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和中国古代的其他发明相比,它是惟一的体系完整、科学思想与操作技术完美结合的发明创造,又是惟一的继续发挥着功能并仍旧产生着影响的东方科学。和西医学相比,中医学从医学观、思维方式、理论构成皆大异其趋。因此,中医学的行进路线和学术大厦的形态完全不同于西医学。同是以防治人体疾病为目标的医学能有如此不同,关键在于中医学受易学的理论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中医学以有机论整体观审视人体,重点研究人体功能和变化过程而非实体结构;中医学重视人体的时间特性,以时间统摄空间,明显区别于西医学着重阐述人体空间,以空间统摄时间;在理论构建方面,中医以模型化的方式和西医、西方科学的公理化绝然不同。中医学的这些特色是受易学的影响而铸就的,正所谓医易同源,中医学的经典《黄帝内经》就是在《周易》的影响下结合医学实践而形成的。此后又随着医学实践的丰富不断援用新创生的易学理论而构建医学理论,在汉代象数易学爻辰说的影响下,中医发现了五运六气;在宋代易学图书学派盛论太极图时,明代中医学有几种命门学说的形成,呈现了中医学理论演化进程中“医易相关”的特征。
易学对中医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医学观念、医学理论和医学方法三个方面。
易学与中医学的有机论人体观
(为什么有的人得了糖尿病等西医比较棘手的大病,改变了生活环境以后,疾病不治自愈,就是这个原因)
在古代科学未分化以前,医学和易学源出一家。人体知识曾是易学素材之一,《易传·系辞》曾说:“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学把人体脏腑器官纳入易的框架,例如《易传·说卦》:“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身,离为目,艮为首,兑为口”,这是在巫术医学时代以占断病所循按的依据,可谓“医易同源”。(当然科学发达的现在也有巫医、易医,治病还挺厉害的)
中医藏象理论的构建就是象数易学运用于医学的体现。
《内经》里已经有“器”(《素问·六节藏象论》)、“官”(《素问·灵兰秘典论》)、脏腑等概念,但医家们对脏腑、经络、器官等除有“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灵枢·经水》)的“现象”认识之外,还采用了活体的、动态的、联系的观察方法,包括由表推里及由病理反推生理。《素问·五藏生成篇》说:“五藏之象可以类推”。此类推的有关论述是藏象理论中的意象。对活的生命,内部脏腑的功能不能直接观察或解剖而视之,但可用“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由我知彼,由表知里”(《灵枢·外揣》)的间接方法而达到“视其外应,以知内脏”。例如,汗出过多而心慌,可推出“汗为心之液”,因受寒尿多而推理为“寒气通于肾”等。《素问·玉机真藏论》所言之“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是由病理而推生理,该篇作者认识到有时只有在疾病情况下才能捕获到健康情况的信息。
藏象理论所论述的人体特征,也有因于法象者。古人把脏腑功能和四时等因素联系起来,如恽铁樵所言:“《内经》的五脏,是四时的五脏”,并包括方位、颜色等诸多因素,如肝的特征是:“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色苍”、“通于春气”、“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等,皆为法象。由是而知,《内经》的藏象,包括现象、意象、法象的综合,直观所见的脏腑是现象,形见于外可阅的功能论述援自意象,由于取法比类而论述的是法象。这表明藏象理论是解剖观察、临床实践和理论思维的综合,远远超越了脏腑。这也是中医和西医理论重大区别之一。
又因为比象取类的原型不同,仅《内经》中就有三种藏象。《灵枢·九宫八风》是人体脏腑和八卦对应,是为“八卦藏象”;在《素问·六节藏象论》中,有按六爻递进,把一年分为六节,对应六腑的六节藏象等。在《内经》中,最有价值的是五行全息藏象。《易经》的六十四卦已经具有全息的思维方式,认识到任何一卦,可有六十四卦的信息。《吕氏春秋》等也有人身有天地万物信息的思想。《内经》也多处详论了人身局部狭小区域内有五脏六腑的信息,如《灵枢》之《五色》、《大惑论》、《师传》等篇,这种局部和整体在功能或信息上有对应、同构和共效的关系为全息。又在西汉初的京房“纳甲”易学中,已经把阴阳、八卦、五行、五方、月相、天干等综合起来,建立了统一的象数模式,《内经》的几篇作者,如《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就是把纳甲的框架和藏象理论、全息思路结合起来,形成了五脏同五行、五数、五味、五色、五方、五季等体系的藏象理论,笔者称此为五行全息藏象论。这一理论不仅体现了人体有序性和整体最优化的原则,而且具有诊断和治疗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