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不甘心书房的知识分子

弗兰茨是典型的人文知识分子：天生聪颖，读书非常专心，二十岁就知道自己这一生是从书房到教室到图书馆到书房。他出了好几本书，专门研究十八九世纪德国的哲学和文学，在他的领域享有盛名。可是弗兰茨对自己的学术成就，虽然骄傲，却莫名其妙地自我贬低：我的书，发言等等算什么，不过是话而已！我的一切都不过是思考。他渴望通过行动改变世界。他对萨宾娜说，他觉得他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生活”。他似乎从来没想过他认为的“非真正的生活”——他一个人坐在图书馆里或书房里的写作和思考，其实就是他的生活。

 

他渴望与人们在一起改变社会。人，一个人都是孤独的，跟别人在一起的最大好处是感到集体的力量。这是弗兰茨热爱游行的原因之一。他喜欢跟人群在一起。在人群里他感到跟人们的联系。他在学生时代，当教授以后，参加了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参与的一切游行。欧洲的知识分子跟中国的准知识分子都有爱游行的传统。中国的准知识分子是那些还没有成为知识分子的大学生中学生们等等。他们都觉得游行能创造工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农民进城当工人，让工人送自己的孩子进大学出来当白领。他们不愿意考虑创造工作，建设工厂，无论什么样的工作，工厂，才是社会改变的动力。

 

他也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的斗争。哪里有人民的反抗，他就把注视的目光投向哪里。哪里有激进的革命，他就把倾慕的目光投向哪里。萨特、德里达、福柯、利奥塔、阿尔苏塞等法国知识分子都是革命的积极支持者。1972年，一组法国知识分子应邀访问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他们来到中国，对革命的中国惊异不止。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写了《中国妇女》一书，描述中国女性的革命。弗兰茨因此决定到柬埔寨边境去支持那里的人民反抗压迫的大游行。

 

甚至爱情——他们都爱被压迫的弱者。他爱上了萨宾娜，因为萨宾娜是从一个被占领的国家来的。“被压迫，被占领，屈辱”这里词汇，他都觉得万般神圣。我曾经遇见一个教授，他的妻子是一个中国蒙古族女性。我很惊奇，你怎么遇到一个蒙古族女性？他说，啊，我所教书的学校在八十年代开始对中国开放。我们从来没有过中国留学生。结果我们竟收到一份从呼和浩特来的申请信。学校非常好奇，派我到中国考察这位学生。我到这位学生家，她的姐姐正跟她丈夫闹矛盾，我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姐姐。她就是我的太太。我瞠目结舌：真浪漫！他笑：是，当时我可能爱上一切带有蒙古族印记的东西，只要不是汉族的，我都能爱上。我是专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

 

弗兰茨爱上了萨宾娜，却永远没有理解萨宾娜自由的个性和对媚俗的厌恶。

 

弗兰茨渴望与人群在一起，虽然没死在毫无结果的游行里，但是死在更毫无意义的街头的抢劫案里。他是来支持这些抢劫他的人才从日内瓦来的。可是这些他支持的被压迫的人民对他毫不留情。他的死，是对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积极支持被压迫人民的一个真正的反讽。

现在看来，五十年前那些支持非洲从殖民主义的手里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做对了吗？六十年前坚决支持红色中国的法国或欧美的知识分子，他们做对了吗？今天，我对极力表示不代表自己却代表其他弱势群体的知识分子，常常投去怀疑的目光。我不怀疑他们的真诚，但我怀疑他们的目的。他们到底是代表弱势群体还是从中寻找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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