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青年学者廉思领导的团队发布了中国第一份全国范围的蚁族生存报告。这份诸多调研者在历时半年的问卷调查基础上成型的实证报告，暴露出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式日益严峻、蚁族学历层次上升、流动性困难以及超半数否认其弱势地位等问题。
应该说，自2007年廉思等着力调研蚁族生存状况以来，蚁族问题就以一种独特而具现实的视角触动人们泪腺，并引爆舆论聚焦。事实上，蚁族问题并非近年来才凸显的一社会现象。本世纪初大部分走出大学校门的天之骄子都不同程度地有在城中村讨生活之经历，只是现在的蚁族已非往日之量级，成为了一个庞大且出现集体焦虑症状的社会不稳定之现象。
与蚁族式生存状况所对立的是，官二代、富二代等骄横跋扈的社会片段。这种极具视觉冲击的社会对垒现象，确实给人以社会阶层断裂之感知。从具体个案的是非曲直，我们予以同情并告慰，抑或义愤填膺般呵责。然而，基于社会善治之视角，我们反对标签化的身份对立之论述。标签化的身份鉴定，给人注入一种身份认同，并把社会撕裂成一个个群体性身份碎片，无益于社群融合。我们认为不论贫富还是职业，都不是身份之标签，不同人群首先是人，其次是社会人，都应具有公理性的普世价值观，都需尊重别人和被人尊重。
因此，当前这种试图引导或向蚁族群体注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典型个案式励志教育，其本身就承认社会存在阶层断裂式身份标签，把蚁族尚存的自信与自强不息之精神作为摆脱蚁族社群的动力，从而强化社会身份之对立。同样，认为蚁族生活是天之骄子走出校门必将历经的人生“磨难”，就必然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甚至空乏其身，这实质上是在灌输一种身份地位的扭曲性社会意识，是强化静态的社会阶层观，而无视社会流动性和机会平等之诉求。用个人之奋斗来治善社会现象，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问题。毕竟，尽管蚁族半数不认同其为弱势群体，但其事实上的弱势地位反映出的是其对个案性成功的渴望和对现实的焦虑、甚至无助。
显然，当前庞杂的蚁族群体效应，已无法用典型个案式的励志教育来规范出一条向上或向善的增长轨迹。作为一种亟待善导的社会现实，个人奋斗式的精神写照仅是偶发性的个人命运描绘，而非群体性的社会纠偏。蚁族的生存状况之改善需要的是社会性的疏通系统和规制，需要的是全局性地打开社会流动性阀门，尽快确立过程正义的制度性规范。
蚁族生存状况及其处境之难堪，本质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与劳动力结构性分布特征的社会性撕扯，是赶超式经济发展难以避免的社会性病灶。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工是蚁族式生存的主要受体，沿海开放和加工贸易的崛起使农村劳动力被动候鸟式跋涉于内地与沿海，既营造出了壮阔的春运现象，又催生出了农民工蚁族式生存。随着中国经济重工化、城市化的发展转向、大学扩招等，蚁族呈现出高学历化特征。显然，大学的不断扩招使劳动力市场出现高学历化相对过剩之境况，而农民工则出现了用工荒。
学界把这种现象解读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然而，民工荒和大学生蚁族生存及就业难并存，使刘易斯拐点缺乏说服力。一直以来农村常作为劳动力之富矿而被解读，但我们更认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既是工农政策剪刀差问题所致，又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务农劳动力的解放。近年来农村凸显的撂荒现象、农村老人妇女儿童化以及早些年农产品产值下降等特征，反映务农劳动力非农就业带有典型的政策导向性。如果综合这些现象考量，刘易斯拐点早就出现，而非近年才出现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可能现实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所能承载的劳动力是一定的，农业生产率低时单位产量上所更多劳动力。农业生产率提高解放出部分务农劳动力，而非农生产率低无法为农民提供足以使其背土离乡的激励，就出现了所谓的就业市场结构性问题。
同样，当前蚁族由农民工业态向高学历群体转型，反映的是大学扩招违背经济学规律——教育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过程，人为的大学扩招而经济在提供相应就业岗位下的力所不逮，自然就导致了教育投资的贬值，从而也就出现了高学历蚁族化状态。
因此，高学历蚁族化和农民工用工荒是人为对劳动力结构配置的扭曲，是教育和就业市场部分背离或丧失价格信号的突出反映。显然，刘易斯拐点权作为劳动力市场结构分布的断裂式调整是具有解释力的。
与此同时，高学历蚁族化隐潜着突出的制度性问题——社会缺乏有效的流通和就业市场的机会公平的缺失。当前之蚁族化大部分以缺乏社会资源和关系的大学生为主。这反映蚁族是一种社会身份壁垒下的弱势群体，而非潜势一族。显然，这种态势无法改善，不仅教育将被打上投资负收益之标签，经济也将受累。殊不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与中国政府积极普及基础教育等是分不开的。
由此可见，蚁族高学历化以残酷的现实理据发出告诫，市场自由是经济发展健康的必要前提，人为地调节劳动力分布结构和未能有效剔除社会流转的制度藩篱，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之疲态，并强化社会的身份认定加剧社会阶层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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