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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红星新闻
文 | 宋昕泽 杜玉全 吴亦阳
2022年9月,一条名为“我是如何从专科到斯坦福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引发网友关注。
视频中,一位医学生回顾了他从专科学校一路逆袭,专升本后考上首都医科大学硕士、博士,现在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交流访问的经历。很多网友评论称“专升天”“真实的‘凡人修仙’传”“你的经历激励了我”。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这名医学生何世豪,以下是他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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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进入专科
从自暴自弃到全校前三
我叫何世豪,1995年出生,老家山东菏泽。2013年高中毕业到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读书。当时,我和周围同学没有两样,一块儿开心地玩儿,打打游戏,然后出去溜一溜。
读高中的时候,我比较爱玩,心思都用在玩游戏和看课外书上。班主任就和我说,你不好好学习就不要影响别人,坐到最后一排去吧。当时班上考试,我的名次基本就是全班的人数。高中时,我一直自暴自弃,学习上也没开窍。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爸是传染病专业的医生,2003年非典时他就在抗疫一线。春节时,医生需要值班,很多时候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或者我跟我妈两个人。那时就觉得医生职业比较伟大,所以我高考虽然只考了专科,依然选择了临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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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第一年,事情发生了转变。
我们宿舍8个人,加上隔壁宿舍,经常晚上十几个人开黑打游戏、看电影。一天,我在准备四六级考试,开着台灯学习。他们玩游戏、看恐怖片,说我开台灯影响到他们的气氛,就把我的灯给砸了。
平时还有同学看到我坐着学习,就把我的外科书拿起来扔掉,说“这么多内容你看什么呀”,甚至会把笔记撕了。当时闹得很不愉快。
专科第一次期末考的时候,我居然考了班级前10名,我们班里一共有102人。我觉得当时并没有付出特别大的努力,考试结果居然不错。
这两件事情让我觉得和周围人未来规划有些不一样,就决心要好好学习,此后考试一直位列全校前三。
专升本只有一次机会
考上只招100名学生的医学院
我们宿舍晚上是断电的,无法开灯,我唯一能学习的地方就是男厕所。厕所旁边的暖水器上有一盏长明灯。没有桌子,我就把脸盆扣过来当桌子用,借着光看内科、外科、英语四六级,为专升本做准备。
晚上很多人去厕所,看到我一个人抱着脸盆学习,是挺瘆人的一件事情。一开始大家都觉得我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但后来他们习惯了,晚上我不在那儿,他们还害怕呢。我晚上就在厕所学到四五点,所以他们就给我起外号“何五点”,到现在我视频平台的签名还是“要么五点睡,要么五点起”。当然,我绝不鼓励大家像我一样,还是白天高效学习比较好,我是没有办法。
当时专升本考试只有一次机会,不像高考、考研可以二战三战。山东医学专升本名额也比较少,比如泰山医学院招收100名学生,滨州医学院招收150名学生,济宁医学院可能招收300名学生,但报名的总共有七八千人。很多同学担心考不到全省前100名,就没有报泰山医学院。我对自己比较有信心,报名后顺利考上。2018年,完成了本科学业。
我现在是一名神经外科医学生。本科临床实习接触到神经外科,是看到了赵继宗院士主编的《神经外科学》的第一页。
我记得很清楚,赵院士提到,虽然脑疾病只占人类疾病总量的1.5%,但其总负担却高达23%,尤其是脑疾病的发病机制现在还不清楚。后面临床实习,发现神经外科不仅需要临床细致的观察、敏锐的思维、团队协作,还需要高精尖的科技。我还看过一部名为《实习医生格蕾》的美剧,片中男主角也是神经外科医生。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我选择神经外科作为考研深造方向,并决定报考中国神经外科最好的学校——首都医科大学。
考研得到很多支持
曾经比较冰的父子关系改善了
考研过程中,最初身边人并没有给予太多支持。我记得很清楚,和舍友一起吃饭时,他只有一个话题,就是劝我放弃。他说:“小何,能考上研究生就不错了。我们专升本的可能就两三个人能考上研究生,你还想考首都医科大学?”
当然,我也得到了很多支持。
第一个支持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填写考研志愿时,我发现中国大部分的高校,尤其是双一流名校,招生简章明确写了不接收第一学历为专科的临床医学学生报名。那几天,我用两个手机号,反复给首都医科大学研招办打电话,确定我有没有资格报名。研招办老师肯定了我具有报考资格。得到确认的那一刻我很感谢首医,作为神经外科亚洲第一的学校,能给我这么一个机会。
第二个支持则来自我爸。他留给我的一直是严肃、传统的父亲形象,我们关系比较冰。但考研,是他最支持我的一次。
考研笔试结束,我觉得考不上,就没有购买去北京复试的火车票。没想到我过了复试线,天坛医院让我去参加面试。当时我还在实习,也没请假,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爸二话没说,请年假开车带我去北京,一路开了十多个小时。
备战考研的一年里,我一直熬夜,凌晨3点多睡都算比较早的,早晨7点再起来学习。一直熬夜就导致我肝功能不太好,检查发现转氨酶超过200,正常应该不超过40。
早上,我爸带我吃豆浆油条,我见不得油腻的东西,一口都吃不下去。中午我爸带我吃肉馅的馄饨,我是又饿,又难受,又想吃。但刚吃完,我就去树边上呕吐。我爸走过来帮我拍背。那一周晚上他都不敢问我吃什么,给我买一些酸奶、橘子。他平时爱吸烟,那阵子也不吸了,怕熏得我睡不着。
后来我妈告诉我,我爸莫名其妙骂了她一顿。我爸说:“你不要再批评孩子学习不好什么的,太不容易了。如果考不上,你千万别批评他,到家做点儿好吃的。”
考研面试完哭了
教授“英雄不问出处”录取了我
考研面试时,我知道专升本学生的科研经历,和顶尖学校学生没有可比性。我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在于英语,所以当时我所有问题都是按英文准备的。
我印象很深,自我介绍的时候,可能我口语比较地道,原本低头打分的专家教授抬头看了看我。英语听力时,要求中文翻译,我不仅中文翻译完还用英文进行总结。后面教授问我脑膜瘤,我没有用中文说“脑膜瘤”,而是用英文“meningeoma”。
面试出来后,后面排队等待进考场的一名女生告诉我,我的脸色苍白,连嘴唇都没有一点血色,问我:“同学,你没事儿吧?”
面试完当场宣布录取结果时,我心跳得厉害。念到十几个人的时候,我想肯定考不上了,我完了,绝对考不上了。但是接着就听到:“何世豪,恭喜何世豪同学,你被王嵘教授录取了!”
当时我一下子就哭了。旁边的同学还用胳膊肘碰了碰我,递给我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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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硕士生导师王嵘教授是知名脑血管专家,我的师兄弟都是首医、北大等顶尖学校出身。王嵘教授“英雄不问出处”录取我,这几年认同我的付出,甚至让我去主导科研项目。可以说,王嵘教授是我最大的恩人。同样,我也非常感谢博士生导师赵元立教授,不仅给了我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而且他支持我选择的博士研究课题,让我继续深入地研究烟雾病。
烟雾病不仅很多医学生不知道,甚至很多基层医院的医生都不知道。通俗说,烟雾病是由于脑血管进行性狭窄或闭塞,代偿产生的新生血管在造影上就像烟雾一样,所以命名为烟雾病(Moyamoya disease)。但它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发病率比较高,可能导致儿童和中青年脑梗或脑出血,甚至危及生命。目前烟雾病还找不到明确的致病基因,很多临床治疗也不能痊愈。
我和5名师弟组成了一支年轻、有热情、致力于探究烟雾病发病机制的小队伍,我以他们为荣,他们也信任我、支持我的想法,即使我在旧金山,每周末我们也会开组会讨论新的实验发现,碰撞学术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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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斯坦福大学交流
立志成为下一代顶尖神经外科专家
2021年,我继续留在首都医科大学天坛医院读博,暑假我没有回家,而是去到延安山区和乡镇卫生院义诊服务。
与此同时,我的研究遇到瓶颈,想要去国外交流,我申请了多所学校。但是因为义诊工作繁忙,我错过了斯坦福大学的面试邀请,等我发现时,面试已经超时,只能马上回邮件说明情况。
好消息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回复我:“很高兴听闻你去山区义诊服务,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回北京的飞机上也在准备,在凌晨一点多参加了面试。斯坦福大学的专家很认同我之前发表的文章,认为我的学术背景有资格加入他们,我由此顺利通过面试。
当时,我已经收到“全球第一医院”梅奥医疗中心的邀请函。但我想跟随Gary K. Steinberg教授学习,他是斯坦福大学脑卒中协会的创始人和烟雾病中心主任,他对烟雾病的研究应该是世界上最深入的。
拿到斯坦福邀请函时,我由于连续几个通宵的准备,当时正在发烧,而同学们都去参加首医开学典礼了。我的喜悦无人分享,突然对自己过去的努力产生怀疑。一晃十年,每天高强度的学习,一路上所付出的努力,真的值得吗?但当我打开斯坦福神经外科官网,看到“Training the next leaders in neurosurgery”,也就是“培养下一代神经外科的领袖”的时候,我所有的痛苦,发烧、头疼、孤独,全部都过去了。如果我把目标定为神经外科领袖的话,那么我这十年的付出就都不算什么。一下子,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2022年8月,我来到旧金山。加入斯坦福神经外科后,我发现有许多专业名词没有听说过,虽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但是要学的还有很多。这一个月的时间,我每天都是第一个来到实验室,晚上12点多再回宿舍。最近已经完成训练,同时开始了两个烟雾病项目。能在斯坦福学习,我很幸运,希望我可以在这里突破自己的瓶颈,和团队一起在烟雾病发病机制的研究上取得新进展,早日回国为我国的医疗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最后,我想说的是,周围人可能会带有色眼镜来看待第一学历为专科的人。如果一个事情做不好,大家会说专科生嘛,做不好是正常的。所以,在我看来,专科生是绝对不允许失败的。我也是付出了200%的努力,才抓住了来之不易的机会。
看重第一学历,这是大家对高考努力的尊重,无可厚非。找工作时,我可能也会受限于第一学历。对此,我的想法是尽全力成为这个领域最好的之一。这也是我对第一学历不好的同学的建议,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记住你的热爱与遗憾,做应该做的努力,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晚,现在是你唯一的起点。
本文原标题《专科生逆袭成医学博士赴斯坦福大学深造 当事人自述:要么5点睡,要么5点起》,转载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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