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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利尼亚克·领导修理你个文艺青年，还需要亲自动手？

2008-08-30 03:52:36 　　来自: 张佳玮 (上海) 　　1 　　　　 　　　　毛姆说，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和狄更斯，“这四位世上有过的最伟大的小说家，在其各自的语言中，文笔很差。”但他又解释说，伟大人物不一定需要好文笔。言下之意，胸襟、气质、思想、情节编制能力、文本的把握之类，更为重要。 　　　　 　　　　我的看法则是这样的：短篇小说需要语感和剪裁，长篇小说则大而化之，更需要野心和激情。巴尔扎克的激情写照就是拉斯蒂涅，满觉得自己可以做整个巴黎的仇人。 　　　　 　　　　19世纪的俄罗斯有无数的伟大长篇，相比而言，他们的短篇大师却并不那么多。托尔斯泰在19世纪50年代有过一些描写军队生活的中短篇，如果交给福楼拜，想必会砍掉其中2/3的篇幅。俄罗斯的大师大致是这样的：他们胸襟开阔，吐气如哮，粗线条，激情甚至野蛮——但是，除了有限的几位，比如契诃夫、巴别尔，很少有人兼具才情与剪裁的能力。 　　　　结果就是，任何一个俄罗斯大师都适合去当政论家、布道者或者行吟诗人。但短篇故事？那点空间根本容不下他们呼啸的大愿。 　　　　 　　　　2 　　　　 　　　　马尔克斯说，南美的任何一个小说家都必须兼任政治宣传者。环境使然。同理适用于俄罗斯。 　　　　 　　　　福楼拜会认为《悲惨世界》不合他的理想，因为“不够科学”。 　　　　而19世纪的俄罗斯大师们夸张得多。 　　　　 　　　　他们会彼此攻击“你丫写得不够真实”这类问题。指望他们哪位如梅里美般随心所欲涂抹加减一些小戏笔，颇不现实。19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大师们对现实主义及其一些条框的忠实遵循可谓举世无双。 　　　　但同时，果戈理却也写出了《鼻子》《烟囱魔鬼》这类魔幻的文本。 　　　　 　　　　如果考虑到屠格涅夫对《罗亭》结局的修改，大致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 　　　　 　　　　在一个出版和言论都不怎么自由的年代——陀斯妥耶夫斯基被流放时只能反复读《圣经》——俄罗斯小说家们表现得非常有原则。自由越少，他们越自省。他们生怕自己的小说没有现实意义，生怕自己的小说不够悲天悯人，生怕自己的小说太轻浮油滑。俄罗斯文学青年的责任感就是如此强大：他们咄咄逼人，充满战斗的意志和情绪，深明以文本做武器以教化人民、上启天智的真理。 　　　　 　　　　3 　　　　 　　　　白银时代的起止点似乎没有定论。一说到1917年，一说到1925年。短短几十年，俄罗斯诗歌界（任何一个俄罗斯人都有足够的激情和哀伤成为歌者或诗人）经历了多种风格的更迭。未来派，意象派，象征派，农民诗人。这里贴个宣言，那里出个标语，社团，领袖，打倒一种风格，举起另一面旗帜。诸如此类。 　　　　 　　　　很难想象皮利尼亚克在其中的感觉。 　　　　 　　　　这个小说家具有传统的俄罗斯优点——敏感、诗意，描写人物时的风格像谢德林，对心理上的描写则大有陀大师的风情。而且，有一些优点证明他生活在20世纪——文体的多样化、情节的绚丽穿插、一些不动声色的小技巧运用。 　　　　而且，相比于厚重呼啸的传统俄罗斯大师，或者与他同时代的简约至极的巴别尔，他恰好处于中间——一种克制但又悠长的抒情意愿。一个不够狡猾但更斑斓沉默的果戈理。 　　　　 　　　　4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出版了，暗示了斯大林害死伏龙芝将军的故事。当时的情况很有趣：反对派群起攻击，而斯大林却阻止了这种攻击——因为他不希望大众过于关心历史的真相。 　　　　（捎带说句，这篇里对于将军的描写几乎有20世纪后半叶南美那些小说里军事独裁者的模样） 　　　　 　　　　后来就是《红木》。一个俄罗斯内地小城的故事。“俄罗斯的镰仓”。非常果戈理。开笔规模甚大，但对每个人做完白描，此后便保持一种“继续发展”的模式。这一次，反对派继续蜂拥而起，而斯大林不拦了。 　　　　 　　　　于是被批判了，被逮捕了，和巴别尔的下场类似：枪决了。 　　　　 　　　　5 　　　　 　　　　在致他于死命的《红木》风波里，斯大林并没很积极的组织作家们攻击皮利尼亚克，他只是顺波推了一下。实际上，如果不是他收了一下，早在《不灭的月亮的故事》时，皮利尼亚克也许就已经死了。 　　　　 　　　　这就是好玩的地方：领导没有从上而下施压逼死小说家，他只是利用了某些撕咬小说家的势力。 　　　　 　　　　俄罗斯，如前所述。作家们充满了战斗的意念，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当这种奇怪的好斗情绪达到极端时，他们就有些见人就咬、非要把反对派踩在脚下——我承认，我写这句话时，想到了我接触过的一些群体——这种疯狂的战斗意志来自于狭隘的审美、非此即彼的排斥情绪。 　　　　当然，领导们默许并多少鼓励了这种倾向。 　　　　 　　　　所以，皮利尼亚克，也许是死于自己人的牙齿之下，就像被北京人民分而食之的袁崇焕。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这样的： 　　　　 　　　　许多时候，领导要修理一个文艺青年或一个文艺团体，根本不需要亲自动手。在一个狭隘、非此即彼、狂热的时势之中，借刀杀人是最容易的事。 　　　　 　　　　6 　　　　 　　　　关于皮利尼亚克及巴别尔，最后一段话。 　　　　 　　　　20世纪50年代，苏联某作家团杀奔美国。有位美国作家诚恳的问：“我很喜欢巴别尔的小说，他现在哪呢？”苏作家说：“他正在莫斯科写小说呢，不久有新作问世！” 　　　　 　　　　实际上，巴别尔和皮利尼亚克，如大家所知，这时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昆德拉《笑忘书》有这么一个_（您可以自己填个形容词）的情节：捷克的一号领导和二号领导在阳台上做造型，二号领导亲切的把自己的帽子给一号领导戴上，成为经典照片；当二号领导下去之后，这张照片里的二号领导也消失了（那时还没有PS技术）。而关于二号领导唯一的痕迹，就是一号领导头上那顶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