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概念属于历史范畴——信息化社会条件下，人类社会的生存样式与发展模式日益复杂多变，社会的关系与利益调整需求通常体现为大量涌现的信息与数据潮。关系、利益的变化与冲突可能在瞬间就已经形成并扩散，权力价值指向单一的“统治”和“管制”无法及时应对，致使对变化与冲突的协调机制失效。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此时会表现出双刃剑的特征，将这变化与冲突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向社会制度、组织各个层面扩散和传播，导致更加难以预知的后果。同时，人类身处新旧交替的历史过程之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构成了该时期文化层面的基本特征——这一切因素在时空上的复杂叠加和嵌套，使得“统治”和“管制”面对变化和混乱更加有心无力——信息化社会条件下的“蝴蝶效应”往往更加惊心动魄。
我们不能再用二十世纪的方式处理二十一世纪的问题。革新首当其冲的就是建立什么样的“治理范式”？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世界观具有海纳百川之特点，有着会通东西南北的特点。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独特个性。这一个性也体现在中华民族所处的独特的地理格局之中。以中国的地形看，自西向东，由高而低，体现了中国文化深层次的“山谷精神”，东向太平洋，则孕育者我们民族海纳百川的气魄。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是世界集大成的民族，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在多异域文化的吸纳与向四周的播化中完成自身整体性的凝聚。中国的世界观是天下观。这种天下世界观深深地熔铸在中国文化个性之中，所谓“以天下为己任”。
ITGov 中国IT治理研究中心要做的就是以天下责任为己任，基于中国文化创造天下治理新理念和框架。
二、基于中国文化的文化治理、组织治理与信息治理新框架（以下简称G3框架）
“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1924年4月20日)。
（一）提出G3框架的时代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西方思潮和技术以来，不管是中国还是国际上，众多批评者把中国描述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存在，甚至是一个没有启蒙的国家。这些负面的批判或“关爱”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打击了我们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自信心，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陷于思想和价值观的混乱以及思维和行为“自搏”的境遇中。
我们承认，西方管理的理念、方法、技术及工具手段当然是科学，因为所谓“科学”就是他们定义的，即便这就是科学的，但引进到中国来，也必然出现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复制别处的整个存在，于是那些引进过来的理念、方法、技术及工具手段就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土壤。况且，西方管理仅解决了对管理物的方法，而对人的管理、对人与物、对人与机的管理在出发点上和方向上都有问题。
仅以企业管理工具为例，那些淹没了我们的西方冠以科学光环的“速效良方”有：
Ø     顾客细分（Customer Segmentation） 
Ø     企业核心能力(Core Capability of Enterprise) 
Ø     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 
Ø     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
Ø     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CRM)  
Ø     业务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BPR） 
Ø     平衡记分卡(The Blanced ScoreCard,BSC) 
Ø     六西格玛(6σ) 
Ø     经济附加值增值分析(Economic Value Added,EVA) 
遗憾的是，正如许多管理者已经以自己和组织的亲身经历为代价发现，这些相对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案在复杂性、变化和多元化面前很小奏效。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不具有全面的整体性和系统观，而这正是中国思想的突出优势。在上述管理工具中即使是相对具有整体性的“平衡记分卡”，据说是财富500强企业中已有80%的企业在管理中引入平衡记分卡。我们也认为该方法在组织上表现出包容不同的观点，而实际上却要求使用者将机械的组织观点移植到更为广泛的活动之中。平衡记分卡考量不同的事情确是用相同的方法进行的。这种方法在组织中越深入越难以实施，并且将抑制组织的创新性。
再分析当下的全球经济危机。这个由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迅猛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与经济危机，此间有人说是政府监管的问题，有人说是金融市场的问题，虚拟经济的问题。事实上，后工业革命以来的诸多征兆，显示出人类正在走入一个发展的极限困境：“富足中的贫困，环境的恶化，对制度丧失信心，就业无保障，青年的异化，遗弃传统价值，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和经济混乱”这些包含着技术、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世界性的问题”，正在愈演愈烈。
我们考察一下这个困境吧。几位英国人可以作为起点：伊萨克.牛顿、约翰.洛克与亚当.斯密。
牛顿用三大运动规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将人们带入了他描绘的经典力学世界。在19世纪将相关原理引入电磁场等抽象的非力学领域后，伊萨克.牛顿的物理知识系统而成功地解释了中观世界背后的秘密，以致他的思想不仅成为人类随后数百年思考科学的方法论，更深入改造了人们思考社会问题的世界观与认识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不过是宇宙这台巨大钟表的部件，无声地啮合，精密地运行。一切潜在于未来的不确定因素都就此消失。在牛顿的世界体系里，一切都表现为可以测量和预期的运动与做功。
牛顿借助一个苹果的启示，发现了宇宙的全部奥秘。从此以后，对人类而言，只须按照科学所指出的那样生活，就可以明确地获得存在的意义。科学被认为是唯一值得信赖的知识形式和消除一切神秘现象并能够说明一切事物的武器。借用他的英国同胞罗素先生的比喻，就是科学、哲学与神学从未如此地贴近，从形而上学到日常应用，牛顿创造了一个完整封闭的世界体系。
牛顿告诉我们，一切都在运动着。在绝对的时空意义上，运动表现为量的变化。除非遇到终点，否则运动不会停息。所以，大胆地向前吧，让数字见证我们社会的增长——牛顿世界体系是如此地清晰、有力，以至于所有的理论都必须符合它的规定性。在牛顿的庇护下，人们尽可能放大主体的感受与理性作用，机械简化主客体关系，将客观世界的约束条件，做了历史的忽略。
借助清晰有力的牛顿，约翰.洛克用完全个人主义的“利益扩散理论”，为近代西×××治经济生活打造了理论基础。亚当.斯密则进一步向当时的人们交付了“自由市场交易”工具。他们率领众人在牛顿的世界体系中搭建了工业体系、医学体系、教育体系、政治体系等等一大堆的上层建筑。
从此，一种关注人类收支情况、产值和总量增长的“经济力学”观念，摆满社会发展的桌面。“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蔚然成风。由是刺激出200年的“内燃机”文明大发展，人类借助牛顿上天入地，屡创奇迹。人类进入到一个基于经济增长的“生产—消费”主旋律所构成的享乐主义时代。地球有限的物质资源和环境条件，被一个似乎无所不能的、崭新的、工业世界的巨大光环完全淹没。牛顿的世界体系在特定历史时代的巨大成功，带给人们对于技术发展极大的乐观主义与物欲横流的红尘世界。
伊萨克.牛顿开启了产业革命以来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刚刚走出中世纪教会桎梏的人们向牛顿充分宣泄着他们对理性的热爱。这在当时，从解放生产力，促进主体意识从宗教黑暗中启蒙的角度来看，具有无上的积极意义。但是，从更为长远的历史轨迹上考察，人类建立在私性基础上的发展蓝图，天生充满风险与坎坷。
事实上，工业革命以来，基于“冲突”而非“和谐”西方文化主导制定了全球的游戏规则，二百多年来人类有冲突的世界而没有和谐的天下，曾经支配世界的英国和正在支配世界的美国从来都只有国家理念，从来只考虑自己的国家利益，它们在管理世界方面从来都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更没有哲学上的合法性，因为它们的“世界思维”只不过是推广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把自己的价值观给予普遍化，单边主导全球的游戏规则。并不是说西方国家不思考世界，事实上它们总是在思考世界，但是，“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资本主义固有的制度性缺陷和文化世界观导致世界一直是“一乱生百乱，小乱生大乱”（赵汀阳.《天下体系》），屡屡爆发，势所难免。并且 “落后就要挨打”，可在西方单边主导制定的全球游戏规则里面，我们永远没有赢得机会。当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设定的"致富的×××"向上攀登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将要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之前，发达国家就会制造各种借口“踢开×××”(包括重新制定和修改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规则和标准)，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现已达到的高度。想一想近年来西方日盛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掠夺资源论”等谬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所遭遇的种种冠冕堂皇的不公平待遇，我们要说，世界是平的，我们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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