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生路上是紧跟领导就会有回报
最近有的网友要我对武断的领导提出对策，我说其实中国人的领导都武断；只是因为修养差异不同而已。因为中国的任何一级领导，都要在下属面前装出一副样样是下属的导师模样；所以对领导低三下四，甚至是无知；则领导最高兴。如果你比领导高明，甚至指出领导的错误；那你在这个领导这里的人生路也就走到头了。因为中国任何人在领导那里，全部是等待领导（法官）裁决的人；领导高兴，你就有利；领导不高兴你就有罪了。
付出就会有回报，这是中国人传统教育人的经典；在加上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爱拼才会赢’的现代经典语言，激励了很多人为梦想而奋斗；然而一批又一批的失败者，似乎证明这些经典并不可靠。可是当我们对这些付出的失败者进行分析，却发现竟然同等条件下付出的失败者只能是那些远离领导者的人；后来再过细用等量付出去比对，发现社会不同群体的人竟然回报大相径庭；出现既得利益者基本是按与领导的亲疏程度所表现出的明显差别。
我有一个朋友，其实在科研上真的是一个天才；课题立项与出成果都是最棒的。但就是因为出自于一个没有背景的农民家庭，结果在‘社会关系大于天’的高级研究院；他永远是绿叶。结果他的成果使不少领导成功，有的还提了院士；而他永远只是课题的第六名（成果的前五名才是成果的拥有者并公布名字，后面的配合者不公布名字）。说实在的，自己出的成果不能使自己出名；他很憋屈，于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成果论文；这下捅了马蜂锅，于是各种方式的打击报复不断；最后只能离开了。因为你出了成果是领导的，这是国情；你想改变它，这是不可能的；谁叫你不是领导呢。
是啊！我们从中国的历史背景中同样也能发现，凡是对皇帝奴颜婢膝的却总是荣华富贵；而那些敢于直言的，有谁有好下场；这几乎是中国经久不息的定律。这个定律在今天依然还在起作用，与领导合拍的就能提拔；就连物质待遇等，也是领导才有分配权；自然也是那些能使领导高兴的人才能得到。我有一个朋友，本是一位国内外有知名度的专家；但就是不与领导拉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分房没有他的份；涨工资没有他的份，就连评高级职称还是没有他的份。他不服上告，你评职称总应该是以成果或学术论文为依据吧；而上级领导批示，评职称是专家学者们投票；决不是那一个人对你的打击报复。可实际是，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们全部是有行政职位的领导；你得罪领导人，会有人投你的票吗；所以上告依然还是没有用。等到市场经济一到，领导有选择用人权时；这样国内外知名人士还不是照样下岗了。
中国从来只对权力负责，而不是对真理负责；再加上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管理科学是一个相对真理；而自然科学却是绝对真理。因此自然科学如果冤屈有平反的一天，如哥白尼就是这样的科学家；而管理科学的冤屈是不可能有被平反的可能，因为管理科学的时效性很强；过了这个时间性，根本无法确认正确与否。所以很多人随和领导，但事后的确也无法确认领导正确与错误；结果领导们当然认为自己‘样样正确，事事英明’。
我们的确经常看到，中国的领导的确很不谦虚；从来说话就是指示。然而你如果看他们在他们的领导面前，你就明白了；因为他们是那样虔诚地接受指示，所以他们当然也要其下属象自己对上级领导一样虔诚；如果你有不服之心，你说你的领导能不气吗；领导生气了，你有什么好处；因为你的一切权利全部是领导随意掌握的，领导生气了；自然一切权利全部剥夺。领导高兴了，权利还可以任意多给。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都想要物质待遇多一些；那么你唯一的选择就是紧跟领导，不要违背领导的意志；如果你能把领导搞高兴，则你的物质待遇会更高；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不要不服气；有很多不服气的已经在人生路上受煎熬。
我当初在政府机关时，也是一个唯政治路线是问的人；却不知政府机关的政治路线是看领导，结果我与领导总不对应；只能离开。后来到了国有企业，我又成了一个为企业经济效益较真的人；自然领导又与我有矛盾了，我同样只能离开。到了股份制企业，我想为股东着想总是正确的吧；结果与经营层又产生了矛盾，我依然选择了离开。到了台资企业，我唯董事长与总经理是问；结果还是得罪了其它股东（在企业兼职的）人，自然离开又成了唯一的选择。后来到了外资企业，我不怕得罪中国的员工；竟然得到董事会与高层的器重。我是糊涂了，人生路上没有真理；你的领导就是你的真理，哪怕明知是错误的；因为你紧跟领导，失败的责任不需要你承担；而成功的利益却能共享。
当然，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领导太多了；我们不可能不分主次而追随，要学会分清谁是核心领导；更要学会往上三级的领导都要熟悉，在熟悉的过程中去找自己可依托的靠山。不要把宝押在一个领导身上，‘狡兔三窟’很经典；这也是我们应该留有后路的一手，而且还不能把自己暴露无遗；这很重要。
中国的人很累，因为我们没有统一的行为准则；我们要学会遇到什么样的领导后，去摸索领导的脾气；这样你才能投其所好。只有对领导投其所好，你才有权利的到来。
最近有的网友要我对武断的领导提出对策，我说其实中国人的领导都武断；只是因为修养差异不同而已。因为中国的任何一级领导，都要在下属面前装出一副样样是下属的导师模样；所以对领导低三下四，甚至是无知；则领导最高兴。如果你比领导高明，甚至指出领导的错误；那你在这个领导这里的人生路也就走到头了。因为中国任何人在领导那里，全部是等待领导（法官）裁决的人；领导高兴，你就有利；领导不高兴你就有罪了。
付出就会有回报，这是中国人传统教育人的经典；在加上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爱拼才会赢’的现代经典语言，激励了很多人为梦想而奋斗；然而一批又一批的失败者，似乎证明这些经典并不可靠。可是当我们对这些付出的失败者进行分析，却发现竟然同等条件下付出的失败者只能是那些远离领导者的人；后来再过细用等量付出去比对，发现社会不同群体的人竟然回报大相径庭；出现既得利益者基本是按与领导的亲疏程度所表现出的明显差别。
我有一个朋友，其实在科研上真的是一个天才；课题立项与出成果都是最棒的。但就是因为出自于一个没有背景的农民家庭，结果在‘社会关系大于天’的高级研究院；他永远是绿叶。结果他的成果使不少领导成功，有的还提了院士；而他永远只是课题的第六名（成果的前五名才是成果的拥有者并公布名字，后面的配合者不公布名字）。说实在的，自己出的成果不能使自己出名；他很憋屈，于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成果论文；这下捅了马蜂锅，于是各种方式的打击报复不断；最后只能离开了。因为你出了成果是领导的，这是国情；你想改变它，这是不可能的；谁叫你不是领导呢。
是啊！我们从中国的历史背景中同样也能发现，凡是对皇帝奴颜婢膝的却总是荣华富贵；而那些敢于直言的，有谁有好下场；这几乎是中国经久不息的定律。这个定律在今天依然还在起作用，与领导合拍的就能提拔；就连物质待遇等，也是领导才有分配权；自然也是那些能使领导高兴的人才能得到。我有一个朋友，本是一位国内外有知名度的专家；但就是不与领导拉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分房没有他的份；涨工资没有他的份，就连评高级职称还是没有他的份。他不服上告，你评职称总应该是以成果或学术论文为依据吧；而上级领导批示，评职称是专家学者们投票；决不是那一个人对你的打击报复。可实际是，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们全部是有行政职位的领导；你得罪领导人，会有人投你的票吗；所以上告依然还是没有用。等到市场经济一到，领导有选择用人权时；这样国内外知名人士还不是照样下岗了。
中国从来只对权力负责，而不是对真理负责；再加上管理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管理科学是一个相对真理；而自然科学却是绝对真理。因此自然科学如果冤屈有平反的一天，如哥白尼就是这样的科学家；而管理科学的冤屈是不可能有被平反的可能，因为管理科学的时效性很强；过了这个时间性，根本无法确认正确与否。所以很多人随和领导，但事后的确也无法确认领导正确与错误；结果领导们当然认为自己‘样样正确，事事英明’。
我们的确经常看到，中国的领导的确很不谦虚；从来说话就是指示。然而你如果看他们在他们的领导面前，你就明白了；因为他们是那样虔诚地接受指示，所以他们当然也要其下属象自己对上级领导一样虔诚；如果你有不服之心，你说你的领导能不气吗；领导生气了，你有什么好处；因为你的一切权利全部是领导随意掌握的，领导生气了；自然一切权利全部剥夺。领导高兴了，权利还可以任意多给。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都想要物质待遇多一些；那么你唯一的选择就是紧跟领导，不要违背领导的意志；如果你能把领导搞高兴，则你的物质待遇会更高；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不要不服气；有很多不服气的已经在人生路上受煎熬。
我当初在政府机关时，也是一个唯政治路线是问的人；却不知政府机关的政治路线是看领导，结果我与领导总不对应；只能离开。后来到了国有企业，我又成了一个为企业经济效益较真的人；自然领导又与我有矛盾了，我同样只能离开。到了股份制企业，我想为股东着想总是正确的吧；结果与经营层又产生了矛盾，我依然选择了离开。到了台资企业，我唯董事长与总经理是问；结果还是得罪了其它股东（在企业兼职的）人，自然离开又成了唯一的选择。后来到了外资企业，我不怕得罪中国的员工；竟然得到董事会与高层的器重。我是糊涂了，人生路上没有真理；你的领导就是你的真理，哪怕明知是错误的；因为你紧跟领导，失败的责任不需要你承担；而成功的利益却能共享。
当然，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领导太多了；我们不可能不分主次而追随，要学会分清谁是核心领导；更要学会往上三级的领导都要熟悉，在熟悉的过程中去找自己可依托的靠山。不要把宝押在一个领导身上，‘狡兔三窟’很经典；这也是我们应该留有后路的一手，而且还不能把自己暴露无遗；这很重要。
中国的人很累，因为我们没有统一的行为准则；我们要学会遇到什么样的领导后，去摸索领导的脾气；这样你才能投其所好。只有对领导投其所好，你才有权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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