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十年---林锐（二）

西电有个好传统，每年冬季举办一次全校性的“星火杯”学生科技作品竞赛。每届都有六七百件作品展示，低年级的学生看后无不热血沸腾，跃跃欲试。我很希望能 独立开发一套软件，参加本届“星火杯”竞赛。贾新章老师是研究集成电路可靠性的，见我如此热切，就让我开发“集成电路可靠性分析软件”。
我开始 一边研究数值算法，一边设计软件。从炎热的8月份到发冷的十一月，几乎天天通宵编程，程序很快增长到一万多行。在离竞赛还剩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出现了大量 的问题。不仅程序老是出错误，而且发现原先的算法并不有效。此时已经没人能够“救”我。贾老师不会编程，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程序上还是出在算法上（实质上 两者都有问题）。而那些懂软件开发的年青教师，实在看不明白我的上万行程序是如何组织的。他们只能悲伤地看着我挣扎。由于我经常逃课，好学生变成了坏学 生。系里意见极大，贾老师十分为难。不少老师和同学劝我赶紧“改邪归正”，放弃项目，不值得因小失大。
当时我有个无法动摇的信念：如果放弃一次，那么碰到下一个挫折时我就会继续放弃；如果坚持而成功，那么碰到下一个挑战时我会激励自己再取成功。
在压力面前，我依然坚挺。每当略有进展时，心里就一阵狂喜，但很快又会碰到新的困难，有时一坐就是20个小时。每天在喜悦的颠峰与苦恼的深渊之间反复折 腾。在竞赛前两天，我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软件研发，结果获得软件与论文两个二等奖。这个荣誉本身不值得一提，并且我付出很重的代价——对物理专业失去兴趣而 彻底抛弃了它。但那时我才19岁，在极限状态下，我磨练了意志，使我日后充满激情。
在本科四年级，我认识了微电子所的郝跃老师。他是数学博士， 是微电子所最有才华、最潇洒、最有领导风范的青年学者。我常去向他请教数学问题，他讲得意气风发，我听得如痴如醉。我俩一个月的“交流量”很多硕士花一年 时间也得不到。有一天，郝老师说：“你做我的学生吧。”我就毫不迟疑地从贾老师门下“跳槽”到郝老师门下。郝老师后来是我的硕士导师，他高兴时喜欢说： “好，很好，非常好！”我看着他升教授，升博导，升副校长，师生两人分别在各自的阶层中名声显赫。
在三四年级，我的专业课程没有一门及格过。但 由于微电子所的老师们已经认可了我，就把我的卷面成绩作为及格线，“水涨船高，水落船底”，我对同学们的帮助莫大于此！如果要我考研究生，我绝对考不上。 系主任安毓英觉得我将来很有前途，于是不顾别人反对，一锤定音让我免试读硕士研究生。
读硕士研究生时，我的科研条件相当好。导师十分开 明，任我自由发展。我最喜欢做的事是设计图形用户界面和开发数据可视化软件。图形软件的最大魅力是即便它毫无用处，你也可以自我欣赏。总有人担心“花很多 精力、物力让界面那么漂亮，图形那么逼真是否值得？”这种问题不能强求别人与你一致。我当时赞美女孩子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她和我的图形软件相提并论。
我喜欢设计用户界面是因为自己有相当好的美感。在读本科时我模仿过六七个流行软件的界面。那时期大家编程都用Turbo C 2.0，我伪造了一个 “Turbo C 2.6”。有个北大的博士生来实验室参观，看“Turbo C 2.6”后对我导师说：“郝老师，你们的工具比我们的先进多了”。
我常常向同学演示、卖弄自己开发的软件。觉得还不过瘾，就写了一篇名为“用户界面设计美学”的短文。凡是路过我实验室的同学都被我逮住，被迫听完我得意之 极的朗读，茫然者与痛苦者居多。不久我的朗读便所向披糜，闻声者逃之夭夭。这篇文章我6年后照搬到博士学位论文中，可见当初写时的确有所“超前”。
我的研究工作基本上以集成电路的数值计算为主，数值计算产生的一堆数据常把我搞得晕头转向。我发现用图形来表征、解释数据可以让自己不再迷糊下去，那感觉 就象刚睡醒时冲凉水一样。我硕士学位论文中的软件就是用图形来仿真集成电路生产过程中“缺陷”对成品率的影响。我并不是在看了学术论文后才开始研究可视化 技术的，我是在做了工作后才发现那些好玩的技术叫做“可视化”。由于我肚子里头的确有货，在硕士一年级，我没有使用“剪刀”与“浆糊”（这是很多人写书的 法宝），只化了三个月时间就写完第一本著作《微机科学可视化系统设计》。
我在读硕士期间的工作强度与本科时的相当，但工作方式有很大不同。我有了明确的目标：（1）开发自主版权的软件产品；（2）培养做领导的才能。这个目标可以通过团队工作，参加全国性大学生科技竞赛而实现。
我在西电成立了“可视创意软件小组”，马佩军、戴玉宏、马晓宇是我的主要技术伙伴，帮手很多。有几个漂亮的女生负责宣传（有一个长得像孟庭苇）。办公室里 贴满了标语，如“创造性的事业要靠激情来推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让春天消失”。还有大幅的“作战图”，倒计时牌。每个伙伴写了一张“军令状” 放在机器上，我迄今还记录着那些纯真、活泼、充满激情的文字。那是多么艰苦而幸福的日子，夜里放震耳欲聋的音乐、咬尖辣椒提神，有伙伴累得蹲在厕所里睡着 了。
在1994年和1995年的冬季，我们的软件作品分别获中国大学生应用科技发明大奖赛二等奖和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 奖。在西北地区，我们是“老大”。我成了西电学生的榜样，仰慕我的学生有一大批，我刚到浙大读博士时，收到一个西电计算机系学生的信，他说：“你走了，我 呆在西电没有意思，我准备考浙大的硕士生，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在硕士毕业前，我在鉴定表上这样写道：“我热爱科技事业，如同热爱生命一样。近5年的科研工作带给我最充实的生活，也寄托着我美好的向往。可我同时也感到了痛苦，因为5年来我耳闻目睹科研中太多的弄虚作假。我发誓做一名真实、正直、优秀的科技人员，以正身自勉。”
我在西电度过了幸福的6年半，最让我牵肠挂肚的是“吃”、“友情”和“爱情”。
当我第一次吃红红的和青青的辣椒时，“感动”得满脸是泪，那滋味让我觉得前17年白活了。我在读硕士时已经能自力更生，我开发的软件不仅竞赛获奖争了名 气，而且还挣了钱（卖了二十多份软件，平均每份挣500元）。写书得稿费7000元，那时我简直就是富翁。这些钱的小部分用来给女孩子买礼物，大部分用于 和与哥儿们吃香的喝辣的。
我相信自己已经尝遍了西安的小吃，并且发现了一个“秘密”：最好吃的东西都在地摊上，最香的东西一定是辣的，最辣的东西一定是香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在浙大的三年里很少再吃辣椒，因为怕它玷污我心目中的辣椒。
在我小时候，我爸很讨厌土豆（在困难时期他吃了太多的土豆），他竟然因此不让我吃土豆。我哪敢跟他论理，于是忍啊忍，一直忍到我上大学“远走高飞”。如果 说辣椒是我新交的女朋友，那么土豆就是我天生的命。我在西电经常用电炉（从来都没被抓住过）做“以土豆为核心”的菜，天长日久，朋友们干脆叫我“土豆”。
我吃饱土豆和辣椒后不免深思而感叹，人要是认认真真地吃，真的花不了多少钱，那些贪官究竟是怎么吃掉巨款的？我将来怎么吃得掉自己挣来的钱？
我在读中学与本科时，满头白发，脑袋可以当白炽灯泡用。当我硕士毕业再照镜子时，吓了一跳，白头发不见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种食物起的作用（估计是辣椒）。那些早生白发的小伙子们，你们就到西安上学吧。
马佩军是我在西电最早的朋友。刚入学时我们分到一个宿舍，他象国民党兵盘问良家妇女那样上下打量我，问：“喜欢干啥？”
我怯生生地回答：“打乒乓球。”
他再问：“什么风格。”
我答：“快球。”
他突然象阎锡山那样怪笑，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我喜欢，以后你就是我的朋友。我是陕西人，农民，会开拖拉机和卡车。这里是我的家，以后你有啥事，就对我吱一声。”
马佩军和我打乒乓球时口中念念有词：“哼！你对我狠，我对你更狠；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他好几次说要把世上最好吃的板栗送给我一袋，这一袋板栗我到现 在都没拿到。马佩军夜里极能侃，吹他家乡的人跑得快，常把野兔追断气。有时他吹得太离谱，常令我们6个舍友群起而攻之。为了把我们一举歼灭，他白天到图书 馆查“资料”，夜里再挑起事端。双方就象印度与巴基斯坦，常干两个秃子争一把梳子的事。
马佩军上大学前也没见过计算机，但他对计算机技术有极强 的领悟力。我们第一次上机时，他把我拉到打印机旁边说：“帮我防着管机房的，我要修理这台打印机”。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开始“肢解”打印机。我无比深 刻地体会到：歹徒在作案时都不害怕，最提心吊胆的就是那个放风的。他在5分钟内修好了打印机，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甘愿下次再跟他干“坏事”。
我们读本科和硕士时主要用DOS操作系统，那时期病毒泛滥。马佩军杀病毒不用软件，用手杀。看他杀病毒简直是一种享受：噼里啪啦地敲一阵子汇编命令，然后机器就好了。求救电话太多，他经常无怨无悔地带着那双铁手游荡于西电各个角落，却不知道编写个杀病毒软件来赚钱。
我一直认为马佩军是西电编程第一高手，他编程的时候根本不是人，是指针。之所以我的名气大，一是因为他不好名利，二是我把他的程序写上了我的名字（并且卖了不少钱）。
马佩军的女朋友是我介绍的，我一眼就看出她将嫁给他。后来俩人果真结婚了，只是他嫁给了她，现在他还有了一只“小马驹”。硕士毕业后，马佩军留在西电读 博。前年我再见到他时，他说我害死他了，快乐得要宰了我。马佩军在西电已经呆了十年，禀承了西电所有的优点与缺点——“很土但结实耐用”。我在西电时很土 气，离开西电后变得“半土不洋”。马佩军简直就是西电人自己的“兵马俑”，每次看到他或者想起他时，我就明白自己的“根”还在西电。我喜欢陕西人源于马佩 军。
宋任儒是我们的班长，也是班里最早的党员，满口仁义之道，比唐僧还让人受不了。在二年级时，我迷上一个比我大一岁有了男朋友的女同 学，多日沮丧。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跑去把那女同学教育了一通。苏联解体的时候他十分沉痛，在思想教育课上，他向我们作了深刻的检讨，好象是他没有管教好 戈尔巴乔夫那小子。最后他为我们点燃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联”将重新成为苏联，共产主义旗帜将继续在全世界飘扬。
在本科三四年级，他对跳舞十分入迷，连上厕所都滑翔而去。我那时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极少有空与他玩乐，等到本科毕业时，猛地发现他已经风度翩翩。
宋任儒在读本科时学习既不好也不差，我们从来没有合作研究过什么。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很有情趣，不落俗套，并且刚正不阿。也许，我俩本来就有相似的秉性，只是表现不同而已。
本科毕业时，他分到威海工作，走之前我为他饯行。可在硕士开学时，我的房门被人一脚踢开，他对我喊了一声“林子啊，我又回来了”。我就象祥林嫂见到了被狼叼走的孩子那样惊喜。
宋任儒读硕士时被发配到临憧771所，他在那里过上了乐不思蜀的日子。有一天，他带来两个看上去很文静的女孩子（一个读硕士，一个读本科）来串门。就在我 洗水果的几分钟里，三个人已玩得乐翻了天，两个女孩满屋子追他，一会儿把他按到桌子上打，一会按到床上打。我惊诧至极而又羡慕至极，恨不得挨打的人是我。 想不到上学竟然会有这等欢乐，看来我读硕士的日子白过了。
后来，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子嫁给了他。当他带她去见公婆时，公公长叹一声：“把儿子交给你，我就放心了。”而婆婆已乐得合不拢嘴，竟然无法叹气。
现在，宋任儒已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比我更早地成家立业。他和她既是夫妻，又象兄妹，还象伙伴。他叫她“聪聪”，她叫他“笨笨”。
“聪聪”问“笨笨”：“老公啊，人活着为了什么？”
“笨笨”答：“就是让咱们每天快快乐乐。”
我亲眼看到的幸福莫过于此。
我在大二时曾为系里学习最差的十几名同学办了补习班，谢伟在这个补习班里名列倒数前茅。在他睡懒觉时，我象催命鬼那样喊他捅他。他无比吃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就象软弱无力的举重运动员，还没有挺起来就趴下了。
他开始呻吟：“这一次就饶了我吧，下一次我一定，一定会去的，求你了。”
我不肯。
“那么让我再睡5分钟，”他不死心。
我仍不同意。
“那么你就从1数到10，要慢一点，”他讨价还价。
当我数到9时，他就接着数9.1,9.2,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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