，到时就会精疲力竭，被迫退出竞争。常识告诉我们，一个马拉松运动员的后半程战略，绝对不应该建立在其前半程的身体状态透支之上。中国小康后的发展战略，也绝不能以中国人便宜为前提。相反，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想想中国人“贵”起来以后怎么办。不错，美国的劳动力价值确实高，但是，高工资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高消费，而且还有高投资。 个人的小规模投资，常常比企业大规模的投资更有效率，就像企业的投资常常比更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更有效率一样。且不说一半美国人手中持有股票，成为“投资阶层”，高工资还使美国人能够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教育投资。干粗活的父母，能够培养自己的孩子上常青藤。结果，干粗活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从事高技术、高智能产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这里呢？我们给工人的工资仅仅够他们维持生存，他们很难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要有效地开发这一宝贵资源，第一是要对人进行投资，第二要保证这样的投资是自由的、非计划的（既不能由国家来计划，也不能由企业来计划）。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直靠压低工人的工资来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结果虽然迅速崛起，却是“脱亚”而不“入欧”，在经济上一直没有达到主要西方工业国家的水平。二战后日本再度以廉价的劳动力崛起，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及时完成了小康社会的战略转型，把高工资、高生产力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终于改变了战前“跑得完工业化的前半程，跑不完后半程”的局面，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再看印度，在教育投资、法治、高技术产业等方面，比中国有相当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贫富差距太大，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没有资源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进行投资，所以发展的动力一直赶不上中国。 align="center"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src="http://www.koreabuddy.net/xl/468-60.html" frameborder="0" width="468" scrolling="no" height="60">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哪怕前半程跑慢些、少吸引点投资，也要保证劳动阶层的基本权利和生活水平，使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对自己投资、向上发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人力资源是一种再生的资源，保证我们的“后半程”有足够的动力。
沃尔玛的例子
《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一家给沃尔玛提供小电器的企业，10年前出厂批发价为7美元的产品，如今被砍到4美元（在美国销售价则是15～40美元），如此低的价格使企业几乎无法生存。
所以，中国的出口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利润大部分都是这样被别人赚去，中国社会从中获益十分有限。最近，美国政府和国会企图迫使中国升值人民币。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一反常态，相继站出来为中国辩护。《华尔街日报》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是天下最好的买卖。中国为我们生产我们觉得没有赚头的产品，而且价格奇低，利润大部分也被美国公司赚走，我们则得到了长时段的高增长中的低通货膨胀率，能够集中精力提升产业的层次和劳动生产率。现在的问题不是担心便宜的中国货，而是要操心这样的好买卖能持续多久。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们的问题则是：难道中国人要永远像这样为世界打工？ 沃尔玛之所以能够如此上下其手，无限压低价格，在于它抓住了中国的几个弱点。 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亏损企业无法被淘汰，优异企业无法脱颖而出。经济起飞十几年，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但仍然没有索尼、东芝、尼桑、丰田乃至现代、三星这样的名牌。我们除了东西便宜、劳动力便宜外，没有任何砝码。 其次，劳动力便宜，国内的购买力就低。 内需不足，只好依靠出口，于是沃尔玛就成了衣食父母。我们自然也就永远抬不起头来。 中国目前的经济与社会，很像20世纪60年代初的日本，正处于一个战略性的十字路口。 我们不能因为有13亿还很穷困的人口，就认定中国人可以永远这样便宜下去。我们必须对这13亿人进行投资，使他们逐渐“贵”起来。这样，他们不仅有足够的技能从事高层次的生产活动，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购买力。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同时，应该迅速健全市场经济体系。这包括独立、高效率的司法制度，自由的信息流动，高度透明的政府行为等等。因为真正国际级的大企业，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够成长。
中国经济的出路
中国必须提高产业层次，中国的政经界并非没有意识。联想以17.5亿美元的天价买下IBM的PC系统，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一个大手笔。这笔交易，把人们的目光转向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的文章，称中国的一些大企业，如华为、ZTE、海尔、TCL等等，竞相到海外收购、兼并、联营，试图创造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 实际上，这些大企业的行为，有极大的风险。企业兼并，并非是在国际竞争中成功的必由之路。相反，野心过大的兼并，最终常常制造“白象工程”。耗资甚巨，高成本压低了盈利，甚至使企业长期负债，最后吃不了兜着走。真正的企业成功，在于提供领先的技术，而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像当年的索尼，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庞然大物，但在电器市场上几乎处处领先。现在的丰田，也比如今的通用汽车规模小，但总是能够比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早走半步。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在技术上没有一处领先，全处于跟跑的状态。海外收购，一个主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技术，创不出名牌，于是希望通过收购一些知名的大企业，获得人家的技术和品牌。但是，借来的拳头打不了人。真正技术领先的企业，一般不会让外人染指的。能够收购的，大多是一些垂垂老矣、在技术和品牌上已经丧失了竞争力、并有许多不良债务的企业。如上海的汽车制造商，就收购了这样一家英国汽车公司。这样花大价钱把昔日的名牌买到手，就像是斥巨资请现在已经快走不动的马拉多纳来为我们踢球一样，最后可能输得更惨。 更糟糕的是，这些能够走向世界，斥巨资兼并、收购、联营的大企业，大多是国有或有着国有背景。它们目前的成功，往往不是靠市场上充分的竞争，而是靠自己所占有的优惠性或垄断性的地位。它们的企业行为，常常倾向于好大喜功、不计成本。 如果它们算计不精，经营不善，又不能及时受到真正的市场竞争的惩罚，那么盲目扩张的结果，可能会制造一些负债累累的硕大病夫。 实际上，大企业的行为，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充满危机。比如汽车业，由于大家一拥而上，生产能力已经有过剩的危机。有些人预测，中国的汽车业如果不能在2010年大规模占领世界市场，国内就会充斥着卖不出去的车。但是，在几年之间我们有能力大规模占领世界市场吗？事实上，大企业的行为，常常是追随式、从众式的，看见人家造汽车自己也造汽车，看人家做电脑自己也做电脑。有创造性的个人，则能够在一些人们想不到的地方异军突起。当年的苹果电脑，如今的Google，都是这样诞生的。 中国的经济要更新，不应该仅仅从大处做起，还应该从小处做起。国家的责任，是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保证小人物的基本权利。中国的经济要长久繁荣，首先要等民工拿得到体面的工钱。他们有了基本的经济资源，才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创立自己的产业。一大批小企业才能够迅速地崛起。 个人富了，才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劳动力贵了，才会逼着企业提高经营水平和技术成分。靠肆无忌惮地压低自己员工的工资来竞争，等于把企业越惯越懒，越来越固步自封，最后使中国经济走入死局。
星岛环球网援引美国《华盛顿时报》文章，如果吓人的标题和报纸以及无知的政治家令你担心美国贸易赤字和外国所有权，请放松，别担心。以下为原因。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中国进口的棉花约占世界贸易棉的40%，而美国出口约40%的世界贸易棉。这样，当你去沃尔玛买条标有“中国制造”的棉裤，那些棉裤上的棉花很可能产自美国。
如果你在沃尔玛买这条棉裤花了十五美金，当中一些钱可能落入一名田纳西棉花农、一家美国棉花中介、一家棉花出口商、一家挪威船运公司以及一家中国纺织品公司手中。
如果沃尔玛是直接从中国公司那里购买的，它肯定要付钱给国际船运公司，把棉裤带到美国，付钱给它自己在美国的分销商和卡车司机，把棉裤收入仓库，然后付钱给店员，让他们展示和出售货物；此外，要支付库房和店铺费用、办公室管理费、卡车等等。但这还不是全部；中国的税务当局和美国联邦、国家及地方税务当局都会从你支付的十五美金中分一杯羹。因此，中国纺织品公司收棉花、准备布料和缝制棉裤的工作可能分不到当中的五美金。
假定 沃尔玛给中国公司五美元来买这条裤子，而中国公司需要给 美国的棉花供应商两美元来支付棉花费用。中国公司然后把剩下的三美元拿到中国的银行，以获得中国货币支付工人和当地费用。
那样中国的银行就有三美元。 一美元可能用来购买美国政府的证券。另外 一美元可能是给中国一家航空公司购买波音737的贷款。而且最后的 一美元可能贷给中国一家酒店公司，帮助他们购买和翻新迈阿密沙滩的一座美国酒店。最终，美元基本上用来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或者用于投资美国。
中国的银行用美国政府的证券来备份，或者变成自己的货币储备。中国如今拥有大约四千二百亿美元的美国公债，占8%。日本持有12%。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持有另有的20%。美国个人和机构持有剩下的60%。
许多美国公司、机构和个人持有大量别国的债务，事实上，许多国家自己的外债比它们持有美国的债务高得多。
跟一些妖言惑众的言辞相反，中国人不会突然抛售他们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因为这些债券提供了许多银行储备。如果他们忙于大宗抛售，他们只会压低债券的价格，这样会摧毁他们自己的银行系统——他们很清楚这点。当中国人购买美国债券，美国投资者可以把更多资金投入美国更高回报率的生产性投资，因为他们不需要资助那么多美国政府债务。这样，中国持有美国政府债券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利。
中国人还是美国商业一个非常大的消费者，而且当他们购买产品，例如波音飞机，他们给美国人创造了许多高薪岗位(往往比那些丢失的纺织工人岗位要高)。中国人还是美国大的直接投资者。而且当他们做些像升级一家旧的迈阿密酒店等事情，他们为美国建筑和酒店业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而且让美国有了更好的酒店，对消费者对收税员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尽管有些政治煽动性妖言，但千万美国人(无论是田纳西的棉花农，波音的工人，迈阿密的酒店和建筑工人，或者可以获得较低成本押款的美国购房者)因那些在中国辛勤工作的人而过得更好。没错，一些美国纺织业工人丢掉了工作，但美国人花十五美元就买到了原本要二十五美元的棉裤，多出来的十美元用来支付餐饮或其他商品和服务，创造的工作岗位比失去的多。
美国现在已经接近充分就业，而且实际工资在上涨——证明了经济学家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更自由的贸易和投资创造更多和更高新岗位，同时降低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中国赢了，美国赢了，世界赢了——因此，别担心。(作者 Richard W. Rahn)
如果你在沃尔玛买这条棉裤花了十五美金，当中一些钱可能落入一名田纳西棉花农、一家美国棉花中介、一家棉花出口商、一家挪威船运公司以及一家中国纺织品公司手中。
如果沃尔玛是直接从中国公司那里购买的，它肯定要付钱给国际船运公司，把棉裤带到美国，付钱给它自己在美国的分销商和卡车司机，把棉裤收入仓库，然后付钱给店员，让他们展示和出售货物；此外，要支付库房和店铺费用、办公室管理费、卡车等等。但这还不是全部；中国的税务当局和美国联邦、国家及地方税务当局都会从你支付的十五美金中分一杯羹。因此，中国纺织品公司收棉花、准备布料和缝制棉裤的工作可能分不到当中的五美金。
假定 沃尔玛给中国公司五美元来买这条裤子，而中国公司需要给 美国的棉花供应商两美元来支付棉花费用。中国公司然后把剩下的三美元拿到中国的银行，以获得中国货币支付工人和当地费用。
那样中国的银行就有三美元。 一美元可能用来购买美国政府的证券。另外 一美元可能是给中国一家航空公司购买波音737的贷款。而且最后的 一美元可能贷给中国一家酒店公司，帮助他们购买和翻新迈阿密沙滩的一座美国酒店。最终，美元基本上用来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或者用于投资美国。
中国的银行用美国政府的证券来备份，或者变成自己的货币储备。中国如今拥有大约四千二百亿美元的美国公债，占8%。日本持有12%。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持有另有的20%。美国个人和机构持有剩下的60%。
许多美国公司、机构和个人持有大量别国的债务，事实上，许多国家自己的外债比它们持有美国的债务高得多。
跟一些妖言惑众的言辞相反，中国人不会突然抛售他们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因为这些债券提供了许多银行储备。如果他们忙于大宗抛售，他们只会压低债券的价格，这样会摧毁他们自己的银行系统——他们很清楚这点。当中国人购买美国债券，美国投资者可以把更多资金投入美国更高回报率的生产性投资，因为他们不需要资助那么多美国政府债务。这样，中国持有美国政府债券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利。
中国人还是美国商业一个非常大的消费者，而且当他们购买产品，例如波音飞机，他们给美国人创造了许多高薪岗位(往往比那些丢失的纺织工人岗位要高)。中国人还是美国大的直接投资者。而且当他们做些像升级一家旧的迈阿密酒店等事情，他们为美国建筑和酒店业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而且让美国有了更好的酒店，对消费者对收税员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尽管有些政治煽动性妖言，但千万美国人(无论是田纳西的棉花农，波音的工人，迈阿密的酒店和建筑工人，或者可以获得较低成本押款的美国购房者)因那些在中国辛勤工作的人而过得更好。没错，一些美国纺织业工人丢掉了工作，但美国人花十五美元就买到了原本要二十五美元的棉裤，多出来的十美元用来支付餐饮或其他商品和服务，创造的工作岗位比失去的多。
美国现在已经接近充分就业，而且实际工资在上涨——证明了经济学家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更自由的贸易和投资创造更多和更高新岗位，同时降低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中国赢了，美国赢了，世界赢了——因此，别担心。(作者 Richard W. Rahn)
个人富了，才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劳动力贵了，才会逼着企业提高经营水平和技术成分。靠肆无忌惮地压低自己员工的工资来竞争，等于把企业越惯越懒，越来越固步自封，最后使中国经济走入死局。
星岛环球网援引美国《华盛顿时报》文章，如果吓人的标题和报纸以及无知的政治家令你担心美国贸易赤字和外国所有权，请放松，别担心。以下为原因。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中国进口的棉花约占世界贸易棉的40%，而美国出口约40%的世界贸易棉。这样，当你去沃尔玛买条标有“中国制造”的棉裤，那些棉裤上的棉花很可能产自美国。
如果你在沃尔玛买这条棉裤花了十五美金，当中一些钱可能落入一名田纳西棉花农、一家美国棉花中介、一家棉花出口商、一家挪威船运公司以及一家中国纺织品公司手中。
如果沃尔玛是直接从中国公司那里购买的，它肯定要付钱给国际船运公司，把棉裤带到美国，付钱给它自己在美国的分销商和卡车司机，把棉裤收入仓库，然后付钱给店员，让他们展示和出售货物；此外，要支付库房和店铺费用、办公室管理费、卡车等等。但这还不是全部；中国的税务当局和美国联邦、国家及地方税务当局都会从你支付的十五美金中分一杯羹。因此，中国纺织品公司收棉花、准备布料和缝制棉裤的工作可能分不到当中的五美金。
假定 沃尔玛给中国公司五美元来买这条裤子，而中国公司需要给 美国的棉花供应商两美元来支付棉花费用。中国公司然后把剩下的三美元拿到中国的银行，以获得中国货币支付工人和当地费用。
那样中国的银行就有三美元。 一美元可能用来购买美国政府的证券。另外 一美元可能是给中国一家航空公司购买波音737的贷款。而且最后的 一美元可能贷给中国一家酒店公司，帮助他们购买和翻新迈阿密沙滩的一座美国酒店。最终，美元基本上用来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或者用于投资美国。
中国的银行用美国政府的证券来备份，或者变成自己的货币储备。中国如今拥有大约四千二百亿美元的美国公债，占8%。日本持有12%。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持有另有的20%。美国个人和机构持有剩下的60%。
许多美国公司、机构和个人持有大量别国的债务，事实上，许多国家自己的外债比它们持有美国的债务高得多。
跟一些妖言惑众的言辞相反，中国人不会突然抛售他们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因为这些债券提供了许多银行储备。如果他们忙于大宗抛售，他们只会压低债券的价格，这样会摧毁他们自己的银行系统——他们很清楚这点。当中国人购买美国债券，美国投资者可以把更多资金投入美国更高回报率的生产性投资，因为他们不需要资助那么多美国政府债务。这样，中国持有美国政府债券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利。
中国人还是美国商业一个非常大的消费者，而且当他们购买产品，例如波音飞机，他们给美国人创造了许多高薪岗位(往往比那些丢失的纺织工人岗位要高)。中国人还是美国大的直接投资者。而且当他们做些像升级一家旧的迈阿密酒店等事情，他们为美国建筑和酒店业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而且让美国有了更好的酒店，对消费者对收税员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尽管有些政治煽动性妖言，但千万美国人(无论是田纳西的棉花农，波音的工人，迈阿密的酒店和建筑工人，或者可以获得较低成本押款的美国购房者)因那些在中国辛勤工作的人而过得更好。没错，一些美国纺织业工人丢掉了工作，但美国人花十五美元就买到了原本要二十五美元的棉裤，多出来的十美元用来支付餐饮或其他商品和服务，创造的工作岗位比失去的多。
美国现在已经接近充分就业，而且实际工资在上涨——证明了经济学家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更自由的贸易和投资创造更多和更高新岗位，同时降低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中国赢了，美国赢了，世界赢了——因此，别担心。(作者 Richard W. Rahn)
如果你在沃尔玛买这条棉裤花了十五美金，当中一些钱可能落入一名田纳西棉花农、一家美国棉花中介、一家棉花出口商、一家挪威船运公司以及一家中国纺织品公司手中。
如果沃尔玛是直接从中国公司那里购买的，它肯定要付钱给国际船运公司，把棉裤带到美国，付钱给它自己在美国的分销商和卡车司机，把棉裤收入仓库，然后付钱给店员，让他们展示和出售货物；此外，要支付库房和店铺费用、办公室管理费、卡车等等。但这还不是全部；中国的税务当局和美国联邦、国家及地方税务当局都会从你支付的十五美金中分一杯羹。因此，中国纺织品公司收棉花、准备布料和缝制棉裤的工作可能分不到当中的五美金。
假定 沃尔玛给中国公司五美元来买这条裤子，而中国公司需要给 美国的棉花供应商两美元来支付棉花费用。中国公司然后把剩下的三美元拿到中国的银行，以获得中国货币支付工人和当地费用。
那样中国的银行就有三美元。 一美元可能用来购买美国政府的证券。另外 一美元可能是给中国一家航空公司购买波音737的贷款。而且最后的 一美元可能贷给中国一家酒店公司，帮助他们购买和翻新迈阿密沙滩的一座美国酒店。最终，美元基本上用来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或者用于投资美国。
中国的银行用美国政府的证券来备份，或者变成自己的货币储备。中国如今拥有大约四千二百亿美元的美国公债，占8%。日本持有12%。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持有另有的20%。美国个人和机构持有剩下的60%。
许多美国公司、机构和个人持有大量别国的债务，事实上，许多国家自己的外债比它们持有美国的债务高得多。
跟一些妖言惑众的言辞相反，中国人不会突然抛售他们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因为这些债券提供了许多银行储备。如果他们忙于大宗抛售，他们只会压低债券的价格，这样会摧毁他们自己的银行系统——他们很清楚这点。当中国人购买美国债券，美国投资者可以把更多资金投入美国更高回报率的生产性投资，因为他们不需要资助那么多美国政府债务。这样，中国持有美国政府债券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利。
中国人还是美国商业一个非常大的消费者，而且当他们购买产品，例如波音飞机，他们给美国人创造了许多高薪岗位(往往比那些丢失的纺织工人岗位要高)。中国人还是美国大的直接投资者。而且当他们做些像升级一家旧的迈阿密酒店等事情，他们为美国建筑和酒店业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而且让美国有了更好的酒店，对消费者对收税员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尽管有些政治煽动性妖言，但千万美国人(无论是田纳西的棉花农，波音的工人，迈阿密的酒店和建筑工人，或者可以获得较低成本押款的美国购房者)因那些在中国辛勤工作的人而过得更好。没错，一些美国纺织业工人丢掉了工作，但美国人花十五美元就买到了原本要二十五美元的棉裤，多出来的十美元用来支付餐饮或其他商品和服务，创造的工作岗位比失去的多。
美国现在已经接近充分就业，而且实际工资在上涨——证明了经济学家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更自由的贸易和投资创造更多和更高新岗位，同时降低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中国赢了，美国赢了，世界赢了——因此，别担心。(作者 Richard W. Ra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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