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扩大：转型中国不能继续承受之重

取消农业税，是中国自有皇权和中央政府存在以来开天辟地的一次“富民国策”，农民自然叫好，社会舆论也普遍予以高度评价。但是，在这一历史性创举背后，却是处在激烈转型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

这个被社会学家李强先生先生称为“丁字形社会”的大厦似乎要“断裂”了，坐落在八亿农民之上的那一“竖”似乎有了摇摇欲坠的感觉，而根源便是贫富差距几近失控。

事实上，政府致力于改善民生、重建公平、改变经济建设为纲已有数年了。但就在2007年初，还是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状况仍在迅速加剧，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空前的0.496，而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只有0.41，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只有0.33。

也就是说，我们在迅速地向基尼系数高达0.54的巴西等拉美国家靠拢，中国，大有“拉美化”趋势，即不仅拥有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也将拥有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这一点，我们从越来越多的富豪榜、越来越怪的“炫富”冲动，以及层出不穷的劳资纠纷、干群冲突和公民抗法行为等方面，都可看出端倪。

表现在市场经济高端领域，便是中国股市里拥有垄断资源的上市公司及其高管在“大牛市”获得了最大比例的财富增值，而“大散户”基金公司和普通散户们则在财富效应的促动下一次次掀起令人心悸的“抢钱高潮”。有证券报评论暗示说这是类似日本当年的“末日心态”使然，有人则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的又一次财富大分配。结果自然是“强者恒强”、贫者更甚。

当然，如果说2007年初学者的研究结果还不足以服人，特别是去年一年间政府也为了缩小贫富差距、调控经济过热做了不懈努力的话，那么我们便必须拿出新的调查结果来看待中国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这就像去年股市一样，毕竟，“大牛市”彻底断气之前，至少有接近50%的参与者是从中获得正收益的，所以还不能由此断言我去年初所说的“资本大革命”和“资本嗜血论”

然而，暂先撇开股市不论，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培林所长在2008年1月3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却明确地告诉我们，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民众的不满程度即社会紧张度也在不断提高。

李培林说，社科院计算GDP的增长，计算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当中，这个计算方式就像人民币投票一样，所有富人和穷人的收入都要计算在基数当中，然后加以平均化。但是，当计算群众的生活满意度的时候，这个投票的方式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它由人民币一元一票改成了按人口一人一票，所以整个发生了变化。

由此，李培林强调，中国要在警惕在宏观经济社会形势的一些数据较好的情况下，民众的不满程度也在提高。而不满的原因在于，“城市房价不断攀升、部分食品价格持续上涨、城乡市场所占份额不匹配和消费差距拉大。”这一提法既包含了众所周知的通胀因素，也包含了我国CPI计算法中几乎没有反映的房价飞涨等事关国计民生的核心要素。

其实，对此李强教授在最近的演讲中也有个说法。他在一个题为“和谐社会和和谐建设”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天无论是地区、城乡的收入分配来讲差距比较大。我也测算了一些，但是看到数据太大了，我也不愿意公布，因为很刺激人……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是资源的配置差异比较大，政治差异非常的大，可见差异本身有一个内在机制，中国目前是差异大了一些。前几天公布一个数据，一个姓杨的小女孩有数亿……”

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愿意公布”且“很刺激人”的收入差距数字，但即便李教授不讲出了，大家也知道，他说的“姓杨的小女孩”应该便是“2007年中国首富”——25岁的房地产大亨杨惠妍，而在这位年轻漂亮的女首富眼皮底下，便是近3亿每天生活费用低于1美元的特困人口。

据李强教授计算，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充其量也就占总人口的12%，亦即1.56亿（与股民基民总数接近）。而其余的88%的“底层群体”实在太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容易产生民粹主义”。我们看到，即便在社科院最新的蓝皮书中，也强调说：“从低收入群体看，生活压力依然较大，需要高度关注。”而目前，“低收入群体主要是城镇的下岗失业者和大部分农民，虽然近年来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相比而言，仍属于较贫困阶层。”

可以看出，尽管社科院的“低收入群体”和李强教授的“底层群体”有所出入，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当今中国建设所谓“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还为时尚早，就更遑论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理想中的“中产社会”了。因为在茅先生眼里，但凡有“***情结”的人都是和谐社会的对立面，根本不足以成为“中产阶级”的思想组分。

无疑，这位主流经济学家在财富之外的“中产阶级”划分法使得中国目前的中产队伍更小了——“先保护好富人”不仅如笔者所言，“犯了逻辑错误”，而且也让中产阶级稳定社会的主张遭到更广泛的质疑。这样的主张，在理论上行不通，在思想上理不清，在实践中便更会到处碰壁了。

综上所述，有一个结论是明确的，即中国社会已经接近于“拉美化”的临界点，贫富差距太大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发展不能承受之重。对此，学界虽有争论，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认识却是基本统一的。

这还不够，我以为更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再也不能重复过去“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路子，而单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节能减排”这样依旧是经济任务的国策上；中国，必须竭尽所能控制贫富悬殊程度的继续扩大，必须把塑造新的社会公平作为当前政府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惟其如此，我们才有望摆脱拉美化倾向，在中国真正培育出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为此，当前首要的任务有三项：一是通过体制改革和建设，扩大对暴富阶层的财税管理力度，实现财富流动的社会化回归；二是防止资产泡沫继续扩大，谨防权贵阶层通过新型+转轨的资本市场的漏洞，再度掠夺普通城镇居民的劳动所得；三，便是加大对最低等群体的扶持力度，在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关乎民生的领域对其实施倾斜政策。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郑杭生教授说的好。他说，好的社会激励机制是要 “使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尤其不能让低层的人民绝望。

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便首先不能再实质上放任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化，富人，要保护；穷人，要保护，但穷人更需要的，是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必需的社会扶持。否则，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里，资本便会吃人，“马太效应”便会蚕食政府和社会的所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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