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界的一些问题探讨

翻译的游击战与阵地战

这个说法是萧乾先生提出来的。

在翻译界，由于种种原因，有的译家是遇着什么就译什么，犹如东方打一枪，西放一炮的游击队；有的则是选准一个阵地，仔细侦查，充分准备，精心部署，持续进攻，犹如攻城拔地的攻坚部队。前者之中，有些人译了一两篇、一两本书以后便销声匿迹，有些人译作等身，但精品寥寥，也有人篇篇都是精品，可惜篇幅太少。后者之中，则名家甚多，如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傅雷之于巴尔扎克，张谷若之于哈代，李文俊之于福克纳，草婴之于托尔斯泰，英若诚之于阿瑟米勒，当然还有不少名家，均是选择一个目标，专心致志、深耕细作，对原作研究之深、译品质量之高，后人极难超越。

对阵地之理解，不要太偏狭。范围可大可小，例如，有人专攻报刊文章及新闻类，包括评论；有人专攻法律文书类；也有专译诗歌，散文，评论性文章的，如此等等，可以此类推。

广而言之，人生何尝不是一个个不同的阵地！同学们需考试的，也是一个阵地。四六级、专四、专八、翻译资格证书之各个级别，在你人生的不同阶段，均是不同的阵地。欲攻克该阵地，也需仔细侦查，充分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战线不可拉得太长，需集中优势兵力，毕其功于一役，不可存侥幸心理。

除此而外，应根据自己的爱好、优势选择一个阵地，深耕细作，终身不懈，纵使不能成为大家，亦必有所成就。

古人云：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其是之谓乎？

就我自己而言，目前选定美国当代犯罪小说（我国叫做“悬疑推理小说”）大师莉比•菲舍尔•赫尔曼的作品作为主攻的阵地，已经小有斩获，下面是2015年7月以来的战报（亚马逊上架）：

汪译赫尔曼01《谋杀鉴赏》，02《另类间谍》03《谜案鉴赏》04《加倍偿还》05《面纱与革命》！

另外，《凶案影像》将于12月初在亚马逊上架，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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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翻译是后殖民时代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对后殖民国家进行文化入侵的主要工具，其实质体现在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话语打压。翻译的归化策略使得这一文化入侵披上隐形的外衣，不过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也可以对翻译策略加以充分利用，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或抵抗性翻译来解殖民化。面对这种文化冲突和对抗，我们不能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尤其语言的杂合化，有利于本民族语言的发展，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翻译引进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的语言和文化时，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

 

以下内容是从王东风教授（北京大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文化研究）发表在翻译界权威期刊《中国翻译》上《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一文中总结而来。

后殖民研究是近年来人文学科领域里兴起的一个热门话题，与丰富多彩的后殖民研究文献相比，后殖民翻译研究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其成果寥寥无几，但后殖民理论独特的视角和犀利的批判锋芒已引起翻译研究者的强烈兴趣。

由于我国后殖民翻译研究才刚刚起步，而我国昔日的帝国辉煌和半殖民地的屈辱又给我们后殖民翻译研究留下了太多的历史疑问和空间，因此引进后殖民翻译研究范式对我们反思中国文化和翻译史，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后殖民主义”（Post colonialism）是起源于殖民主义经历和殖民主义终结之后的一种文化状况或文化研究状况；关注反映在语言、文化、法律、教育、政治等等方面与群体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尤其关注所有类别之间的差异性。

“后殖民主义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是一种文化理论，深受福柯（Faucault）权利话语理论的影响，发端于40、50和60年代的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得益于后来学术文化界研究的反霸权运动。

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成话语，它主要研究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以及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利身份等问题在后殖民语境中的新面目。

可以说，后殖民主义关心的是文化地位差异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权利斗争。但有关后殖民研究领域的界定一直颇有争议，通常有三种：

（1） 研究欧洲前殖民地独立后的情况，这些殖民地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如何应对和适应、抵抗或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遗存。在此，“后殖民”指殖民时代终结后的各种文化，所指历史时期大致是20世纪下半叶。

（2） 研究欧洲殖前民地自殖民时代以来的情况，这些殖民地被殖民以后如何应对、适应、抵抗或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遗存。在此，“后殖民”指殖民时代开始后的各种文化，所指历史时期始于16世纪，大致覆盖现代时期。

（3） 研究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权力关系：征服者文化（onqueror cultures）如何令被征服者屈从其意志，被殖民文化如何应对、适应、抵抗或克服这种政治高压。在此“后殖民”囊括我们在20世纪末对政治和文化关系所形成的观点，所指历史时期覆盖整个人类历史。

 

三种定义各有其针对性，但大多数翻译学家使用第一或第二种定义。

以往，学科划分妨碍来不同领域和方法论的互相借鉴。后殖民理论则摆脱了学科分野的束缚，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批评理论、历史、心理分析、政治学和哲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分析来自不同文本的行为，构筑了文化批评的新范式。

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该理论从后殖民视角反观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翻译行为，关注隐藏在译文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利斗争和权利运作。

认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利差异（power differentials），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平等对话，进而否定传统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平等、文化平等这类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论预设，最终否认追求意义对等或语义等值的翻译理想。

后殖民翻译理以权力差异为先导，借助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描写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翻译策略选择。

后殖民翻译理论最直接的理论基础是解构主义、多元系统论、描写主义、目的论和新历史主义。

与传统的翻译理论的结构主义范式不同，后殖民翻译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译本生成的外部制约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标文化的颠覆作用。

通过追问译本与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对译文偏离处进行考古式的文化发掘，解释译本生成的历史条件与权力关，以及翻译暴力的隐喻式存在。这正是传统的结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文本静态对比分析的盲点。

后殖民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视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利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视角是把翻译活动回置于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与此相比较，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则更像是实验室里的真空环境下对翻译文本作切片实验。

必须指出的是，后殖民理论以及由此衍生的后殖民翻译研究，作为当今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分歧，这主要与研究者们各自的政治立场有关。他们或采取欧美中心主义或文化霸权立场，或采取第三世界立场，或走这种路线。

中国学人在借鉴后殖民理论时，应特别警觉，因为从不同的立场审视同一问题，往往会得出不同甚至对立或相反的结论。就翻译理论而言，采取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究竟是对殖民化利，还是对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有利，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我们下面要涉及的问题。

中国翻译研究者在后殖民理论的镜像中，反观本土翻译问题时，应充分拓展阅读面，既不能只看第一世界学者趾高气扬的高谈阔论，无意中沦为文化霸权的同谋，也不能只看第三世界学者的愤世嫉俗，最终走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歧路。面对后殖民批评话语的色彩纷呈，我们应该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

解殖民化的翻译策略此时登上舞台，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指的是解除殖民化的有害影响，尤指解除殖民化状态下的集体自卑情节的渐进过程(Robison,1897:115)，也就是从被殖民走向独立的动态过程。

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被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运动摧毁后，以武装侵略为特征的殖民活动被后殖民的文化侵略所取代，因此在文化帝国主义时代，翻译便直接成了霸权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文化侵略的精神制导弹。

为了达到在精神上控制殖民地和后来的第三世界，霸权文化为这些民族国家所选择的待译文本，往往是像传奇或惊险小说这样通俗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可以在想想的认同中引发愉悦，却不能生成由高雅审美引发的那种超然的批评。

而这些译本所引入的英美价值观则，会培养一批西化且无视本土文化的精英读者群，使他们在充满诱人的自由、民主、博爱的基督教精神的情节中，不经意地落入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陷阱，不自觉地经历了思想“被翻译”的过程。

一大批所谓的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和黑皮白心人就是被翻译过去的文本。他们在与帝国主义强势文化的比照当中，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原始愚昧，甚至在后冷战的时期充当帝国在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从而在异国他乡成为一群迷失家园与身份的“少数族”(minority)。

可见，在帝国的殖民扩张和文化侵略中，翻译策略从来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或翻译技巧上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带有颠覆性的政治和文化侵略。

霸权文化并没有将在殖民地国家和后殖民时期的第三世界国家翻译和推销其经典著作和通俗小说所赚来的巨额利润，投入到引进和翻译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文本，在世界上英美文本的翻译输出量最大，而翻译输出量却最小。

这种不平等的文化贸易，本身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而英美便是在有限的翻译输入中，也始终没有忘记翻译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文化政治行为。因此无论是选择待译作品，还是选用翻译策略，都尽可能地贯彻归化方针。

与它们输往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的那些宣扬和巩固帝国统治的文本相比，它们输入帝国本土的文本往往是为了印证和巩固其霸权的价值观。

归化翻译（旧称“意义对意义”的翻译）是帝国的主要工具，因为这一翻译策略鼓励殖民大国（多指强势文化或霸权文化）将外国的文本翻译成他们自己的话语，从而消除文化差异。

在他们周围营造一个被同化的“同性缓冲区”(buffer zone)这样霸权文化的成员旧永远也不会接触到真正的差异。他们被策略性地保护起来，免于触新见异的困扰。

而且边缘文化成员则被迫未翻译而写作，为迎合霸权期待而预制他们的文化经验。这样多样性就从世界上被逐渐过滤掉了。

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亚非拉那些宣扬本族落后的影片或作品在国外屡屡获奖，而弘扬本族文化精华，尤其是弱小民族反抗霸权的“英雄”主义作品总是受到冷落。

这是因为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国家落后、愚昧、柔弱、逆来顺受、甚至女人气十足的形象才符合霸权文化的价值期待。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殖民地人民在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后，更有了解除、摆脱宗主国精神控制的要求，这是比体制变革更艰难的文化政治工程。

因此，在后殖民时期，随着国家体制解殖民化的过程，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为摆脱精神殖民地状态，也经历了艰苦的心理文化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翻译策略起了一定作用。

不少后殖民学者认为，在解殖民化的民族身份重塑和对后殖民时期霸权文化侵略的抵抗过程中，面向英美读者的异化翻译文本具有颠覆殖民意识形态的解殖民化的战略意义。

我们认为，解殖民化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文化，乃至心理过程。借助翻译策略的文化社会功能来颠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归化异化非此即彼那么简单。

任何翻译，无论表现为语言形式的归化异化，还是体现为价值取向的归化异化，都不可避免地会向目标语文化输入一种文化他性，都是一种文化侵略。

因此都会对目标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只不过异质成分的输入量不同，针对的目标文化不同所形成的颠覆力有所不同而已。

如果一个民族抵制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仅仅是为了保持其文化的纯洁性，或者是想要恢复前殖民(precolonial)时期所谓纯洁、淳朴的神话，就只能导致固步自封、画地为牢，即便逃脱了被殖民的命运，最终会因为缺乏外来新鲜血液提供的养分而自行衰朽枯萎，乃至毁灭。

因此，在后殖民的语境中，我们研究要注意避免狭隘民族意识的短见，避免偏狭、简单化和政治过激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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